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长期的诗歌读者，喜欢的诗人岂止10个。说实在的，我几乎会喜欢所有写诗的人，有时候，不是很喜欢一个人，也丝毫不会妨碍我对他的作品的喜爱。因为在我看来，人是人的私有，而作品是一个诗人向我们提供的公共财产，作为一个读者，我感激那些作品给我带来的灵魂的抚慰和心灵的透视，因而，我不仅仅是喜欢，有时候是敬仰，比如对于海子、于坚、李亚伟等这些前辈诗人，有时候是尊敬，比如面对那些优秀的同辈诗人。对于比自己年龄小一些的那些诗歌同行，我喜欢他们，喜爱他们，也敬畏他们。而说到“喜欢”二字，我也更乐意说起这些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他们”。在我有限的个人阅读中，我看到他们的作品并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在对人生在世诗意向往的小路上，他们的诗行中闪耀的那些灵魂，令我相信，他们作品中流露出的种种个性，令我着迷。
余刃。第一次读余刃的作品，我想起的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再读，我依然会把他与那个很遥远的作家联系在一起。我惊异的是他诗歌中的“忏悔”精神，他对于“罪”与“善”的艰苦分析和不懈追问。这两种东西，在中国的诗歌中历来那么缺少，但在余刃的作品中却突然得到了充足的弥补。在我个人看来，这值得珍惜，也值得学习。因为这是基督教给人的方法。对于他，可能至今有很多熟悉他的朋友，还不理解他在诗歌中那种对语言漫无边际的放纵和“不节约”，但对于一个读了那么多的书却找不到关于“人”的答案的人，一个思考了那么多问题仍旧需要面对人的“神”反复诘问自己的人，他不这样追根刨底地问下去，又能怎样？
肖水。肖水一直和他的同仁们站在潮润的长江三角洲上从事着“在南方”的活计，我却更喜欢他那些“在路上”的作品。喜欢他在“离开”与“回顾”之间，对生活和自身的看待与瞻望。他的“逃兵遐想”，暗示了一个诗人与命运的实在现场保持距离的重要性，也重申了这种距离性思考的重要。这让他和一些也在注重必要生活因素的同龄诗人有了区别的意义。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做到了以细节显示生活，以生活的真实细小来证实人在人世中的存在，以自身的细微感受来求证人浮现于生活却独立于生活的尊严。在肖水的诗歌里，生活的材料总是那样鲜活，那么具有生命的现场感，却几乎无一处是即时性的，相反却到处显示了他对与人有关的永恒生活秘密的发现。通过“在路上”的行走与运动，通过“走、停、去、来、跟踪、领着”这些在他的诗歌中频繁出现的词，他“看”并观察着人的意义。这个意义，时刻包含了生与死。
梅花落。说到“莽汉”精神，可能有很多人会马上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人生的态度，对于文化、历史和时代的态度。但我却从来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莽汉”之于诗歌，其实更大的意义是它作为一种方式，对诗歌所要观察的那个世界的疯狂想象力，是建立在这个想象力基础上的对于语言最大可能性的创造。在中国，这其实是屈原和李白留下的传统。但现在，在经由李亚伟他那帮哥们后，很少有人致力于此了。女诗人更不乐或无力于此。所以梅花落的诗歌针对于当下有着那么多“清照妹”却难得一见“秋瑾兄”的女性诗歌现场，就必然有了另一种意义。虽然根据稀少的网络信息，我看到这位落草为寇，有着一副匪肝义胆的诗歌女侠，大多数时间可能都在画着行侠仗义的画，喝着烂醉如泥的酒，对着镜子比划着枪毙、砍人的手势，因此诗歌作品稀少，但这又何妨，陈子昂写得也不多，张子选后来也不知去向，可看到他们的人谁又能忘。
麦豆。读麦豆的诗歌我总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孩子在一个摇篮里不停摇荡。这个摇篮位于他故乡的两棵树上，而这两棵树刚好位于天空的春日和大地的秋天。所以，在他的诗歌里，我看到的都是“美”和“美好”，是一个诗人对于生命的美和人世美好的渴望和发现，是安静之美、谷物之美、劳动之美、冥想之美、死亡之美、矮小之美、漂浮之美、空荡之美。而这绝不是一个甘愿与痛苦和恶与匮妥乏协的人的回避，麦豆之所以要以这样的心态和视角，把人所面对的世界要一直规范在一个摇篮的两岸和两个万物复苏、大地收成的季节，最大的意义，还在于他比别人更加真诚地看到了人活着必须和美相依为命，也只有美好才能带给人类以希望。他是要说，诗人们之所以要不停地用语言去建造一座高处的教堂，还是渴望带领众人去拜见那个最美的神，那个蔑视残缺、省略绝望、不谈尽头，怀里揣着晨曦和未来的人。
乌鸟鸟。关于“广州系”的诗歌，或者说必然要由以广东为代表的中国工业社会所引发的一轮诗歌呈现，近年来，大家可能跟多地是注意到了那种对具体生活的诉说与控判，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以社会身份、伦理道德，甚至是以生产方式、劳动关系种类的区分为诗歌叙述表征并由此而透露出的人的命运遭遇。在强调这种遭遇的时候，大家也往往忽视了那个更大的“精神境遇”，注重了社会的问题与不适，却没有认真去考究精神的受压和反离，只看到了边控诉边进入、控诉实际正是迎接的一方，却没有以够量的眼光看到那些以决绝的精神力量来分析、怀疑、抵抗那个社会的一方。而这一方诗歌作品的特征与前一方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承认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必然到来，却不迎接，不深入，他们从来都没有预设一个与这个工业社会首先对立并具有绝对优先道德感的农耕或是乡村社会，但一直在实现着诗歌的批判和精神要求的内在反驳。这些诗人，以杨子代表，诗人乌鸟鸟后来也出现在了其中。正如这个有趣的笔名一样，乌鸟鸟的诗歌，大多数是在表达一个诗人在试图完成对那个工业社会影响下的人的精神状况的详尽分析，在陈述要脱离和飞走的努力和愿望。他发现了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所以使用了大量的长句，看到了更多内在的问题，所以比别人更加尖锐，他比别的同龄诗人更加在精神的深处，而不仅是阶层生活的层面上感觉到了那个社会带给中国的普遍影响和重力，因而也更加具有反驳的激情。在工业社会的理发店里，他和大多数人一样，瞬间就被理去了与羽毛最相像、被烟尘和炭黑染乌的头发，他却想飞。
孙苜蓿。回忆孙苜蓿那些早期的诗歌，我总会想到一个小小唱诗班。这个唱诗班不是在一个很大的教堂里，而是在一个窗台上有着花草和露珠，并能通过窗口看见远处的草地与田野的家室中，而且，由于她在她的诗歌里所使用的声调和音律的缘故，我还一直认为她不是排在最前面的那个，也不是第二个，而是唱诗班里的“3”。在前面的人认为神为一统，或者是人神共处的时候，她发现了在人神之间的“灵”，她说上天有神，而人有灵。所以她大多数的早期诗歌都表现出了一种神、灵、人互映的气质。这塑造了她语言的诡秘之感，也成全了她独特的诗歌思维。在一种弥漫、挥散的灵性之力的指示下，她的诗歌似乎只是在“雾”与“气”上接近常物，但一旦被言辞波及，意向又迅速离开，从而带给读者强烈的诗歌张力。
子禾。子禾和他的一帮哥们在弄一本叫《12号》的诗歌民刊，那是一本很低调的同仁刊物，也是一帮很优秀的哥们。他们从前都在京城，但现在不知已散落何方。但不论怎么样，我想子禾和他的那些哥儿们，都不会放弃对那些理想事物的痴情描述和尽情呼唤。因为那些被光、灯、和色彩所呈现的理想，在诗人子禾看来，并不是虚幻，它在人的精神内部其实是比生活更具体的实在。作为一个彻底的以写作兑现理想主义的诗人，他一直力图否认现实的空乏和生活的苍白，却不得不一次一次地承认，理想就是向日葵的太阳。理想照耀一切。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在告诉读者，在北半球，人就要向南走，在南半球，人就要向北走。我们用双手构建起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必须也必然会用比手更高一些的脑袋，去不断调整时间、空间、情感以及光线与水的布局，从而构建一种更加合乎人类，给予人们前途与光明的理想秩序。用他本人的一句话说就是，理想是人类在“云朵里的村落”。这让子禾的诗歌显示出了在第三代诗人之后，早已难得一见的悲壮与浑厚，温暖与富足。
其灵子。这是我意外读到的一位诗人，和另一个叫吴素明的诗人一样，我至今不知道他居住何方，从事着何样的生活，但从他的部分诗歌中，我知道他离开了他的“故乡与耕马”，在离乡的路上，它们变成了他的包袱和坐骑，这让我看到，在上一代人身上那明显的“离乡—返乡”的精神遭遇依然是如此清晰地存在。然而，不同的是，其灵子的这一代“心”在这一刻已经无限安宁，这样的安宁已让他分辨不出异乡和故地的区别，或者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再去区分那些地理和状态上的差别。这看起来好像是诗人对于内心的各种强烈情绪的自我囚禁，但实际上确实是他的平静。这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但无论是何原因，他都以一种难得的安宁展示了一颗广阔的心。他诗歌中的那些风物、那些事件，似乎都是静悄悄地从那颗可以明确感觉到的心里流出的，带有情感的人的心被尽量放宽、放大，而在没有回避任何的现代时间的同时，他的诗作也迅速接近了《诗经》的古典风骨。
暗房子。与其灵子相比，暗房子可能是一位令人更感陌生的诗人。他好像从来没有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作品，或者是他并不想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他的诗歌，我看他的诗歌也只是在他的一个并不张扬的个人博客上。那个博客上另外还混杂着他许多简短的时光心得和摇滚歌词。初一读起来，他的所有诗歌都像是一个人在一个清晨迷醉之后的语言错乱，犹如一把焦虑而急促的电吉他，他自愿一个人在一根粗弦上弹着他的喃喃自语。他会说“太阳在死后，变成一幅发散的静物”，也会说“闪电多么狡诈，插进房子的腹部”，还会说“穿着鞋子的人感到什么都没有用”。然而，打动我的，也正是他这种语言携带着思想的魅力。他的语言，有一种近乎暴力的美和力，而每当他使用这种暴力突然介入到面对的那个世界时，规则就会被瞬间打破，而呈现出一种新的混合和发现，但这个混合又是那么合理，没有丝毫的不适。他几乎是最大能动地发挥了语言对于秩序的改造能力，说出了人和时空在某些时刻的格格不入，但又在某些时候的无限妥协和理解。表达方式上错乱和自语状态，也暗合了人的生命之旅中，那永远不可言明的复杂和那种人在人群中绝对的自在与孤独。
埂夫。我私下里把诗人埂夫形容成走在城区街角的一个小K。在他的大多数诗作中，他像那个卡夫卡的老K一样，不停地在围着一个眼前的现代社会打转，有时候进去，有时候出来。他就像一个不负责任的旁观者，所以不论是进去还是出来，他都没有多少的收获。生活，对他来说，似乎只成了一种过程的游走。他诗歌中的那些人物或者事件，无不具有一种漫不经意的随机性。但正是在对这种随机性的埂夫式揭露中，在他一段一段随意截取的那些鲜活的生活场景背后，读者往往会意外看见一只可以操作一切的手，看到生活从头到脚的现代性，在迫使我们的身体不停随之转动的同时，也在残酷地消耗和吞噬着我们依赖传统形成的精神能力和情感基础。在那些意外而经常的事件之中和貌似并不真实、其实异常准确的感觉之中，埂夫让人清晰地看到了历史向前的巨大惯性，也告诉了人们，当历史的大巴开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不与之形影相随，于无奈和神离之后，屈下身来继续合作。当时代反锁了我们，拿着钥匙又有什么用？
所以，综合说来，我之所以喜欢以上这些诗人朋友的作品，还是因为他们给予了我那些基本的关于人的信息。他们是通过诗歌要传达什么的可靠信使，让我看到了人在时间和人类中的存在。不论是余刃的“罪与善”，还是肖水的“意义”、梅花落的“硬”、麦豆的“美”、乌鸟鸟的“飞”、孙苜蓿的“灵”、子禾的“理想”、其灵子的“心”、暗房子的“自语”、埂夫的“合作与观望”，都是诗歌作为一种促使我们短暂离开时间的工具，行使在这个时代发现、命名我们的共同的灵魂貌相之权力的必由之径。和那些并非如此的诗人相比，他们或许是因为准确而敏锐地分布在了他们一代人必然要获取、遭受的经验和思考周围，而在各个不同的侧面实现了与核心最大的接近。因为人要活着，活下去，确实需要这些。
2009年2月27日
——《诗选刊》2009年2月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