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个人，我就认识他才几分钟，他是奥德利亚，一位安全局的局长。他原先是卖葡萄酒的，独裁者可能是他的朋友，他就成了安全局的头。很多学生被捕，我们买了毯子送到监狱里去，监狱长不允许，说要批准才能送去。我们五个学生组成代表团到政府和他们谈，我们到内政部去，到内政部安全局长那里去，那是非常老的一个大楼，有一些非常阴暗的走廊。我们这么恨的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着我们。根本没跟我们打招呼，像看昆虫一样的看着我们，我们都是站着的，他坐着。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害怕。我们跟他讲了我们来拜见他的原因，希望把毯子带给被逮捕的学生。他看着我们，他把一个抽屉打开，拿出一些纸给我们看，是我们大学里印刷的一份秘密报纸，他问，这是什么？你到大学就是为了抨击我？骂我？《酒吧长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构思的。一个干瘦的人物，手里拿着报纸，给我看。感觉到他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人物，却给人的感觉非常可怕—有这么多人被捕了，我想哪一天能写一个小说，写那个独裁年代，就是通过那个人物来表现政权、权力的中心。我最费工夫的就是这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我想显示的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都是和政治相关的，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需要让步也好，退让也好，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做出一些让步。我开始写这些小的故事，怎样把不同的人物、不同地区的人，联系起来，开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后来选择了通过长谈的方式，两个人物谈话的方式，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谈话本身，使得他能引出其他人和其他人的对话。所以就变成了叙述化的谈话。把所有的人物、事实加进去。
这本书写了很多年。如果要我选一本能够留下来的书，就是《酒吧长谈》。因为我花了太多的工夫才把它写出来。
我喜欢的不是写作，而是再次写作：修改
前三部小说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经历过的一些记忆，逐渐产生一个胚胎出来，然后经过很多费神的工夫。写一部小说对我来说，并不是坐在书房那里花几个小时的写作。逐渐的，你把它包裹起来，哪怕几个小时的写作之外，你都把自己卷进去了。不是刚开始写的时候，而是整个故事开始成形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况。最大的努力，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草稿出来。草稿出来，第一个版本已经有了，还是比较混乱的。但我确定，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开始令人愉快了，非常开心。所以我喜欢。我喜欢的不是写作，是再次写作，我非常享受很多小时坐在那里写作。不像刚开始我必须强迫自己坐在书桌旁那样。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努力，总是求乎上而得乎中的。但你要意识到，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再写什么或者补充什么的时候，进行修改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时候你的修改，也不能让它太过频繁。我感觉到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这个小说质量就要下降了。这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小说写作两年或三年，已经和你自己创造的世界完全联系起来了，你要和它分割开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一本小说写完的时候，你会怀念它，因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此消失了。一部小说结束，为了让真空的感觉消失，我会马上进行创作。在做最后的修改时，我已经在构思下一部作品了。
我有一种必须写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之战》
为什么你会把某些生活的经历变为动力？以非常强的动力来写作？其他的经历，就没有这样的激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其他的作家也交谈过，他们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很迷惑。这些动力，特别是从创作角度来说成为动力的一些经历，有些可能是对你人生产生创伤的东西，被你无意识地藏在内心了。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写一些东西，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并不是蓄意地去找一个经历，然后把这个经历变成我的故事。从来没有。有些事情在我生活中发生过了，产生过了，不可抗拒的动力促使我去写作。
这种感觉确实很奇怪。比如，我从来没想过去写那些不是发生在秘鲁的事情。并不是说我有民族情结，我只能写自己国家的事情。用西班牙语写秘鲁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年轻时代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可避免地要求我在我的故事中出现。
有一天，我看了一本非常棒的书，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书，想了解拉丁美洲的人都该看看这本书，是巴西作家达·库尼亚的纪实文学《腹地》，一部充满激情的作品。写的是在巴西东北部20世纪的卡奴杜斯内战。当时的历史背景非常令人惊喜。没有什么暴力，就变成共和制了。君主制已经不能再流行下去了。人们有这种爱祖国情绪，相信新的制度会带来公正，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推动力的这种改变。东北部地区一些农民揭竿而起，反对共和国，但是怎么可能呢？这个共和国建立就是为了穷人谋福利的。
国家派了一个连去镇压，但是失败了。巴西这时感觉很不安了。政府不知道穷人为什么会揭竿而起，反对共和国。知识分子发明了一个理论：并不是穷人开始反对共和国，而是阿根廷在葡萄牙流亡的君主派的人在引导他们到东北部叛乱。因为原先英国和巴西在君主时代很有关系。开始派一个军团过去镇压叛乱，最后被打败。共和国的英雄在那里死掉了。这个军队到前线，写了报告，能把真实的事件搞混乱，所有东西都是假的，讲到蓝眼睛的农民，他说是英国人假扮的。幻觉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叛乱最后以很多农民死亡而结束。
达·库尼亚讲到，我们做了什么？他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巴西变成了两个世界，完全不同了，这是非常狂热的，两个世界不相容，不能互相理解，就只能通过屠杀来解决。这让我非常惊奇，能了解什么是拉丁美洲，什么不是拉丁美洲。突然之间，我觉得要写一部小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去写不了解的国家，没有去过的国家，写历史事件。这个国家讲的语言并不是我所写的语言。但我有一种必须写的感觉，我急着去写另外一部小说，就是《世界末日之战》。达·库尼亚已经变成了主人公，他在书中是随军记者。
我也写过拉丁美洲标志性的一个元帅，1931年，他通过铁腕统治国家。1974年我到巴西去工作了8个月，我听了很多有关土米西列（音）的故事，而且好像是不真实的故事，它的残酷、它的腐败，给人感觉他好像一个小丑一样的，完全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出闹剧。我需要把这个讲出来。有些东西完全就是戏剧性的。总统府里做的事情，都是戏剧性的。这些事情，我感觉到必须写一部小说，我把听到的很多轶事，写入了《公羊的节日》，一个有关独裁者的故事。
一个作家可以通过更精确的语言为政治作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我不了解的两个国家：刚果和爱尔兰。也是阅读的时候产生的灵感，有个人叫约瑟夫·康拉德，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家，写冒险家的故事。我几年前看了他的传记，他到刚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爱尔兰人，在那里已经住了8年，他大开了眼界。在比利时殖民时代，就像欧洲人一样，军队进去，有商业，有现代化，有这些殖民地是很热情的想法，认为殖民是好事。罗杰·凯斯曼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刚果的橡胶园里，欧洲人完全无法无天。康拉德的小说我读了很多次，认为是20世纪的杰作。他也曾经到亚马逊、哥伦比亚、秘鲁考察过，他控诉的，最重要的是对印第安人橡胶园所做的一些暴行。因为他20年的努力，在欧洲以至整个全世界都兴起一个潮流，开始控诉，特别是殖民主义对橡胶园施暴行的控诉。我开始对他进行研究。我开始写一部新的作品，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物，并不光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他也是很不幸的一个人，他有很多东西不为人所知。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并不是在秘鲁发生的，是在我不了解的地方发生的。为此，我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我总结一下我的这些经历。写作对我来说，总是非常神奇的，而且是记录生活冒险经历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你在创作中，你发现了一个故事。他原先死了，可能很多东西使你能让他复活。你的文字让他复活，让他再生，非常令人鼓舞，给人感觉就像是传奇。经过这么大的努力之后，你得到了回报，这就是写作给你的感受。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福楼拜有一句话，是在他的书信里讲到的，写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并不是坐在书桌旁写几个小时，或者用电脑打出字来；而是根据你的写作生涯安排你的生活节奏。也并不是说让你和全世界隔离起来，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可能有些伟大作家是这样做的。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我希望和街上的人有交流，不光是在我的书房里。写每天发生的、在我身边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不需要持续连续，它就是生活中的故事。所以你了解新闻，了解街上发生了什么，新闻专业的经历对我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专业使我能和社会、和人民生活在一起。这已经不光是在文学方面，而是你作为一个公民以及你的道德方面的力量。
你对城市景观有兴趣，对国家发展有兴趣，你就应该发出声音。你觉得哪些选择是正确的，你要维护它。你觉得应该批判的时候，就应该批判。你能够贡献什么东西就贡献什么东西。作为一个作家，你是在臆想的世界中旅行的一个人，你可以通过更精确的语言为政治做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政治语言都是一些呆板的东西，老生常谈，这会使事实混淆。这个时候，作家确实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政治演讲方面，政治辩论上，你也能做一些工作。有幻想、有想象，包括人的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也都需要幻想、需要想象。因为你在面临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做出贡献。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要做政治家。要看你有没有兴趣。有些方式的辩论、讨论，你应该参与进去。对所有公民都一样，我们没有例外，我们不能让政客去操纵它。否则政治就变成一件很糟的事。
所有公民都应该参与进来，在整个政治、生活中。这个参与，肯定会产生更好的选择方式。
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
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所做的事情，我生命中所写的东西，有什么用吗？除了让大家非常快乐的过几个小时，看过我书的人，能在他生命中留下什么痕迹吗？我认为是这样的，有很深的痕迹留下。不但能了解一些事实的经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我称之为“后遗症”，在历史上会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后遗症和影响是什么呢？好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为我们留下好的感觉，是说服自己的生命和整个世界。现实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并不是我想的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一看，与我们创造的世界比起来，我们真实世界多小啊！这确实是能留下一点痕迹的。这种痕迹，是一种不满足。
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如果人类对现在的世界完全满意的话，我们就不会从山洞里走出来了，就不会去发现新的东西了。正是因为这种不满足，使得我们要求一个更完整的、更好的、更不同的现实社会。所以，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学习中，对于培养人才和培养公民来说，文学应该是非常基本的。更何况，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用很多时间去看诗歌、小说或者戏剧作品，当然，是很享受，幸福感也很强烈。这同样也是文学做出了贡献的。你的这种思想，会让社会流动起来，由于这贡献，会让社会不断进步。
此文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于2011年6月14日上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逸夫会堂所作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