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
阅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能把句子变成形象
在今天的讲座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位作家的故事。75年前，我出生在秘鲁南方的一个城市，叫阿列基帕市。我非常喜欢自己诞生的这个城市，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我1岁的时候离开这座城市，搬到玻利维亚去了，我10岁之前都在那儿度过。5岁时，我就开始阅读了。开始阅读是我人生的一个关键点，而且是非常棒的一个转折点。我认为阅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你能够了解单词的意思，把这些句子变成形象，通过这些形象你能知道其他人的生活，仿佛在时空中旅行，把我的生命融入到其他的令人惊奇的、非常棒的、神奇的生活中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发现。这些阅读，使我的少年时代充满各种各样的传奇。这些阅读中的冒险故事，现在我可能不记得了，但或许是天生的对文学的爱好吧，我读到这些少年时的故事时会做一些补充，比如有些结局我不喜欢，我就自己把结局给改了，母亲告诉我，这就是我最初的写作。对文学的爱好与天赋，很可能导致了我的早熟。我记得的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阅读，对我来说是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就像阳光照亮了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非常强烈地丰富了我的生命和生活，使得我产生了一些想法，成为了一个作家。
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的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文学是不能够当饭吃的一个工作。你不能靠这个工作过活。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的作家，是利用节假时间或星期天的时候写作。也就是说，他们是有自由职业的，有能糊口的工作，比如律师、公务员、外交人员或者大学教师。他们只是业余时间写作。除了工作时间之外，他们为自己留下一些时间写作。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我想找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来做，比如律师、教书或者是做新闻。但我的天赋给我的爱好是文学。所有我做的工作—年轻时我做过不少工作，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周末时间、放假时间，进行写作。
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的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文学是不能够当饭吃的一个工作。
诗歌只允许卓越，我发现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写散文
很多人写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模式。正如其他所有作家一样，我也不例外，我开始写的也是诗歌。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伟大的作家，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曾经讲过，诗歌只允许卓越。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开始写散文。从那时起，我只读诗歌，但不写诗歌了。我觉得诗歌必须达到一种完美，这是在其他方面很难达到的一种完美。所以散文作家总是偷偷地在心里非常羡慕诗人，因为我们意识到你写再好的散文，也不能达到诗歌那种完美的境界，那种纯洁、连贯。
上世纪的50年代，很多阿根廷剧团在利马进行演出，阿瑟·米勒的戏剧《一个推销员之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受到它的启发，我马上动笔写了一个小小的戏剧，叫《印加的逃逸》，然后搬上了舞台。但在当时的秘鲁，戏剧表现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就改而写我的故事，写短篇小说。在那个年代，拉丁美洲是非常不统一的、分割的，特别从文化角度来讲，在秘鲁，我们不知道智利、哥伦比亚等邻国有什么诗人或者小说家、戏剧家，不知道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创作。我们所读的，都是从欧洲过来的东西。在那个年代，我们认为自己还是秘鲁人，是哥伦比亚人，我们没有成为一个集体。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能够离开秘鲁到欧洲去，特别是到巴黎去。我跟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梦想着能到巴黎去。巴黎给人的感觉是艺术，是文学的殿堂。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有文学天赋的、有艺术才能的人，都有那个天真的想法。成为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到巴黎去生活。因为在那里能够变成艺术家，成为作家。
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写了第一部小说《城市与狗》
大学读完后，我有幸在西班牙读了博士学位，然后到巴黎住了七年。这七年对我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我欠了巴黎很多东西。但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秘鲁只是一个省，一个非常大的拉丁美洲的社区的省。我发现很多拉丁美洲的作家就在巴黎，或者至少在巴黎逗留过。在那个时代，那里住过阿根廷的胡里奥·阿里特萨，还有卡彭铁尔、聂鲁达等。
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拉丁美洲作家了。我发现拉丁美洲作家不光有一些共同的问题，还有语言、文化上的共同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那些年中，有很多小说家进行了非常深的革新，包括形式、技术、叙述的方式等，都发生了变革。那是充满热情的年代，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叫《城市与狗》，讲的是一个少年在军官学校学习的亲身经历。很久以后我发现，从那时开始，我总是通过同一个方式在写作。这是和其他作家不同的。比如说他们写的是他们想象中的一个过程，而我的写作，一直都是从记忆中的影像出发。你尽管会有一些经历、会有一些记忆，但有些东西还是很神秘的，能激起你的想象与幻想，给你一些暗示和想法。
我在军官学校待了两年，有些经历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伴随着丰富的情感。秘鲁是一个分割得很厉害的国家。比如地理上，海岸、山区、热带雨林地区，非常分割化。另外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说，也是很分割化的，有的地区是非常繁荣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和西方化的秘鲁没有任何联系的。那个时候拉丁美洲也是这样的。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我对秘鲁的印象是非常片面的。在我小的时候，我并不了解很多国家真正发生的事。
在莱昂士巴士官学校，当时有来自所有地区的人，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有比较优越阶层的，让很反叛的孩子去受军训，有些希望成为军人，还有一些是农民，当时奖学金比较普遍，能使比较贫困的人进入这个军事学院。这个学院就阶层来讲就像一个小秘鲁。当然军事纪律非常严格。有偏见也好，仇恨也好，各种各样社会阶层的东西都在那里显现，有些很暴力化。这个经历回忆起来并不是美好的，并不开心，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那里，我了解了我出生国家的情况，暴力情况、分割情况、秘鲁的社会。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原先读的小说中的冒险情景，我曾梦想着哪天我写一部小说，写出我的那种经历。所以《城市与狗》就是根据我在那里的真实经历而写的，是在1958年到1961年之间写成的。我写故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写的。
对我来说，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某些影像，可能会在我的脑海里沉淀下来，某些神秘的影像能够激励我进行文学创作，进行幻想、想象，当然还要花很多工夫，譬如修改、写了再改、改了再写。这样一个小说就成形了。
我非常喜欢福楼拜和福克纳
我写小说是很花工夫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自信。特别是写一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是开头部分，都是要努力使我确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能够自己克服困难，把这个故事完成。克服自己的这种不自信。我非常羡慕一些作家，不光他们的天才、他们独特的创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他们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楼拜，我在1959年一到巴黎就看了他很多书，福楼拜的作品我都读了。我非常喜欢《包法利夫人》。但是他的一些书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些书信是一天天发生的事情，福楼拜每天写的信，信里除了爱情之外，还谈到了他如何构建小说。给人感觉他好像不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是通过努力、通过坚持，才造就了他的才能。他是非常执著的，而且是自我批判型的。通过这种努力，一部作品在开始时可能是非常贫乏的，毫无色彩的，但你逐渐将它完善，直到成为一部杰作、天才之作为止。
福楼拜的作品对我非常重要，对我的帮助很大。如果他没有天赋的话，通过努力、通过恒心也可以产生才能，福楼拜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他是最伟大的文学大师。
还有一个美国作家，我非常崇拜，他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还有法国文学的影响，这就是威廉·福克纳，我简直被他迷住了，他的散文，他的故事的影响力和力量性，他作品的聪明的建构，都能让人了解它是真实的。我的第二部作品《绿房子》，从格式、形式来讲，就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我和人类学家一起去了秘鲁的热带雨林，去亚马逊河的印第安人部落，在那里旅行了几个星期。对我来说，那是新面孔，那里还有一些没有被驯化的大自然，有些部落可能还处在石器时代，只有很少的现代化的特征。但是非常漂亮，风景非常棒。回到欧洲的时候，很多影像留在我的脑袋里，特别丰富。
我的第二部小说《绿房子》之后，是《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还有《叙事者》，这三部小说都是和我的经历相关。这跟《城市与狗》非常客观的描述不一样，《绿房子》是很主观的，有不同的叙事者，你能看到散文的风格，通过散文的风格，能在小说中看到一个一个厚度，看到热带雨林中迷宫式的风景，还有跟过去相关的一些传奇。这个小说除了讲述热带雨林的一些故事外，还讲述了秘鲁其他的海岸地区、北部沙漠地区可能发生的故事。它能让人们了解多样性、复杂性。因为秘鲁这个国家是非常分割化的，是非常多样的。
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位安全局的局长
我的第三部小说叫《酒吧长谈》，是我写作所有小说中最花工夫的一部。在秘鲁独裁时代时，我还是个孩子，到我们成年有8年时间，所以这8年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独裁，是军事独裁。秘鲁的真实生活被消除掉了。所有政党都被禁止了，这8年中政治史变成一个坏的历史，没有合法的政治。出现的只有地下的政治。我就读的圣马可大学是秘鲁最主要的大学之一，那里有一个传统，就是要有反抗的精神，要有不服从的精神。我去那个学校读书，也是这个原因。我当时是很叛逆的，特别是在最后三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个大学中有抵抗运动，有些地下组织。共产主义读书会是中左翼的一个组织，还有很小的抵抗运动，和共产党相联系的，共产党被当时的独裁体制几乎消灭了。我和那个团体在一年中保持着关系。很有意思。尽管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们的人数也很少，但我们确实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以个人的方式、以一种抵抗的方式。当时警察都是扮成学生来监视我们，所以行事都要当心，讲政治的话必须非常当心。很多老师和学生被关到监狱里，或者被流放了、流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