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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醒来吧,弟弟》

发布: 2009-4-10 05:22 | 作者: 林大中



       戕害青少年的心灵,是“四人帮”最大的罪恶之一。对这一罪行的控诉,成为刘心武一系列作品的重要主题。《班主任》是一篇有力的作品。由于作者目光敏锐、准确,使这部作品达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救救孩子们”这一强烈的呼声,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不幸的是,随着作者作品的增多,声誉的增高,却使不少人对他的作品越来越失望。在《班主任》以后的一些作品中,虽然作者所攫取的仍旧是尖锐的社会问题,并且使用热情洋溢的语言,但却不能不看到,在这些作品中已经羼杂了越来越多的虚假声音,到了《醒来吧,弟弟》已经发展到牵强附会,以至违背生活逻辑和艺术真实的程度了。

       《醒来吧,弟弟》中,作者把“弟弟”塑造成这样一个艺术典型:由于对现实看得较多,认识得较深,因而看破红尘、逃避斗争、消极遁世的青年形象。作者试图强调弟弟身上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仇恨四人帮及其流毒,一方面又是四人帮流毒的受害者;一方面能独立思考,对现实有较深的认识,一方面又意志消沉,没有决心和缺乏毅力。作者指出:四人帮形而上学地对待马列主义,把毛泽东思想变成新宗教的罪恶企图,同时弟弟没有信仰和理想,是使他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人的根源,借此来揭示弟弟这个形象的悲剧本质。

       我们必须承认,在对“弟弟”这个典型的理解上,我们和作者有着很大的分歧。我们并不否认“弟弟”这一典型的存在,这是具体社会现实的产物,但重要的是我们怎样看待他们,怎样在作品中表现他们。

       在人们逐渐认清林彪、四人帮,直至爆发伟大的“四五”运动的过程中,涌现了无数日益觉醒的青年,他们早在战斗了,这些战士就是“弟弟”的同龄人。他们因生活环境不同,所持的生活态度也各个不同,但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就是凭着青年人的本能和热情,已经识破并且起来和林彪、四人帮这群政治骗子斗争了。在胜利后,他们仍在不停地思考、探索和追求,一直是这个时代最觉醒的革命力量。如果把“弟弟”简单地理解为四人帮倒台以后仍然以颓废消极的态度处世的人,以此来重新确立一种标准的矛盾公式,那就大错特错了。四人帮倒台是一个标志,七六年十月的胜利是人民推翻反动势力的胜利,是“四五”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个胜利只是一个新历史时期的起点,只是一场伟大历史剧的序幕。序幕刚刚拉开,人民将决定演员的出现和剧情的发展,而不是新的标准矛盾公式所能代替得了的。

       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物的复杂性。从表面看来,“弟弟”确实是消沉的,在作者笔下,他喝酒,听外国音乐(这算不上什么消沉),毫无目的地看一些书,经常独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这一切只是弟弟身上最外在的表现。弟弟并不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遁世派”,在四人帮倒台时,他也曾兴奋过,也在一段时间里“认真”过,但他为什么又消沉了?这是应该深思的。正是由于在落实父亲的问题时,有人说“不能翻历史的案”;正是由于弟弟每天工作的工厂里弄虚作假,却仍然挂着“大庆式企业”招牌的现象,使弟弟重新消沉了。在这祥的环境中确实产生了一些新的怀疑派,一些重新消沉的人。实际上,弟弟虽然消沉,却并没有沉睡,他实在是清醒的,至少比哥哥和朱瑞芹要清醒得多,他已经接触到社会问题的本质。作者没有看到弟弟这个形象中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而是错误地把弟弟归结到一个不属于他的结局上去。应当看到,打倒四人帮仅仅是一个起点,它只是新时代的序幕。四人帮只是从组织上垮台了,但在思想方法上仍顽固地起着毒化作用。这场思想斗争,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得了的。这种保守的、狭隘的、弄虚作假的、蛊惑人心的思想方法已在很大一部分人头脑中深深扎下根来,他们虽然和四人帮不是一个帮派体系,但在思想形态上却同属于一个范畴,这些人才是人民营垒中沉睡的人。正是这些人还在一些机关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自觉不自觉地使现代化目标和广大人民的热情隔离开来,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打倒四人帮以后,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就是这一时期中“新人”的形象。弟弟倒是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典型:他并没有因为战胜四人帮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忘掉对社会现象矛盾加以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为打倒四人帮而欢乐,不久却又变为消沉,正是由于他比同时代许多人思想更敏锐、道德品质更为正直的结果,他的斗争是以消极方式进行的。

       《醒来吧,弟弟》的作者,在这里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弟弟这样清醒的人误解为沉睡的人。当弟弟在现实中发现了说真话和办真事的卢书记以后,依据生活的逻辑,弟弟是不会在“红尘”的边缘上继续徘徊犹豫的。正如前面所分析过的,弟弟之所以消沉,全在于他看到了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虚假现象,而现在遇到了使他激动得整夜不能安睡的“真”时,作者还有什么理由让“弟弟”去消沉呢?作者在这里违背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现象中的必然逻辑,为了感情十足地将双臂伸向窗外,大声地喊上一句“醒来吧,弟弟”,于是极不恰当地强调了弟弟性格中外在的东西,而错误地处理了弟弟精神的内在本质。“弟弟”这一形象在作品后半部被歪曲,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失败。其实,作者是可以更深刻地剖析弟弟身上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文学艺术画廊中崭新的肖像的,然而由于作者没有最终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从而使“弟弟”的形象变得虚假、做作,大大地削弱并限制了这个典型对广大读者的启发意义。

       《醒来吧,弟弟》的另一个不良倾向,就是简单地概括生活现象。四人帮是万恶之源。当他们窃取了国家权力时,仅仅控诉他们的罪恶就能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作用和力量。当四人帮刚刚倒台时,普遍的群众性控诉也曾产生了巨大的斗争力量。但是,当我们继续前进时,又发现前进中的一切障碍都和四人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教育工具,只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限于“控诉”,只是把过去的和残存的一切现实问题简单地归结于四人帮,这是不够的。四人帮所以能为害一代人之久,所以能在倒台后继续为害,有着比他们自身的存在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思想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层和基层干部的头脑中顽固地表现出来,正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这些人是现代化目标的具体工作者,他们至今没有觉醒,至今思想不能解放,以致很大程度上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弟弟所以消沉,他们的保守、狭隘、畏葸不前、浮夸的工作作风,难道不应该负一定责任吗?而且,改变他们的思想远不能像在组织上解决四人帮那样迅速,那样干脆,如果弟弟没有法制给予他真正的民主权利,他和这些人的思想斗争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很明显,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弟弟斗争手段的消极性。

       对于卢书记来说,思想工作的重点对象主要不是“弟弟”,而是那些党委成员,应该使那些人认清自己说假话、做假事会给新历史时期带来什么样的恶果。没有这样的前提,就没有弟弟走进“红尘”的可能。弟弟身上的怀疑心理是极为正常的。他幼小的心灵经过屡次被欺骗之后,有权利对卢书记产生不信任的怀疑心理;有权利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卢书记是不是“开头下两个月车间干活,然后又躲在办公室里开马拉松式的扯皮会议”的干部。弟弟衡量干部的标准非常明确,关键就在于这个干部是不是说真话、办真事,就这一点而论,弟弟不愧是一个清醒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他恰恰反映了“沉思的一代”人内心中最有活力的一面。使真正沉睡的人醒来,是保证弟弟思想火花永远闪耀的重要关键。

       作为作家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发现社会现实中的新问题,不断地深化他的主题,深刻地反映复杂环境中的复杂现象,决不能用简单的图解公式概括生活。否则,不但不能深刻地揭示生活的真理,反而会产生违背生活逻辑和艺术真实的作品。

       《班主任》——《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这一系列先后问世的作品代表了刘心武在创作思想上的某种连续性,即从突破转向僵化,从清醒转向沉睡。刘心武非但不再继续深化主题,反而哼着催眠曲在光滑的表面上溜来溜去,这是可怕的,列夫.托尔斯泰说:“歌手或者提琴家,如果畏惧不和谐的音调,他就永运不能唤起听众的诗意的激动。同样,作家和理论家,当他在那些还不明确的、没有经过证明的事物面前表示胆怯的时候,他就不可能给人以新鲜的思想和感情。”

       我们也要喊一声:醒来吧,刘心武!

       原载《今天》第一期
       (根据抄稿校对)
       
 补白
          
       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种有时叫他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呢?

       首先是他内心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作家在大地上,像谎花一般地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一切庞杂的思想感情慷慨地献给人们。

       不能给人们的视力增添一点点敏锐,就算不得作家。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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