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是一匹惊恐的老马。很多年后当我在坝上草原租到这样一匹瘦马时，觉得我的爷爷就是这样，它对远方失去激情，出行时慵懒而极不情愿，需要皮鞭抽打才会走上几步，它总是低下头嗅来时的气味，一等返程，又控制不住地欣喜起来，几乎将骑手甩下鞍来。
今天当我们家人团聚时，还会嗟叹历史上的某个节骨点。那是50年代的某天，一位干部接到了一张纸，他盘桓良久，最终在嫉恨情绪的驱使下烧掉它。只因为我爷爷和他同村，且出了一个很小的过节。这件事像史书所载的悬案，最终对党不积极的我爷爷从乡长位置下来，变成一个略带魔幻色彩的郎中。据说在退下的谈话中，那位赏识我爷爷的老领导问：“小艾，你怎么连个入党申请书都不会交？”我爷爷答道：“交了的。”我爷爷说的时候像个羞愧的妇女，已经左右不了由公章承认的现实以及领导怒其不争的态度。
我们今日嗟叹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另外一条河流，那位干部接到入党申请书后，战胜小我，批准之，如此我爷爷便能借着这凭证从已有的乡长位置晋升为区长，进而局长、县长、市长、省长，一切似皆有可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高干子弟了，用不着起早摸黑，将每个亲人变成骡子，驮着只有1%利润的货物。我们有时候还会嗟叹我父亲当年的一次踯躅，生性果断的他带着全家老小从村里迁移到乡镇，又迁移到县城，在县城筑了两套大房，却是在勘察好九江市的一个门面后撤退了，这样我们就丧失了举家迁移地级市的机会。
今天我的流浪就根植于这纯朴的虚荣，有一天我在县城感到胸闷后，就离开组织部，到郑州当了一名打工仔，此后飘移上海、广州、北京，好似距离纽约也不远了。2006年时，一家杂志召唤我，我几乎立刻答应了，有一个原因是它是美国一家杂志的中文版，那家美国杂志就在纽约，集团的名字叫时代华纳。我就想我去看看也好啊。可惜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是我炒它了还是它炒我了，就像一次不幸的吵架。
当我意识到现在写作的我已经34岁时，那种漂泊的疲乏又不可遏制地泛出来，我已经学会取笑自己的理想，所要的已经越来越少——正是在这逐步丧失激情的过程中，我想起我的爷爷，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惋惜过，他是一匹惊恐的老马，他才不想得儿驾得儿驾地在官场上驱驰。我记得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做下去，他说后来他们都挨批斗了。这么说他就是他心目中的刘伯温，准确预测了一场宏大历史中芝麻小吏的遭遇。而我也觉得那个入党申请书的故事只是一个骗局，他可能真的没有提交它，这在日后他种种的作为中都得到呈现。
我的爷爷进入老年很早，他在卫生系统做了一会，就让我的父亲顶职去医药公司，自己退回到下沅村，过着自己欢喜的生活。我就出生在这个赣北的小村庄，是所有孩子中最受爷爷疼爱的一个，我做什么对他来说都是值得荣耀的事情(就像《武状元苏乞儿》里吴孟达饰演的无原则父亲)。他试图将自己一生所迷信的东西灌输给我，这些东西包括呼延庆锤子的斤两，点痣用的药水，黄梅戏本，奇门遁甲以及麻衣相法。有一年暑假，他找到一个算命的孤本，因为急着要还，偷偷拆开一半，他抄写前一半，我抄写后一半，结果我十个字只抄四个字，蒙混过去，等到后来他读到此处，不禁长嘶一声。我知道他不会发怒，他甚至连当着我的面怨恨也不会，他只说你这个伢儿啊，你这个伢儿啊。
他很好地开发了我的记忆力，他让我记住一家九口人的生辰、属相和称呼。每当有亲戚和邻居路过，他就会拉住对方问我：“说说，小莹是你什么？生于哪个时辰？属什么？”我对答如流，他便巴巴地看着对方，等待那宏大的赞扬。爷爷是个很好的故事人，总是会有些乡人过来找他讨要故事，他有天讲着金兀术的事情，讲差池了，我在一旁补正，他当时瞠目结舌，接着我看到世上最欢欣的笑脸，这笑脸接近疯狂，又那么无声，像山间的花忽然开了。从此，他给人炫耀时便会以这个开头，“你说，我家孙儿都知道我讲故事讲错了。”
有一天我在上学，忽然看见窗外探出一颗熟悉的光头，因为消失得太快，我不敢确信是不是我的爷爷。在回家后的餐桌上，果然听到他实在忍不住了要说：“我看来看去，整个小学就数柱儿最白最好看。”我的爷爷已经死去多年了，这件事仍然被当成我家餐桌上的笑话讲述，意思是爷爷很可笑。另一件被常讲的笑话是我第一次系皮带，不会拆，拉了一裤裆屎，一直不敢告诉别人，直到自己被臭得轰然大哭。
爷爷身上散发的邪劲，他对风水、周易、麻衣、点痣、戏本、中医的坚持，都让我那无神论者的父亲不屑，也因此，他的教育权逐渐被剥夺，我开始在乡村练习书法、珠算、智力游戏，直到父亲觉得还不放心，将我和弟弟接到横港乡，和他一起生活，接受他的监督。我在横港药店，接受了太多的殴打，我永远记得《唐诗三百首》的第一首诗，是为：
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
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
儿女共沾巾
但我也只记得这一首。我的父亲命令我每天背诵一首诗，计划是第一天背一首，第二天背两首，至三百天时背尽。我总是背不好这第一首，因此总是被当成不用功，被罚令跪在地上，直到背诵通顺为止。我现在不看中国古文，不喜欢唐诗，就像我的父亲不喜欢吃包菜一样，他在穷困的时候吃得太多了，以至于后来餐桌再出现这东西时便会勃然大怒。
我的爷爷失去了我，但是他还有巨大的乡村，在那里他上山采药，配制神秘的药物，给人看风水，给人算命，有时候还搞来一种药水，把河里的鱼虾药个精光，让自己足足吃上半年，有一年他养鸭，鸭子得瘟疫死光了，他就把它们制成板鸭，在楼阁上挂满两排。我的父亲回来时总是和他大吵，这个时候他展现出殊死搏斗的架势，说吃死了是我的事，不关你的事。
我的爷爷逐渐成为乡间的一个传说。时常会有些邻村或远地的人提着红鸡蛋或腌腊肉过来探望，我的爷爷总是问：“孩子还好吗？”
“好啊，好的很，到处蹦。”
我的爷爷就很愉快地收下物什。很多乡村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假死，跟真死一样，唤也唤不回，这个时候总是心急火燎地来请我的爷爷，我爷爷过去拿手一通乱掐，他们就活过来，好像从时间之外归来。
无事可干的时候，我的爷爷总是嘴里叼着烟，也不吸，蹲在路边等候他远地的妹夫和女婿。我的爷爷本来不抽烟，因为看病多了，人家便给他敬烟，他觉得这是个财物，不拿心疼，可是抽了他也知道身体疼，因此便点着放在嘴里叼着，一生也没吸一口，时时刻刻像新手一样不知道掸烟灰，因此每条裤子都留下洞，有的洞大得还能显现里边的内裤，让我的奶奶耻笑。我的爷爷就这样叼着烟，蹲在路边等候，他已经托人带信给他们了。
我的姑爹和姑父赶来时，我的爷爷活络起来，带着他们参观自己新设计的捕猎机关，或者自己新看到的刘伯温轶事，有时候还带着他们到山上去看神秘的植物。我的姑爹和姑父长的和我爷爷差不多，都有一个稍微前凸的嘴巴，一双骨碌碌转的眼睛和形似于秃的头发，像是三个老掉的孩子。现在想起来他们聚会时是多么欢喜，他们是三个欢喜的人。
到了第一道分别的时候，爷爷总是说：“再多歇几天罢。”他们就再歇几天。过几天我爷爷又说，“再歇几天罢。”他们便又歇几天，直到不得不分离，爷爷像是萧条的作家，独自举着灯回到案前，好一通身体不舒坦。
总体来说，他和下沅村是和谐的，他睡在房屋里，房屋就失去了墙壁，那些尿桶、锄头、灶、柴禾、水缸以及二楼干燥的稻草就属于他，他走到门前，他就融化进万物，青翠的山、哗哗流动的河水、池塘里潜藏的泥鳅、来往的农夫、长痣的女人、相信命运的邻居和假死的孩子就像花儿一样簇拥着他。他像在母胎里的羊水活动，越活越年轻，脸色红润，健步如飞，直到我的父亲觉得他实在太老了，在举家迁移到县城时将他和奶奶捎了过去。
这个过程就像将鱼儿捞出来丢到地上，我的爷爷眼神出现惊惧，腾跳起来。在县城住的地方，陌生的火车每夜以其工业的姿态无情地路过，让缩在小房间里的爷爷无所适从，他不知道将那些算命书和戏本放在哪里，他看见了房间由冷硬的墙壁组成，但是这些墙壁在我父亲及现代文明的注视下薄如脆纸，他觉得他什么用也没有。他还认得政府系统和卫生系统的一些老熟人，但是在经年不同的造化之下，他们已经失去了相视一笑的默契，他们无论如何也谈不到一起来，因此最后凄惶地简化为一两句问候：
“你身体还好吗？”
“还好，你呢？”
这个老头，每天吃饭每天又无所事事的老头，逐渐演变为一个可笑而固执的小动物，他开始变得痴愣，麻木，在家长回来时表现得凄惶不安，好像口袋里的东西随时会被缴走。他就这样极其漫长地活了很多年，有一天他找到了把小锄头，去县城的远山转了一圈，带回了一捆毫无价值的野草；有一天则上了袁世凯的当，他回来对我们说他用极其少的钱买到了银元，吹起来还会响，但这不过是招致一家人的斥责；过了些时日，他不思悔改，又买了一些袁大头回来，他应该见过伪装成美元的秘鲁币，但是他没买，因为他不相信纸；他的妹夫和女婿有时会到县城来，但他们在来之前已经被自己对县城的敬畏吓坏了，他们不敢将沾着泥巴的鞋踏进我家，匆匆吃过饭，就甩开我爷爷留恋的手落荒而逃。
有一天，我病了，躺在沙发上，我的爷爷坐在凳子上守护着我，一动不动，像一尊陈木雕像。我就在这平安中睡去，直到又被惊醒，我听到厨房里乒乒乓乓，有着欣喜才会有的响动。我起来去看，发现爷爷，这个粗通一些汉字的人正按照我的化学课本配制一份神秘的药水。
这份由淀粉和米汤等做成的墨汁，最终在县城算命瞎子聚集的东街得到呈现。我的爷爷拿着毛笔蘸着它，写好了字，等待上钩的乡下人，他们相信了无字天书的说法，掏出钱让那昭示他们未来命运的字显现出来。我的爷爷赚了好一些钱，这让他多少在这个做生意的家庭里获得了一些尊严，他这样饶有成就的回来，被我的父亲极其不屑地斥责了，我爷爷眼里的火光应该熄灭了，他一辈子都在和我的父亲争执是中医有用还是西医有用，是有鬼神还是没有鬼神，是有天堂还是没有天堂，他失败了，我的父亲判决他说，你搞什么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