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凉犯简史
发布: 2009-11-05 23:36 | 作者: 海波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国民党五十四师的政工少将处长王超群特赦后成了我的忘年交。第一次见他，他正在看一本沈醉写的《我所认识的戴笠》。它基本满足了我想亲眼目睹共产党真正敌人到底是何等模样的愿望。他真有一副戴笠那样的马脸，神态似乎也像毛人凤，躯干部分倒有几分文人的清癯和儒雅。很快，他就去世了。
上苍手心里的糖果，看看便可。
地震来了，班主任一口咬定，那是工人阶级发明的巨型平板车经过。只有我一个人跑出教室。
我知道，隆隆的响声过后，一辈子，都将要生活在谬误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假若没有那些到处悬挂的高音喇叭，这样的死讯要晚几天才能到来。追悼会上，同学们先是痛哭，然后呕吐，这种事，胃是要作出反应的。我也吐了。
以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的身份，我回到村里。那是一九七八年。
之所以选择一家书店工作，是因为我急于告诫那些前来撕书的人，在这种事情上我会愤怒的。
祖母大约在一九八0年去世。
一九八二年，和叶辉交往频繁。我们两家算是世交，父辈都是解放初期的本地革命者。十岁时在一个院子里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仰着头一动不动。以为他正在目送一只飞越秋天的大鸟呢，我并未惊动一个把天空当作大海来翻阅的专注的孩子。
当我把舒婷和流沙河辗转寄给我的诗集递给他看时，好象他很不屑。确实，我们应该有个自己的东西了。《路轨》这个同仁刊物一九八二年底便呼之欲出。我负责刻蜡纸，祝龙给了它一个铁腥味的名字。祝龙，叶辉，海波，倪一斌，李为民，马亦军，海涛，小喆是最早成员。
文学与中国80年代，一如秘密升空的氢气球，在人群看不见的地方轻轻爆炸。
一九八三年九月四日，是叶辉与我相约去工人剧院观摩公审大会的日子，那天主要是处决青年犯人。由于我们坐在第一排，能够清楚地看见绝望的年轻人因为脖子被勒得很紧而不停地向外吐口水。将死的流氓兄弟，请别让你的唾沫碰动我瞳孔的快门，否则你将被记录。
一九八五年，我与一个国民党投诚士兵，后来从抗美援朝回国的战斗英雄的小女儿结婚。这个前炊事班的伙头军，如果不是那口随时背着的铁锅也早就牺牲了。尽管如此，有一次就地卧倒时没来得及收回胳膊，锋利的锅沿还是划伤了这个小个子。他其实是个幽默的老头，晚年他的“筷子理论”令我感动，当我不停使用经他认真清洗过的牙签时，他就会朝你微笑。
吝啬之人其实不是不愿付出，是付出后的深深悔恨。
毕竟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其瘦无比的前妻。
女儿出生于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她叫陈郊，同名极少。但也导致她二十几年来一直生活在各种城乡结合部，包括她最近要去的学校，依然是爱丁堡的郊区。
一九八五年，在《深圳青年报》的临时宿舍里见到徐敬亚，王小妮还在长春。这个穿西装戴棒球帽的东北人，像个寻找跑道的战斗机停靠在当地渔民为他准备的蚊帐旁气喘吁吁。我不仅仅把他看作一个诗歌批评家，他是稍纵即逝的中国文化复兴时期的杰出代言人，对抗寂静旷野的嘶吼者，用他那燃烧至蓝色的喉管。
在他的巨大热情与客观呈现的题旨下，《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于一九八八年正式出版。其实红皮书在八六年便开始了大量的编辑工作，海子和顾城的诗稿记得由徐敬亚直接从北京带来。默默的笔名之多也令人头痛，这个天才少年犹如一株病毒，无处不在。
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还不能用刺刀挑肉吃，但大规模的纸上叛乱已是漫山遍野。
不过，令我觉出江南文人气韵尚在蠕动的还是车前子，这个率真的苏州才子，居然在南大作家班的考场中递给我一支红塔山香烟，而他自己却吸昆明牌。于此之前只有鲁迅这么做过。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在安徽与江苏交界的一个小镇集市上被捕。
按照当时的法律，十二个字加两个感叹号，我获得了七年有期徒刑。法官把感叹号合并使用后，做出了该判决。
一九九0年四月二十六日前，大多数时间，我都生活在日本人建造的娃娃桥监狱。它既有世界上最光滑的石板路，也有世界上开锁速度最快的狱卒，连开三把锁用时三秒。这有实际功用：把死囚从睡梦中取走。
我免于挨打的原因很简单：利用鞋底痰渍努力去粘住过道里的烟头带到号房，让那个捏紧铁拳的牢头匆匆忙着造火去了。
妻子的被褥拖了很长时间才送到。当我从被子里发现一根针的时候，心中一阵狂喜，好一个烈妇，她想让我自杀。因为你要排队等一只分发下来的指甲钳几乎是不可能的，前面的犯人早就把它吞进腹中了。当然，这仅是一次女人的遗忘。
冬天到了，大衣又被一个死囚穿走了。他甚至想到要有所归还，但来不及，死亡之门开得太快。
由于拥挤不堪，连放屁都必须纳入日常管理，这个社会中，你只能放一些像丝线一样细的屁。总之，也是应对寒冷，我开始了一样体育活动，灵修——专注呼吸与意识关系的古老的自我静默训练。
到社渚农场，已经是一九九一年的上半年。
弟弟试探着带了些书给我，年轻警官看了一眼昆德拉的《玩笑》，又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小伙子笑了：幽默书籍、医术书籍对我的改造有利。他似乎还感谢了弟弟的良苦用心，只有一本《博尔赫斯文集》没被允许。
观念动物一直都居住在自己的尸体中。
天体物理学家方先生获准出境应该是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因为那天正好是女儿生日。
那年有趣的事情真多，岗楼上哨兵听几个江洋大盗聊天入了神，不小心枪掉在楼下，我以魔术师的身手把枪扔还给他，得到的回报是，在松动的围墙砖孔里，能不时取走一盒烟。
某些情况下，人类会自动更新交流方式。
为什么总是需要移动砖块来开启感官的欣悦之门呢？一九九0年除夕，二级警督的娇艳妻子和女儿要在我所在的中队畜牧场的大锅里沐浴，迎接农历新年。这细心的丈夫，先是清理了畜牧场，叉着腰把守着大门。但围墙外面，围墙外面已排起长队，这更像是犯人们的节日——只要你不发出声响，在那个早已准备好的孔洞里，你便可尽情观看那动人的少妇是如何舀起热水浇灌自己身体的，她在一年中的最后一天，终于发出了一声声快意的低吼。那些盗贼和骗子们也是一顿扫射，把仇恨和爱意丢失在围墙根下。
二级警督并非老鹰，他不能盯住所有小鸡。
真正那年能在外面世界过春节的，倒是个偷自行车的新疆人，他观察到电网实际上并不通电，于是顺着一根橡胶水管，带着他的假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被监禁的其实是狱卒。
经历了一次针对我的未遂暗害，一次血尿，十几次斗殴，蔬菜汤里吃到一只避孕套和父亲罹患晚期肝癌这些事情后，我被调至江苏省第二监狱（也称镇江模范监狱，以前主要关押国民党低级别战犯和历史反革命）。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解体之后，一九九一年九月四日，我进入监队参加集训。年龄最大的八十七岁，被判十三年。法官也俏皮，这意味着他必须活满一百岁。
监狱长翻烂了我的卷宗，最后差不多要得出结论了：此人不懂妥协，疑似疯子。
但那同来的五六十号人，他们，太恐惧了，我愿意为他们付出。其间认识了马少芳，一个更适合在广场演讲的口若悬河者。
一九九二年前，我仍然是个吃番茄的人，自从他们在监区的番茄地里处决过一个叫朱小玲的人犯后，我就不能吃了。后来又目睹一个癫痫病犯人吃过番茄洗脸时，居然淹死在面盆里，我都不能想起这种水果。
《劳改白皮书》的颁布，拯救了两个越狱犯的生命。凶恶的魏星和于文龙利用良好体能和器械辅助，藏身一辆维修完毕的大型客车的车肚底下，成功驰离监狱大门。今天，全中国任何一辆从监区驶出的车辆，都要亮一亮自己的肚皮。
人们总是通过小小创意来歌咏历史。
其时，父亲决定来这个他曾经候任公安局长的城市探望我。与他同时患病的病友们都离世了，他显得孤独，怀着一丝被死神抛弃的忧怨。
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时，我以为我将获释在即。错了。
父亲临终前十天，我被允许回到病床前探望他。回光返照的他一眼就认出了负责押送任务的保密局领导人昂科长，二十七年前的见习民警。把那昂科长吓得不轻，被一个垂死的人认出总是不好。
但是，父亲，谁都不能在时间的葬礼前死去。
仿佛我是这个国家的赃物，人们总是把我藏来藏去。
一九九三年十月，我被转移至离家乡最近的一所监狱——花山，三年后我将从那里获释。由于单独关押的需要，我住进了狱方只花几天时间搭起的两间房子，其中一间是劳动室，做做样子以应付检查。一个前共产党员中的贪污犯负责我的日常起居，同时代写思想汇报。
我对自己国家的挚爱，一定给狱方造成了某种困扰。
但仍然有人性急难耐，我养的鸭子被一个即将刑满的犯人给奸了，其馋无比的贪污犯照样把它烧的喷香地端上饭桌。只有一个人他不参加今晚这个飘荡着精子气息的盛宴。在傍晚到来前，昔日的监区扫盲班教员，手夹一支染了红墨水的粉笔，礼貌地和守卫在寒暄中离去。他才是史上最轻盈的越狱者。
一九九四年底，魏先生于河北省第一监狱获释，他穿着一套工装在《人民画报》（海外版）上正和什么人握手道别。我没什么感想，只是觉得应该治治那一嘴坏掉的牙齿了。监狱长目瞪口呆！灵修者！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应该是我出狱的日子，可是我一直睡到中午才醒来。
对不起，妈妈，我忘记拨回时针了。
自由，他将不在任何地方；但他将在任何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