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辽代的木头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苏联老大哥看来，也是自己的胜利。对胜利后城市建设和规划，他们天经地义地认为是自己的义务与权力。
      
       那时，承接下北京新市区设计的梁思成有些惶恐，自己是学建筑的，城市规划并非长项，因此请来曾在南京政府内政部营建司担任工程师的陈占祥共同商议。陈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两人一拍即合，心心相印。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向北京市当局递交了他们草拟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
      
       他们从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详加论证，认为从北京的长远发展考虑，应将新的行政中心区放在京城西郊；而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存有众多文化古迹的古都，应将它完整地保留下来。梁思成眼中，这座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在他组织编制的那份“简目”中，第一项要保存的文物就是整座北平城。
      
       “开辟新区，保护古城”的“梁陈方案”，一开始就遭到否决。苏联专家团作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提出，应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即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及东西长安街一线上。他们还认为，北京的工人太少，要把北京建成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以提高工人阶级的人口百分比。他们反驳了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认为那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梁思成据理力争，提出把北京行政中心建在旧城会导致大量的拆迁，造成更大的浪费；人们城外居住，城里上班，会造成跨区域的交通问题；北京也不宜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应该像美国的华盛顿一样，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建设新国家的蓝图得靠政治家描绘。早在建国前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策略，确定将来的北京除了是政治、文化中心外，还要发展为工业中心。一位领导人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苏联专家的方案充满了激情和憧憬，他兴奋地告诉北京市市长彭真说：“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
      
       不谙事理的梁思成不明不白地失败了。他留下一段箴言：“北京古城所承载的信息，不是皇帝个人以及封建王公大臣的，是全民族的，是勤劳聪明的中国人用砖石垒成的史书。现在，人们不懂得她的珍贵，把她大卸八块随意糟蹋，50年后，相信会有人后悔！”
      
       重任：兴奋激动不安中的每一天
      
       1950年5月，梁思成又卷入了一场“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他大声疾呼：“城墙不但不应拆除，且应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于作用，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有利的，仍为现代所重用的一座纪念性的古代工程。”他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这应该成为一个全长将近40公里的这么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环城公园。登上去之后，可以壮阔我们的胸襟，能够休息人民疲劳的筋骨，壮阔他们的胸襟，古老的城墙确实可以担负起新的使命。”这一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她坚定地站在丈夫一边，大声疾呼保护古城区，保护古城墙。但他们微弱的呼声被时代的强音淹没了。一些报刊甚至开始对梁思成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世界上最大的城墙被拆除了，梁思成唯一能做的只是多看几眼。这位出身名门留学美国的建筑家有时也怀疑自己，是不是血液中出了问题，是不是受的教育中毒太深？
      
       共和国需要自己的专家学者。1950年6月30日，林徽因主持清华营建系师生设计的方案被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选定为国徽，当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通过时，被特邀列席这次会议的林徽因无比激动地目睹了这一历史时刻。
      
       1952年，梁思成担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简称“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主持人，林徽因也被任命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梁思成几次生病住院，但他仍与夫人一起对纪念碑的设计作了无数次的方案修改，核心问题是寻找一种体现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的建筑形式。冥思苦想中，灵感如电光石火，骤然降临。1939年秋，梁思成曾带领营造学社的同事从昆明入川，沿着岷江、嘉陵江考察，他们兴奋地发现了四川遗存的汉阙——那是汉代建于宫殿、祠庙、陵墓门侧的一种石砌建筑，状如碑，上覆檐，檐下多有斗拱……于是，他提出纪念碑的设计可参考借鉴汉阙的造型，并一致获得了通过。林徽因与助手关肇邺一起，认真推敲，反复研究，先后画了数百张草图，终于完成了纪念碑须弥座的图案设计和碑身的全套纹饰。回忆那段日子，梁思成曾自豪地说：“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高兴愉快的一天。”
      
       北京城的破旧立新正突飞猛进。建设单位为了改善城内的东西交通状况，准备拆毁位于古城中心的团城，以便把马路修得一平二直。中国向有临水筑台的传统，如秦代长乐宫有鸿台，三国时曹操筑铜雀台，南朝金陵建凤凰台等，但这些古迹早已不存，仅见史载。唯有这座团城古台还存活在世上，而今又要遭遇不测。忧心忡忡的梁思成首先苦口婆心地说服了苏联专家，但一些行政领导却坚持非拆不可。温文尔雅的梁思成一改平素的书生气，竟冲天一怒，拍案而起。他离开会场，径直去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恳切陈词。周恩来终为所动，亲到现场勘查，最终保住了团城。
      
       梁思成的“上谏”却遭致更猛烈的风雨。北京市委常委郑天翔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另建“新北京”是“错误思想”。这年5月4日，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请示中央：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同年5月9日，方案照准。
      
       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后来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
      
       大屋顶：一块辽代的木头
      
       老北京旧貌不存，一幢幢高楼在主城区拔地而起。梁思成只好退而求其次，他提出旧城内建新楼，须加盖中国式的“大屋顶”。历史是一条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长河。他希望通过“大屋顶”体现“中国建筑的轮廓”，保存一点点历史的基因。
      
       1955年，一场冲着梁思成“大屋顶”而来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愈演愈烈。一篇发表在《文艺报》上题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的错误》的文章写道：“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做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看齐。”
      
       心力交瘁的梁思成终于住进同仁医院，成了住在林徽因病房隔壁的“病友”。4月1日，他眼看着爱妻林徽因撒手离去，万念俱灰。林徽因追悼会在北京贤良寺举行，气氛低调冷清。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二区。人们将她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设计的花圈图案的样稿也刻在她的墓碑前，以纪念这位杰出的女性。
      
       这年5月27日，梁思成写检讨反思：“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翻了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我像一个对学校没有信心的母亲一样，‘不放心’把自己的‘宠儿’建筑交给党……”
      
       1956年2月6日，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的梁思成，托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转呈一封信，表达了入党的愿望。信中说：“一个多月以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陪同您坐在宴会席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毛泽东见信甚感欣慰，明确表示支持梁的入党申请。
      
       这件事的最终实现，尽管还有两年多的考验过程，但却使梁思成逃过一劫。1957年的“引蛇出洞”，设计师陈占祥在“一切以人民的名义”下，被打成右派。免遭厄运的梁思成却从此选择了沉默。
      
       梁思成说过，“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也许梁思成没有料到，在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建筑师也同样不能独善其身。一次，梁思成听说河北宝坻县一座自己曾勘察过的辽代古庙被拆毁后，大为慨叹：“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