这些场景也许是她们生活中的经历吧，也许是她们的想像。 “希望”这个字眼，现在让她们想起了平时注意到的一些现象，有些，也许是早就有过的愿望。总之，她们此时恨不得个个都是神笔马良，通过诗，她们的“希望”得到了安置。尽管夏令营之后，她们仍会回到目前简陋的生活安置点，继续震后的生活。
晚上，我拿着她们写的八首诗，与她们一起参加了联欢晚会。对她们的诗，我满意极了。从对诗完全没有概念，到写出这八首诗；我觉得这些女孩们聪明极了，重要 的是应该给予她们想像的空间。对她们的表演我也充满期待，虽然一听说要自已朗诵诗，她们开始再一次呻唤。但是当电视台前来录播时，她们却很乖地挨个朗诵， 可以说，全都朗诵得很好，没有娇揉造作，而是落落大方，又很纯真。
可惜的是，由于麦克风没准备好，面对现场的喧闹，她们的声音全被淹没了。我就像一个盼望桃李满天下的真正的教师，指望自已的学生能够压倒其他人，一举得奖。因此在那里跑前跑后，为她们最终没能展示出自已的才华而气得骂人。
没得到晚会奖品，但女孩们每人得到一包牛肉干，作为鼓励。让我吃惊的是，八个女孩一个接一个地跑到我面前来，把手上的牛肉干塞给我，然后又一个个跑了。顿 时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城市里的孩子们已很少有那么懂事了，更不知道什么叫感恩。他们得到的一切太容易了，因此觉得一切都天经地义。而这些灾区的孩子经此 大难，家破人亡，一贫如洗。别人的一点点关爱，她们就会珍惜和感谢。我突然一下觉得与她们有这样的缘份和感情，原来是我的福份。是她们给我带来一天（不只 一天）的快乐和享受，而不是我给她们。
晚会结束后，我们走出博物馆，准备回成都。这时，八个女孩突然一下从房里跑出来，围住我，她们一下就抱住我，把头埋进我的怀中，每个人都没说话，但是都把 我抱得紧紧地。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不知道该说什么，一直反复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以后继续写诗呵，写完以后就寄给我看呵”。后 来，在一旁的朋友朱成说：“你看，诗人就是不一样，简直有情有义的”。
我偷偷拿走了她们的诗歌原稿，打算收藏。可是“收藏意识”如此强烈的馆长樊建川，岂能罢休。就在我登上大巴时，被他追了出来。我只得悻悻地从我的包里，拿 出那些稿子来还给他。为了安慰我，樊建川答应给我一份原稿和其他的复印件。我就要了陈梓瑞的“假如我是神笔马良”，这份手稿，现在被贴在新白夜的手稿墙 上，与那些八十年代我保留的诗人手稿们挂在一起。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她也会成为诗人中的一个。
回来后好多天，我都想着这八个女孩，想起她们的诗，想起她们拥抱我时的那种质朴。更多的是想到：谁来为她们提供那些诗中的“希望”：“很大的馒头”、“抗 10级地震的房子”、“许许多多的蔬菜”、“神奇的彩虹、”“明亮的眼睛”、“将医生变好”、“到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谁是真正的神笔马良？是我 们这些在遥远的地方偶尔关心她们一下的人，还是当地政府？是那些行善的人，还是最终得靠她们自已？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思考、无法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