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三十年代的文艺论争和文艺民主

发布: 2009-4-10 05:20 | 作者: 宫继随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于大革命失败后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产生了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
       
       四人帮由文艺发难,不仅否定了十七年,也否定了整个三十年代左翼运动。在打倒“四人帮”、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今天,才有可能澄清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并探寻其经验教训。为此,不但应当重新评价三十年代的文艺论争,也有必要涉及对此论争的评价史。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的论争,当然有是非功过之分,但其发生却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对革命文学的探索,推动了对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为“左联”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进而开展了对国民党反动文人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论争双方的贡献和缺点,许多文章多所阐发,兹不赘述。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三十年代文艺论争的焦点和高潮,在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在对不同的革命道路进行探索方面,它表现了双方思想方法的不同和认识角度的不同,至于其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和偏差,政治认识水平的不平衡,则是历史的必然,不必苛责。
      
       由于中国具体的历史情况,党内小资产阶级为数众多,他们往往缺乏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缺乏对于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而容易接受当时的左倾思潮,照搬外国的教条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而自封为“唯我是无产阶级”。这与鲁迅的思想方法是根本对立的,是左翼运动中某些领导人与鲁迅分歧的根本原因。“创造社”某些成员率先点名攻击鲁迅,可谓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始作俑者,他们攻击鲁迅为“落伍者”、“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措词激烈,罪名繁多,恶性发展。左联后期领导人又重蹈覆辙。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信中写道:“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病就复发。”至一九三六年,虽然论争的内容不同,但在“左”的宗派教条主义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解放后,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问题,与历次政治斗争相关联,不断升级。五七年以前还可以自由讨论,多数人认为是文艺界内部争论,至五七年后则一变,定调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争,而“国防文学”是代表正确路线的。一时风行草偃,各种报章杂志及教科书均按此改弦更张。升级至一九六六年为最,“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后,根本否定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视两个口号为敌我斗争,将国防文学定为“溶共限共”的汉奸文学,将两个口号之争定为对鲁迅的围剿,认为左联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罗织构陷,迫害一大批文艺干部,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流毒甚广。
      
       纵观两个口号的评价史,总是与政治斗争相纠结,与人事变动相消长。对史实的裁汰选择、倚重倚轻,结论可以相差甚远或竟至相反,犹如一支音调不定的号角,迫令文艺界屈从,调整步伐,历史已不再有任何客观性,成为可以任意拼凑的七巧板,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的。至此,一切客观的研究讨论无以为准。
      
       新文化的建树不是靠空洞的、脱离实际的教条和极左的理论建立的,而是广大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共同开创的结果。四人帮在对历史的评价中,过河拆桥,打倒一大批功绩卓著的革命作家,窃取成果,这必然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为孤家寡人。
      
       四人帮不但抹煞历史,而且篡改历史、伪造历史。现代文学史是与党史密切相关联的,总是渗透着党内路线斗争的影响。林彪编造了他的林派党史,四人帮取代林彪后,又编造了他们的帮派党史,在其观点的支配下,现代文学史也屡经修正,造成极大的失实和混乱。现代文学史失去其独立性,成为路线斗争史,成为各阶段、各派别革命作家的错误史,成为他们反动政治的侍婢。
      
       他们将鲁迅研究纳入其反革命政治轨道,架空鲁迅,歪曲鲁迅,对鲁迅进行政治占有,把鲁迅当作横扫革命作家的大棒。这不仅表现在否定与鲁迅有过论争的左翼作家,也表现在把鲁迅的同盟者都图污为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可以说,四人帮的这种手法使对三十年代文艺论争的评价更为复杂,更为困难,也加剧了文艺界的分裂和门户之见。
      
       几十年来,围绕着“两个口号”之争,整倒了一批批人,整死了一批批人。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不断地升级为路线斗争、敌我矛盾。正统与生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被归为错误路线一边,不但“他生未卜此生休”,丧失政治生命,而且将株连周围相同观点的同志。这种用政治手段解决认识问题的方法,必将窒息民主讨论,也必将歪曲历史。鲁迅的《给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其尖锐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篇纪念性的碑铭,围绕它聚讼蜂起,盛况空前。它虽不是年代久远、文字漫漶,但注家之多是罕见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况,一方面也是文艺界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四人帮干扰破坏使问题激化的结果。几十年的拉锯战使门户峙立,派系之争由来久矣。不仅及于当时人,甚至波及到研究者。这种不正常现象不利于对现代文学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也不利于文艺界内部的团结。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不但没有搞出一部现代文学史,资料的出版工作也进展缓慢,甚至远不及日本对我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进展,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危害和文艺界门户之见在作祟。
      
       四人帮的上台是偶然的吗?他们为什么能靠极左的理论统制达十年之久呢?我们在认清四人帮的反人民本质之后,是否有必要探寻其产生根源呢?今后应如何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根除四人帮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路线基础,才有可能获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才有可能繁荣文艺创作。
      
       我们认为,仅仅把四人帮路线定为“形左实右”是不明确的,它没有强调左倾路线的危害,混淆了“左”、右倾路线的特征和区别,实际上是“宁左勿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反映。“左”倾和右倾是党内斗争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是彻头彻尾反革命、反人民的,这两点不能混为一谈。由于我们在解放后只注意了反右,而忽视了“左”倾机会主义思潮,使它在五七年后逐渐滋长,正是这条路线孕育了林彪、四人帮,使这群毒蛇破壳而出。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的统制思想,“极左”路线就成为反动分子上台的唯一途径,也是一切投机文人平步青云的必由之路。
      
       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是其政治路线的派生物。它们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愚民政策,只许歌功颂德、“百鸟朝凤”,一家独鸣,造成十年文化浩劫,文艺界可谓百废待兴。
      
       溯本穷源,检讨四人帮文化专政得以推行的原因,是大有必要的。两个口号的两次转折,虽然性质不同,但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即都是左倾思潮的产物,只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罢了。文艺界历次运动,用政治代替文艺、用政治冲击文艺。在打击少数坏人同时,也损害了大量属于认识问题、探索创作道路的同志。各次运动的冲击,对各种非正统创作思想的批判,对有争议作品的判决,累积起来,文艺界老一代知识分子和稍有影响的作家,得以幸免者能有几人呢?这种用政治手段解决创作和思想问题的作法,并不是自四人帮始,只不过四人帮是极左路线的极端发展罢了。由此造成的夸张的、漫画化的后果,整个文艺界是有切肤之痛的,人民也是清清楚楚感觉到了。
      
       三十年代论争这个旋涡已经吞没了不少老一代作家的创作精力,也构成了一些文艺刊物严重的“交通阻塞”,我们对此已经厌烦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希望老一代作家能从历史的沉积物中站起来,采取向前看的态度。
      
       我们没有参加过、也无缘目睹三十年代文艺论争,但是它在我们这一代文艺生活中投下的某些阴影是无法回避的。我们认为,只有发扬文艺民主,才能正确评价现代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只有发扬文艺民主,才能繁荣文艺创作。
      
       我们认为,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首先要维护文艺的独立性,而不是用政治来代替它、冲击它。应该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也就是要允许作家对不同题材的探索,要表现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允许不同艺术形式和流派的存在,要继承人类全部优秀的文化遗产,允许在文艺评论中表达不同的意见,展开争议。应该给予青年作者以更多的发表作品的机会,而反对那种论资排辈的恶劣倾向。
      
       岁月流逝,三十年代已成故往。今天,我们站在历史转折的起点上,让我们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繁荣贡献有限的力量。
      
       原载《今天》第二期  署名:方思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