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六斋丢了东西，就是我张育海干的。”我隔着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见他瘦高挑儿，背着破书包，双手插腰，几颗青春痘随着嘶喊在脸上跳跃。我回应说一凡不在，他这才骂咧咧走开。自打他勾上一凡，六斋从此不得安宁，大家嫌他痞，劝一凡少跟他来往。
他所在的高二二与我们高一五两班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属“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斋外，主要还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按张育海的说法：“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
要说他可是正牌好学生。学校曾实行免修制度，通过免修考试者可在自修室自学。期中数学考试，他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就交了卷还得了满分，除了数学还免修英文。“文革”期间，他主持数学改革研讨会，连特级教师张子锷都来了。他反客为主，在黑板上纵横勾连，眉飞色舞。若无社会巨变，他本来是块当教授的料。
除了功课好，打篮球、游泳、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绝——只见他嘴唇撮圆，用两腮每块肌肉控制气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问，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来一听这曲子就会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国，因车祸多年前身亡。母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独自把他们拉扯大了。
张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个有望升官的同学，“将来嘛，他会过得很殷实，不到四十岁就秃顶。”边说他边模仿那干部派头：懒洋洋陷在沙发里，俩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转动。
这高二二能量大，居然一下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牟志京主编的《中学文革报》，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另一份是张育海和几个同学办的《只把春来报》。这报名是他起的，用毛泽东诗句一语双关。第二期发表了他写的《论出身》，与遇罗克的《出身论》相呼应。相比之下，《中学文革报》影响大得多，波及全国，《只把春来报》也跟着沾光。我帮他们卖过报，沿街叫卖。人们一听是四中办的，又和出身有关，争相抢购。
高二二办报闹得满城风雨，高一五不甘落后，由一凡挑头，决定为大家做一个纪念章。设计方案是马恩列斯毛并列头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几个红字。用尽浑身解数，我们从七机部搞到最佳铝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艺术家设计，最后到珐琅厂制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却节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许把毛与四大领袖并列。
1967年深秋，高一五和高二二纠集了十几号人，前往永定门外珐琅厂。行动总指挥是张育海。打仗先布阵——史康成和郎放守在厂门口，骑车待命；从厂门口到车间沿途安插几个腿脚利索的，装成闲人。由一凡出面跟厂方交涉，张育海如影随形。威胁利诱无效，一凡恳求管模具的刘师傅冲个样品作纪念。刘师傅递过样品，张育海一把抢走模具，夺路而逃，几经转手传到大门口，史康成蹁腿上车，扬长而去。工人们边追边喊：“抓住那瘦高个儿，他是带头的……”张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厂方扣下三人质，却问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
在六斋胜利会师，七嘴八舌，从不同角度回放惊心动魄的一刻。张育海有点儿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斗牛士之歌》。
1968年秋，工宣队要隔离审查他，据说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有关。他仓促做出决定，先到云南农场落脚，然后参加缅共人民军。临行前他跟朋友告别时说，京城终归容他不得，与其如此，倒不如去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活个自在。
1969年春，他跨过边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同年夏天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1岁。他从缅甸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死后在知青中广为传抄。就在死前没几天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
我有一首《星光》是这样开始的：“分手的时候，/你对我说：别这样，/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你转身走去，/牵去了一盏星光。/星光伴着你，/消失在地平线上……”
很多年，一直有个漂亮高挑的女人，以“小四女友”的身份出入他母亲家。她告诉老人，她在等着张育海回来。
十
1965年，我刚进校门，四中成了北京市教育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高二二成了全校的重点，那里出了个反动学生牟志京。这一心理伤害有如巨大的阴影，催人早熟，使他们成为特殊的群体。
而牟志京本人早就从这阴影中跨出来。他生性乐观，思路敏捷且与众不同。按一个朋友的说法，他是从不说套话的人。他高颧骨，宽鼻梁，专心倾听别人说话。我去过他家。那是个温暖和睦的家庭：父亲在铁道研究院搞翻译，母亲是绘图员，他有个可爱的妹妹。
由于和同学交换日记看，被揭发出来作证据，于是他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倒并怎么不在乎，真正激怒他的是另一件事。“一天，我从操场踢球回到教室，”他后来跟我们说，“很多同学围观墙上一张小字报，我也探过头去，上面写着‘牟志京是爱情至上主义者’。我一下子就想到自杀，因为我不能允许别人践踏我的感情领域。当时兜里有两块多钱，我决定大吃大喝一段，然后自杀……”
按天性他不会自杀，再说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他去干。
他头一次听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感到震惊，马上到清华附中贴出批判的大字报。紧接着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他上台发言批对联，几个女红卫兵冲上来抢走话筒，并朝他脸上吐唾沫。几个在场的四中同学上台揭发他是反动学生。在四中组织的批判会上，他不仅不屈服，反而为另一个同学打抱不平，结果被杀气腾腾的刘辉宣打掉一颗门牙。
那年冬天，牟志京在街头看到《出身论》的小字报,通过上面地址找到遇罗文，谈得很投机，于是他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让此文广为人知。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其中《出身论》占了三个版面，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真正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他成了《中学文革报》的主笔。
18岁的主编牟志京，当时并不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他追述与遇罗克初次见面时的印象：“他相貌奇特，个子不高，背驼得厉害，脸色极苍白，深度近视，眼镜一圈一圈的，但目光犀利，声音洪亮，机智幽默……那时正是冬天，在他家住房边搭的称为‘冰窖’的小屋里，我感到非常温暖……”
《中学文革报》供不应求，不断加印。那一阵，四中门口挤满来自各地的人，焦虑与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们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开表态批评《出身论》。牟志京召开编辑会，说谁要是没有准备牺牲可马上退出。无人退缩，全体都留下来。
1968年年底遇罗克被捕。被捕前他对牟志京说：“我觉得对不起你，你这么年轻，我把你拖了进来。”最后他把一封 “致毛主席的信”托他保管。遗憾的是，此信在辗转藏匿中遗失了。
1975年秋，我和刘羽去五台山，路上把钱花光了。经大同回北京，我找到在铁路局当工人的牟志京借了五块钱，并在他们宿舍过夜。那天晚上，牟志京疯狂地拉着手风琴，他眯起眼咧开嘴，如醉如痴。
十一
赵京兴比我低一年级，却比我早熟得多。刚满18岁，他已通读过马恩列斯全集，仅《资本论》就读了六遍，精通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等西方经典哲学，并写下《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等书稿。在随革命退潮而兴起的读书热中，由师大女附中同学摘抄部分书稿，油印成册，在北京中学生中流传。还记得初读时我的震惊程度，虽说每个字认得，却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这个跟我同姓的家伙让我生气。
赵京兴出身贫寒。父亲是裁缝，平日穿缅裆裤，光脊梁，又黑又胖。一个与文化毫不沾边的家庭，居然出了这么个哲学家。
他公然反对“上山下乡运动”，并写大字报贴在学校。他认为，由于每亩地平均人口增加，必然加重农民负担，把城市危机转嫁给农民。他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原生物实验室召开的第二次批斗会上，主持人大喝道：“赵京兴，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泽东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赵京兴先引用马恩两卷集某页某段的一句话：“批判就是学习，批判就是革命”，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一一作了具体说明。
他的言论可谓石破惊天。比如“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比如“社会主义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步，就像火车头一样在那儿左右摇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伴随着人们的地下活动，将会出现新的历史舞台。”他在《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中写道：“要让商品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如此大逆不道，自然会招致种种处罚。
1968年年底，我在史康成家见到赵京兴的女友陶洛诵，她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白色连衣裙。至今还记得她说的一句话：“赵京兴不反毛主席。”和艰深的哲学笔记一起，还流传着陶洛诵情书中的字句：“少女面前站着一个18岁的哲学家。”
陶洛诵长得挺漂亮，却被百万庄一个号称“俊男美女鉴定专家”的人评为79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美女的标准是维纳斯，俊男的标准是大卫。
一凡和我在家练习气枪打靶，靶纸是冲洗报废的照片，背后垫着《红旗》杂志，为了回收气枪子弹。正赶上赵京兴托我们为陶洛诵放大标准照，于是顺手把一张废照片当靶纸。这事不知怎地传了出去。有一天，赵京兴来借书时说：“陶洛诵让我问问，你们是不是特别恨她？”
1968年冬，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格外寒冷。六斋越来越冷清，大多数住户先后去插队了。校园人迹稀少，大字报棚区空荡荡的，只有几张告示。
在一个小院里，有四个学生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其中包括赵京兴，他是公安部钦定的“要犯”。他总是笑眯眯的，埋头读书，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他的兴趣正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
除了赵京兴，还有我们班两个同学，一个是刘辉宣，一个是史康成，正好关隔壁。他们分别因宣扬或反对“血统论”而在押，殊途同归。看守是同学，睁一眼闭一眼。我常去看望史康成，给他送书或捎口信，碰见刘辉宣也打个招呼。他们四位相处融洽，早晚拢火，互相借用火钩子，顺便交流案情或读书心得。
1970年2月，赵京兴和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