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四柱倾一;地崩西南。水旱从人、世少饥馑的天府之国西北,群山逶迤,岷江自北而南穿城而过的秀丽小城汶川,发生了当地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地震。
我的笔力实在太过纤弱,无法写出这场惊天之灾的万千惨景,与绝地相救的种种悲壮,何况我远在万里之外。我只能选取几个词语,以及和它们相关的若干场景,写出我心中的那份感动,与哀伤。
苹 果
我院子里的苹果树,今年花季错乱。在隆冬十二月里,它绽放出第一粒花骨朵儿。到了正该开花的仲春时节,它再也开不出任何花了,代之而起的是十几颗小苹果。
汶川是产苹果的地方。在岷江两岸的山坳里,时常可见果园。那里的人出山,往往带一两箱苹果,往成都,或是重庆,送给亲友,是既体面,又独特的礼物。十几块钱的东西,又红又亮,甜脆多汁,看着就欢喜人。如果是进了城,这点钱,买任何礼物都拿不出手啊。
那天,我接到了电话,是汶川的周辉枝打来的,说自己从山里出来,带了一箱苹果给我,叫我到他住的招待所去拿。山里人的礼兴,难不成让人家再坐长途汽车,搬回家去?于是,我骑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口袋里揣着一根绳子,赶往城郊的小招待所。
到了那里,发现我办公室的同事李先生,也在那里,拿他的那一箱苹果。李与我共事多年,是这家省报文学副刊的两位编辑。我们的关系,介于同事和朋友之间。
那些年,偶尔,我们会编发一两篇周辉枝的小小说,或是散文。对于偏远山区县文化馆的这位创作辅导员来说,这是不小的成绩,关乎他的饭碗、奖金、在学员中的地位。他有时到城里来,也会找到我的家门。简陋的屋子里,我以简单的饭菜款待他,他每次都会带给我一点山货:板栗或核桃。他是一个年长于我近二十岁的山里人,文化程度不高,能够在县文化馆谋个国家干部的铁饭碗,他知足得很。有一段时间,他筹到了一笔赞助款,还办过一个县级内部文化刊物,刊名就叫《岷江》,也算是当了一回主编。
同事李先生是打的来取走那箱苹果的。见我在往破自行车上捆纸箱子,李先生说:“放到出租车上吧,我给你送到家里去。”我笑了笑,挥手示意他先走。一箱十几块钱的苹果,来回的出租车费,少说也要三十多元,不划算。
从这个角度说,我还是一个乡下人。我觉得,还是用自行车去驮那箱苹果,穿过整个成都,更珍惜情谊一些。毕竟,一路上的香气,飘散在蓉城的小巷里。
汶川的周辉枝,祈望你和你的家人,幸存下来。
人 情
杨健鹰是写诗的,后来不写了。他和我同年,属虎,或许,小一岁,那就属兔。他从绵竹到成都来谋职时,曾来找过我。那时,我住在两间大约只有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刚生了儿子,空间局促,手头也紧。
诗友来了,便饭招待还是推脱不了的。去街头的卤菜店,切一斤猪头肉,菜市场买几样蔬菜、豆腐之类,杂货店顺便带一瓶“韩滩液”,一块五一瓶。吃、喝、慷慨激昂之后,微醺微醉之后,便安排他在客厅的沙发上下榻。屋子里是没有卫生间的,夜间小起,得下三楼,去角落里那个肮脏不堪的公共厕所解决。
第二天起床,发现他已经不知去向。书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宝林,谢谢款待。恭喜你生了儿子。这点钱,是我的心意。”三张十元的钞票,放在纸条上面。
在八○年代末期,再添十元钱,可以支付一个月子保姆一个月的工资。
绵竹是中国的年画之乡。不久,我所在的报纸副刊部,组织到绵竹参观这一四川民间文化的奇迹。我找到杨健鹰,正巧,他生了孩子,是男是女我已经忘记了。我们坐在一条小河边的草地上喝啤酒。我掏出五十块钱来,硬塞给他,作为喜钱。
在民间,这叫“还情”。书面语,则是“礼尚往来”,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
正是因为这寻常的一来一往,他成了我联系虽少,却常在念中的朋友。
我多么期望,那些倒塌的废墟中,没有任何人的孩子,尤其没有他的孩子。
坏 蛋
钟正林也是写诗的,在什邡的一所中学里任教,比我略小一些。他很尊敬我,写信、投稿,都是“老师长”、“老师短”的。他曾和什邡的几位写诗的朋友,请我去玩。虽然,有新生的儿子牵扯着,我在一个周日,还是坐上长途汽车,到三小时车程外的什邡,和他们聚会。
走到半路上,车上上来了几个年轻人。他们用目光搜索了一遍,径直走到我的身边,问我:“您是不是川报的程老师?”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那时,既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他们写来一封信,邀请我某天去他们那里做客,我就傻傻地自掏腰包,坐长途汽车,去见几个诗歌作者。
那天,我们玩得很愉快。其中一位诗友,是一家乡镇磷肥厂的办公室主任,“午宴”就设在厂食堂里。饭后我们还打了乒乓球。
可气的是,不久,我就收到了乡场上一位诗歌作者的来信。他问:“您上次到我家住了两天,招待不周。您带走的诗稿,审读了没有?”
我很糊涂:自己去什邡,当日去,当日回,并没有进谁的家门啊?
原来,钟正林提着一个黑色的提包,到了开杂货店的这位诗友家,冒充我,骗了两天的吃喝,临走,装模作样地拿走了那个作者的一叠诗稿。
后来,钟正林拿着一包什邡产的茶叶,到编辑部来向我道歉。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这个恶作剧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混几瓶免费的啤酒而已。我原谅了他,同时,也暗自有些得意。
当什邡成为危城的时候,你在哪里,坏坏的钟老师?
乳 房
在美国的部分州,曾发生过在我看来不免荒诞的立法争论:禁止在公共场所哺乳。有人说,妇女在公共场所,敞开胸怀喂婴儿,涉嫌“性骚扰”。这些人建议:到卫生间去奶孩子。反驳者说:“你是在厕所里吃饭的吗?为什么要让婴儿到厕所里吃奶?”
“哺乳”是文雅的书面语,在我们乡下,产妇们对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出丰硕、白皙的乳房,喂养小宝宝,丝毫也没有羞涩之情。乡下妇女,对于胳膊、大腿的裸露,相当敏感。除了下田劳动,他们绝不会光着胳膊和腿,在村子里走动。那是要遭人戳脊梁的事情。但乳房却是例外。少年时代,在田里劳动,时常可以见到,奶奶抱着宝宝,走到正在插秧或割稻的田边,当妈的就挺着、摆动着充满乳汁的乳房,走到田埂上,一屁股坐下,解开对襟的衣扣,将乳头塞进宝宝的嘴里。讲究些的女人,会稍稍侧过身子,将乳房略微避开男人的视线;更泼辣些的,就那样对着劳动的男女老幼。有爱开荤玩笑的男人,会用邪里邪气的眼睛盯着那只雪白的乳房,不阴不阳地说:“我也饿了。待会儿让我也来一口!”
女人头都不抬,话就飞出去了:“回去找你娘去!”
田里“哗”地就笑成了一片。
在我还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十多岁男孩时,我看见过村里,几乎所有产妇的乳房。有时候,被野蜂螫了一口,手肿得像馒头,奶奶就说:去找村西的刘嫂,让她用乳汁给你擦擦。于是,半低着头,找到刘嫂,口里含糊着说明来意。刘嫂哈哈笑道:“小男孩子,倒懂得羞了。嘴里含了萝卜?话也说不清!”一边说,一边解开胸口。我看见,她的衣襟前,永远有两块铜钱大小的地方,对称地濡湿着,那是饱满的乳汁渗了出来。
当我看到来自江油的女警察蒋晓娟,用她圆润饱满、肌肤细腻的乳房,喂养灾民的宝宝,且面对镜头,神色如常时,我只能用我的一句诗来赞美:“乳房是美丽的。”它的圣洁,语言无力表达。
可 乐
“可乐”,是“可口可乐”的简称。在中国大陆,如果谁还费力地说这四个字,就是土气了。
被埋在地下达八十小时的少年薛枭,名字有点怪。我还从来不曾见过谁将这个带点强悍之气的“枭”字用在名字中。在漫长的救援过程中,他和救援者,互相承诺,获救后用可乐和冰糕款待对方。
因此,当他被从废墟里抬出来后,躺在担架上,他说了这样一句令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都破涕为笑、哭笑不得、爱恨交加的话:
“叔叔,我要喝可乐,冰冻的!”
也许,对一瓶冰冻可乐的渴望,是支撑他顽强活下来的精神支柱之一。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老板,听到这个中国被困少年获救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了吗?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又该如何解读这句话里丰富的文化与情感内涵呢?
让中国的孩子们,更全面、更真切地了解那个诞生可口可乐的国家,既不将她说成是天堂,也不将她描绘成地狱。她是人间,一个和我们很不相同的国家,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幸亏有她。
畜 生
一队军人走在巨石挡路的山道上。记者遇见了一位年约六十岁的男子,一位老实淳朴的乡民。
记者问他:“你是刚从山上撤下来的吗?”
老农说:“不是。我是昨天赶回家的,回去放畜牲,把猪儿、牛放出来。”
突然觉得,这个老农,好像我去世多年的爷爷。
大难来临,畜牲,也在农民的心里。所以,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将它们放出来,在田野里游荡,找一条生路。自己何时能回到成为废墟的家里,只有天知道。但将猪儿、耕牛关在废弃的屋子里,活活饿死,这是罪孽。
一位老太婆被困八天,靠喝雨水活下来。她养的两只黄狗,昼夜守候在她的身边,引来了救援人员。可是,为了避免瘟疫爆发,当局决定,猎杀灾区所有的狗。这两只救过主人姓名的狗,是否能够幸免?我不知道,也害怕知道。
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一名警察,用手枪瞄准一只狗。
这个畜牲并不知道,那人手里的一小块铁,能瞬间要它的命。它更不知道,这个警察,很可能是平生第一次,对一条活蹦乱跳的生命,扣动扳机。
腊 肉
离都江堰不远的地方,是青城山。“青城天下幽”,这是古话。青城山老腊肉,海外四川餐馆的招牌菜。
腊肉要用蒜苗爆炒,下锅前,最好加一点四川的郫县豆瓣、汉源花椒,和几根自己腌制的泡红椒,提味,增色。
在“一川乱石大如斗”的山路上,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农,面容平静地走下来,与记者和救援军人侧身而过。他的胸前、背上,挂着几串腊肉。他说,他是冒险到屋子里,将腊肉抢出来的。
在绝大多数灾民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这位老农抢出了自己最珍贵的财产:十多斤老腊肉。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这是中国的老话。当大灾骤然降临时,几块亲手腌制和晾晒的、肥瘦相宜、黄亮诱人的老腊肉,就是老家。
捐 助
在网上看到汶川地震的消息,是在震后大约十多分钟。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来自成都,千年蜀都瞬间委顿成泥的景象,在我的脑子里闪现。
这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一点半稍晚的事情。
唤醒妻子,她懵了片刻,轻声哭起来。
震后第三天,我给美国邻居写了一封信,复印了四百份募捐资料,将《世界日报》上刊登的捐款资讯抄录下来,贴在各家各户的门口。
远水近火,只求心安。
就像我在诗《中国人,是我!》中写得那样:“那片受难的土地/曾有养育我妻子的街巷/曾有孕育我儿子的婚床/我的青春/我的理想/当她天崩地裂的时候/我不在那里/我的院子里鸟语花香。”当我足迹曾至、朋友生死未卜的那片土地上,人民在受难,人民在救难时,我万里之外的宁静生活,显得这样奢侈和罪过。
令我感动的是,每当我冒昧地敲开一户美国人家的门,人们得知我来自成都,第一句话都是:“你的亲戚朋友平安吗?”离我家不远的邻居,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士。隔过纱窗门,他说:“谢谢你来敲我的门,给我送来这封信。”
美国人,不是中国电影、报刊杂志上常常扭曲描绘的那种。
温家宝先生在救灾现场,遇见的第一个外国自愿者,就是美国人。
堂堂大国总理,对一个仅仅“路遇”的美国青年说:“我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我知道,这种“路遇”,是时代的必然。
数以亿计的中国青年,中国未来的主人,他们将成为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To Be,Or Not To Be!”
暑 假
开车去儿子就读的大学,将他的物品载回家。好像开学还没有几天,这样快就放假了。
儿子回家,头皮发麻。
沙发将被他弄得又脏又乱,客厅一片狼藉,游戏机将轰隆作响。晚上不睡,白天不起。而他的暑假计画是:打一份暑假工,玩游戏,制作立体动画。第一个计画如果能够实现,是最值得祝贺的。到学校,见到儿子时,他照例给了我一个拥抱。他的拥抱是最可怕的爱,十九岁的大小夥子,用力挤你,如果我不胖,还真受不了。他妈妈最怕他的拥抱,乾脆不下车。
将他的物品,椅子、电脑监视器等,装了一车。没有洗的衣物,内衣、内裤、袜子、床单、被子等,塞得满满,扩散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一个童男子的肉体,穿脏的衣服竟也这样难闻。
装好车,他却不愿回家,说是要和朋友玩,明天再回家。没有被子,怎么睡呢?他就开始不耐烦了:“穿着衣服睡!你们老年人真罗嗦。”乃父不过四十多岁,已经被这浑小子划入“老年人”之列了。
问他有没有回家的路费。公共汽车加捷运(BART),单程五美元。摸出十美元给他,他说要十五美元,因为错过了晚饭,得到校园的餐馆去吃。于是,掏出两张十美元的票子给他。他看也不看一眼,就塞进了裤子口袋。
妻子在车内窃笑:在星巴克买咖啡,她总是买三块八一杯的摩卡,我只买一块五的普罗咖啡。在花钱方面,厚儿子而薄自己,怎“痴心”二字了得。
开车上了高速公路,汽车后座的脏衣服,怪味越来越重。我想起汶川,想起聚源中学、北川中学,废墟前那些举着孩子照片的父母。我的鼻子发酸,眼睛湿润。这些天来,常常这样。
人生不过如此:有时候,幸福和幸运其实简单——当你去校园接你的孩子时,他或她会活蹦乱跳地出来,亲热地拥抱你,但厌烦你的每一句罗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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