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那时候我爷爷心里想着的便只有逃亡了。就像一只活在高墙下的鸡，他逐渐地老掉了，连翅膀也展不开，只能有一下没一下地啄食着米，心里却想着飞到天空去，在那里和清风白云为伴，永不归来。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悲凉，是他的热望，也是他的绝望。他最终像是不可逃脱地参加了张宏堡旗下的中功培训班，顺利滑向另一个世界。
今天我们都在用老年痴呆症这样的说法形容最后的爷爷，但是他得的其实是精神病。也许是在有一天，有一个问题他没想明白，卡在那儿了，走火入魔，就去了另一个世界，从此与我们失去联系。我记得那第一声宣布彼此隔离的嚎叫，那是一个人在极其惊惧的状态下才会喊出来的嚎叫，我们一家人像是魂魄被击中，惶恐地跑进房间，发现他眼睛直勾勾，手指着一个稳定的前方，气急败坏地说：“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我命令你倒塌，赶快倒塌。”
我们召唤他，安抚他，捉住他，却是消弭不下他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恐惧。这种可怕的恐惧像霉斑，迅速扩散起来，慢慢从遥远回到近处，从抽象变得具体，到最后演变成谁也不能靠近，每份递送过去的食物都被怀疑下了敌敌畏。他总是对我的妈妈说，“我还不晓得，你想毒死我。”
我的妈妈在后来总是转身对着我们笑，说：“我要是毒死你了，早不就毒死了？”
我们家里开始习惯有着这样一个白天睡觉，晚上大嚎大叫的亲人。我的爷爷曾经被送去精神病院，很快又接回来，那个地方在外人看来，确实像是存在的地狱，空气里透露着太多不安的分子。我的爷爷就这样嘶吼，为着他的自由，终于将自己嘶吼衰竭了，这样他在一天忽然清醒过来，说要回趟下沅村。
我不记得那时我在哪里，总之我接到电话，说我的爷爷一回到下沅村他的屋子，忽然生出蛮力，将护送的女眷推开，快速闩上门，并在门后顶了两把锄头。现在想，这便是他的城堡，他要在这个城堡与那些要将他掠夺走的亲人作战，他对外边焦急的呼喊不闻不问，碰到那些乡下的老人过来规劝，他不好不回，便说：“我还不晓得，我一开门，他们就将我捉去了。”
至后来，大约是外边催的急了，他又发起癫狂，在屋里用自己的声音盖住世界一切的声音。我就是在这时接到电话，我大概是最后一个赌注了。大家都知道我是他的掌上明珠，如果有一条命比他自己的重要的话，那便是我了。
我汗如雨下地赶到这个我出生的地方，那里意外的寂静，阳光照在门上，门因为被雨冲刷，淡蓝色的漆已经变成白灰色，露出道道槽痕。我就在这里听了听里边，陷入到空空荡荡的惶恐，我着急地喊：“爷爷。”
里边空无一声。我又喊：“爷爷，我是老柱。”
这时里边飘出愤怒的声音，这愤怒的声音如今听来还是如此踏实：“你骗谁呢？”
“我真的是老柱。”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
“你来看我，好。”
“爷爷，你开门吧。”
“我不开，一开他们就把我捉去了。”
“没人。我一个人来的。”
“你真的一个人来的？”
“真的。”
“我不信。”
“我就是一个人来的，他们都走了。”
后来门畏畏缩缩地开了，爷爷果然只看到我一人，卸下警觉的眼神，亲热地要摸我，我一个人把他捉出来了，一直捉到车上，让汽车拉回县城。我觉得他应该痛骂几声我这个叛徒，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他就像绝望的猎物那样哼叫，哼了一路。
爷爷就这样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又活了好些时日。生活就像是蚌，把突兀都吞噬了，抹平了，我们觉得爷爷从一开始就是疯癫的，就是嚎叫的，好像几十年几百年都如此，好像我们也适应了他几十年几百年。爷爷像橱柜上一个不用的糖果盒，一直存在着。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大姐的儿子小学快毕业了，我二姐快生育了，我哥哥在矿产局上了班，我也警校毕业分配到遥远的乡下当片警了。我的爷爷像糖果盒一样带着某种奇迹活下去，看起来距离死亡遥遥无期，直到有一天，他在清醒的状态下去菜市场转悠，极其悲惨地在桥边踩滑，掉到烂泥河里。那地方距离我家只有五十米，我妈妈不是爱热闹的人，我爸爸也不是，我弟弟也不是，我们一家都不是，我们只是觉得很多人围在桥头，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直到我那在矿产局上班的哥哥下班了，他看到很多人围在桥头，看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满脸泥污、低声呻吟的老头蜷缩在泥里，出于某种道义，脱下皮鞋，又脱下袜子，挽起裤管，穿越蒿丛，小心走下泥潭，将他拉了起来。这时我的爷爷看了一眼，说：“国儿。”我的哥哥才知道，操，这是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摔断了自己的腿，这条腿打了石膏，好还是不好都已经阻挡不住死亡的来临。死亡就像收电费的，出现在家门口，通知了我们一家人，是时候了。我的爷爷肌肉萎缩，器官溃败，进食困难，起先能入些饭粒，接着只能入些米汤，最后只能依靠吊水针维系了。兼之爷爷嚎叫成性，最后几口真气也就损耗得差不多了。
纵使如此，这个坚强的老男人还是拖了很久，医生三进三出我们家，每次都像法官那样板上钉钉地说熬不过了，每次又竖起大拇指说，“我还没见过这么能扛的人。”我的爷爷到最后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嗫喏，嗫喏出来的谁也不懂，有天早晨嗫喏很久，每人凑过去听，才猜到是个蛋糕的意思，我们便想这一生小气的人是没有吃过蛋糕的，这时想起来吃了，因此热泪盈眶地去东街买，买了最松最软的，回来掰得细屑，好像要喂鸽子一样。我的爷爷看见来了，眼睛放出磷光，张开嘴等着——可是这玩意儿和此前的任何玩意儿一样，进入爷爷的喉咙后，就被悲哀地、一股脑地呕出来。
我爷爷疲惫地关上眼睛，连眼泪都没流。然后又开始嗫喏，嗫喏很久，都不懂，因此我们便放任他嗫喏，他嗫喏他理解，他自言他自语。好些天了，亲戚们过来探望，他们坐在一起，又悲伤又兴奋，绞尽脑汁想着这个谜语，这到底是什么呢？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大家掐着指头算，算不出个所以然。直到来了一个我的堂叔。他“三叔三叔”地唤了几声，示意大家静声，趴过去听，我爷爷张开鱼吻一样的嘴唇，将微弱的气息送到他的耳膜，好像在那里用指尖轻轻写了几个字。
我的堂叔抬起头，若有所思，若有所得，又凑下去听，这次他好像知道了，回头说：“怕是想回去了。”于是他又大声说：“三叔，你是不是想回去？”
我那疲乏至极的爷爷马上闭上眼，整张脸松弛下来，连呼吸也前所未有的平稳起来。我们到这时才醒悟过来，我们的爷爷这些年在县城孤独得不行，这一切都是孤独造成的，现在他要回家，回家了说不定还能多活上几日。我们最后一次请来医生验证我们的想法，医生视察了一会儿说，怕是赶也赶不回老家。医生的这句话让我们好一顿忙乱，又是联系中巴车，又是联系竹床，又是置办孝布，又是熬参水。我像傻子站在一旁，思考着医生说的四个字，生命指标。我看到这指标像早晨的路灯，一盏盏地熄灭，没有声音，没有动静地熄灭。
几天前，我在派出所接到家里电话，说爷爷不行了，我在派出所一直骑一辆笨拙的摩托，但是那次，我一把推开剽悍的同事，抢过他那马力十足又耀武扬威的座骑，挂到最大档冲向县城。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真是疯子，我挂着空挡冲下漫长的山路时，很可能就会冲进悬崖底下，从交错而行的两辆中巴车间飚过去时，很可能也会被夹着肉饼，我老远按着喇叭，傲慢地冲过赶鸭的农民，我好像掌握着一道圣旨，心头在喊：我的爷爷快要死了，你他妈地快给我闪开。
但是一当我到他面前，就变得手足无措，他看着我的时候，既像认识我，又像不认识我，他什么态也没表——他就是在筹集最后一点力气，准备这次他很清楚的远征。如今看来，这是一趟奇迹之旅，因为手忙脚乱，他在竹床上颠来倒去，未能被人从狭窄的楼梯间抬下去，最终靠的是几条大汉站立于中巴车顶，将楼上吊下来的竹床接住，才将我爷爷弄到陆地。
那辆像壮丁一样被拉过来的中巴车在汽油上出了问题，一会儿猛然前冲，像是要跌跤，一会儿又死活卖不上力，需要人下来推。我的爷爷中间有一段时间微微睁开眼，绝望地看着车顶，不明所以，直到家人凑过去告诉他到了哪里，他才消停，不再嗫喏——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眼，表现出很饿的样子，我的妈妈给他喂最后一口参水，他拒绝了，那参水从嘴角溜下来，溜进脖颈。我妈妈说过了范镇，他便又闭上眼。有时候看起来他闭眼太久，大家面面相觑，以为他就此去了，去摸他鼻息，他又悄然睁开眼来。
就这样，中巴车下了柏油路，在土路颠簸，又极其冒险地攀爬上山坡，在下了山坡后，下沅村的气息飘过来，大家松下一口气，孰料司机不当心，没有顾及到一道隐秘的土沟，前胎猝不及防地蹦过去，整个车猛烈抖起来，爷爷的嘴巴一时开得厉害，眼睛睁开，极其无神，好像最后一点力气无可挽回地被震飞了，众人手忙脚乱，倒是他那侄子又看出名堂，凑过去庄重地说：“三叔莫急，就差一步到下沅了，十二股已经走了十一股，就差一股了。”
我的爷爷就这样坚持回到山清水秀的下沅村，回到他建造的屋子，他的房间，他的羊水。在这里，大家放下他，声势浩大地说“到了到了”，我的爷爷长时间地睁开眼，看着天花板，气息随即平稳起来，就好像获取了这里的力气——我们甚至相信他会在这里复苏，他在这里长出一层新皮，下床，提着小锄头到后山挖草药。我们觉得他就是这样大踏步地回到我们人世间，但是在一个叫南生的他的侄子走来后，情况变了。南生是我的堂伯，命运和他所有的兄弟不一样，他所有的兄弟都实现了从乡村到城镇的迁移，只有他在文革时从南昌工厂归来，永耕于乡野。南生伯伯走来看了眼我的爷爷，亲热地说：“三叔，你回来了啊。”
我的爷爷好好看了一眼，忽然明白此地果是下沅村，大家并没骗他，赶紧死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肉身死亡，就好像一个人说话说累了，头一歪坠入了梦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遭遇到要命的尴尬，在一片啼哭中，我失去了哭泣的冲动，但是不哭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因此我将脑袋包在臂弯里，肩膀时也耸动，伪装得也很悲痛。我知道爷爷的在天之灵定然会说，你这个伢儿，你这个伢儿啊。
在我还想着做诗人的时候，曾经写过的两段关系到我的爷爷，一段是：
他叫民国八十四年
他叫建国四十九年
他叫改革开放二十年
他驮着
毫无必要的历史
一遍遍地
死去
一段是：
路越活越窄
房越活越矮
我的爷爷
字迹工整地
去了坟墓
我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到我的爷爷。现在，当我孤独得想念一只梨子的时候，我想念我的爷爷；当我孤独得想念一盆炭火的时候，我想念我的爷爷。我想念他和他的祖辈所繁衍出来的层层温暖，他们自绝于火车轮船，宁可摘草而食，围火而谈。而在那个凄寒的县城，我的爷爷只会做一件事，他站在二楼，伸着一把厚实的雨伞，像老母牛那样温柔地喊：“带伞啊，带伞，你们带伞啊。”我们这些人，在江南漫长的雨季里头也不回地离开。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湘西赶尸的传说，莫名的温暖；
有一天，我在立交桥下看到烧纸的女人和孩子，莫名的寒冷；
有一天，我在梦里看见爷爷的落葬地开满桃花，我的弟弟和他的一对儿女嬉笑着穿行于密匝的阳光之中。在那个梦里，唢呐、鞭炮、阳光、菩萨、青山都很光明，都很好看。让我像想念恋爱一样想念着未来的死亡。
2010.3.23下午以及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