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甘琦加班还没回家，5岁的儿子却已睡熟。北岛轻轻带上门，回到我们身边。
他显然对品酒颇有研究：斟，看颜色，晃杯子，闻，这才抿上一口。他家里存着不少好酒，那是多年漂泊养成的习惯。按他的说法，漂泊海外，酒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他向我们讲述在欧洲4年，换7个国家，搬迁15次的故事。在北欧的那些年，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诗和酒，陪他度过漫漫长夜。
20年前，北岛开始了漂泊之旅。他先在欧洲呆了4年，然后定居美国。那时，他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也并不稳定。他做过许多工作，在纽约与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甚至给BMW汽车写过颂词。北岛说，现在想起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反倒成了人生的财富。
2008年，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定居香港。20年了，此刻他离故土最近。然而香港之于北岛，未必不是“他乡的天空”。去年夏天我去香港采访，在书展的讲座上看到北岛。他夹在两位滔滔不绝的香港学者中间沉默不语，像误入粤语大气层的飞鸟。我坐在下面，看他的面容，想到他一本诗集的名字：归来的陌生人。
北岛曾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他自己则是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只是绝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这滴墨曾经点染出一个时代的轮廓。
也许，现在他依然不太适应香港的环境。他没有车，因为摸不清错综复杂的路况。在出租车上，他和工作人员说“香港诗歌之夜”的筹备情况，因交流困难，只好用英语。
北岛一次次饮尽杯中酒。他的声音浑厚而平静，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节奏。1970年代他第一次见到多多，两人就是以歌手身份互相认识的。那时他才不过20出头，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还在后头。
在文章中，北岛曾回忆那个年代。那个可以为了一本书跑遍全城，可以为了一个想法争得面红耳赤的年代。曾经，《今天》编辑部人来人往，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在这里“吵得脸红脖子粗”，却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对于1970年代，北岛不仅仅有怀念。他正在主编《七十年代》的第二辑，打算把作者群扩大到更广的阶层，甚至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它肯定是一种争论，有人这样叙述，有人那样叙述，”北岛说，“正是因为各种声音加入，整个声音才更浑厚有力。”
前不久他获得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一份迟到的荣誉，而且还无法亲自领取。在获奖感言中，北岛写到自己的“缺席”——“正因为缺席，才会领悟我们所拥有的空间；正因为缺席，才会探知这镀金时代的痛点；正因为缺席，才会让命名万物的词发出叫喊。”
这么多年来，他早已习惯了缺席，但对这个时代，他的批评一直不曾缺席。就像萨义德在《知识分子》里说的，“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进入1990年代，物质主义逐渐挤占过去意识形态统治的地带。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让北岛感到，民族文化在不断衰退，知识分子不再是时代的牛虻，反而成为了迎合者。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北岛真诚地说，“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北岛的藏书并不算多。因为搬家频繁，很多丢在了路上。只有那些朋友的赠书，他像恪守承诺一样，不辞辛劳地从天涯带到海角。我从书架上抽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的《另一种声音》，扉页上有这位已故墨西哥诗人的亲笔签名：送给我的朋友北岛。
还有艾伦·金斯堡、盖瑞·施耐德、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书架上的名字几乎能构成世界文坛的“梦之队”。北岛说，他们都是处在国家之间、主流之外的边缘人，正因为此，他们拥有了特权，成为了不同文化的批评者。
他一口喝完杯中酒，双眼湿漉漉的，看上去有些疲劳。只有这样的时刻，他才像一个60岁的人，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
走出北岛家，街上已空无一人。路灯像闪烁的渔火，在夜色中晃。我和摄影记者都有些犯晕，酒精像老鼠，把周围的一切啃得模模糊糊。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北岛在《断章》中写到的情景。
那是1978年深冬的午夜，他和朋友们决定把第一期《今天》贴遍全北京。从小酒馆出来，他跟朋友们一个个分手，胯下的单车已走不成直线。他看见繁星树影，路灯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在黑夜中航行。年轻的诗人想起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
那些经历根本算不了什么——对话北岛
不能把批评美国变成赞扬自己
人物周刊：您的新书写到什么程度了？
北岛：接近尾声了，还要三四个月吧。这本书是从我出生写到1969年上山下乡，侧重童年经验。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说：人生像彗星一样，头部密集，尾部散漫。最集中的头部是童年时期，童年经验决定人的一生，而穿越童年经验是危险的，甚至接近于穿越死亡。说得好像挺邪乎，其实很有道理。回顾童年，我才发现很多东西早已被决定了。记忆像迷宫的门，追溯童年经验就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开门的过程。
人物周刊：以后会写自传吗？
北岛：大概不会真的写自传。我今年60岁，可分为3段：出生到20岁开始写诗，这是第一段；20岁到40岁是在国内折腾——地下写作，办《今天》，搞翻译，换工作，最后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是第二阶段；40岁那年开始漂泊至今，这是第三段。我的人生阶段很清晰，这样交代起来省事。
人物周刊：漂泊了这么多年，中间回过几次北京？
北岛：从1989年到现在回过5次，每次不能超过一个月，都集中在2001年到2004年之间，从父亲病危到安葬。2001年底是13年后第一次回北京，震动最大。北京完全变了，早年和老北京的联系被割断了。这个过程让我痛苦，好像在故乡反而迷失了，连自己的家门和读过书的学校都找不到了，只能坐出租或有人陪着。这倒也好，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如果说还有乡愁，那也是对一个遥远的文化记忆的乡愁。而作家的好处是，他可以用文字恢复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人物周刊：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北岛：我想一个四海为家的人的最大好处是，由于不属于任何体制，他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的批评特权。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用不着遵守当地的规矩。正因这种与各种文化，包括母语文化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可以说三道四、无法无天。我希望自己继续保持这种批评的特权。
人物周刊：在美国时也批评美国主流文化吗？
北岛：当然。在一个社会生活久了，如果没发现任何问题，就说明你有问题了。但我觉得，谈论一个国家，最好能放在这个国家的语境中——脱离这个语境很难理清来龙去脉。我认为美国是中国将来应该避免走的道路。它是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与社会。它的民主体制设计上很完美，但在实践中困境重重。
人物周刊：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美国民主是很欣赏的。
北岛：新左派和自由派之争，和每个人的阅历、知识背景有关，立场观点像光谱那样复杂，很难简单分类。我看过《民主四讲》（作者持新左派立场），很多地方讲得是对的，但不能把对美国制度的批评简单地转化成自我颂扬。美国民主制度是有种种问题，但并不能反证中国的现状就是好的。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肯认真反省这60年，将来还会犯同样的错误。我认为知识分子最起码要做到永远保持批判立场，不取悦任何一方，无论权贵还是大众。
人物周刊：您的文集近年在大陆陆续出版，有删改情况吗？
北岛：最近出香港牛津版5卷本，编辑和我共同校对，才发现大陆的每本散文集都删了上百处。有些出版社，如三联，就做得比较好，《七十年代》删节得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