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简介：阿乙，原名艾国柱，作家。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毕业于警校。做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编辑。曾任《天南》文学双月刊执行主编、铁葫芦图书公司文学主编。出版作品：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随笔集《寡人》；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曾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随笔集《阳光猛烈，万物显形》，2015年8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答题者：阿乙
出题者：刘雅麒
时间：2015年10月23日
1
《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是你的最新随笔集，汇集了2011年至今你写的随笔文字与小叙事。随笔与小说，你更偏好哪一种体裁？为什么？
答：我看重小说这种身份。我喜欢跟人说，我是写小说的，而不是写随笔的。就像家里有两个小孩的人，喜欢说他是在税务所上班的那个孩子的爹。但私下里，我更喜欢无所事事的幼子。
写作有两种：一种是小说，一种是小说之外。几乎每个工种都这样：一种是雕像，一种是雕像之外；一种是国画，一种是国画之外。前一种都带有可出售性，而后一种有时候跟着事主去了坟墓。
在写这些笔记的时候，我设想过——要是有一天它们能赚到稿费就好了。当时我的写作都在工余进行，在疲惫的情况下进行，它们之所以能写出来，源于一种表达的冲动。我很怀念那时候，就是下班以后自己对生活还有所期待。就好像上班是为了抵达写作必须经过的河流。
2
前段时间你因为写作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你是怎样战胜病魔逐渐康复的？住院前后，你对写作态度和对生命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
答：当时是因为焦虑搞垮身体的。我的运气很好，当初作为一个弱小的文青，得到过很多前辈的鼓励与帮助，而他们的期望有时也被我双倍对待。另外，我自己也有野心。可以说，当一个人所具有的野心(或理想)过于巨大，同时他的才力过于有限，最终受到惩罚的就是他的身体。刘翔就是这样，他是被巨大的期望和想再进一步的愿望给压坏的。他的跟腱受不了。
我是肺出了事。后来查出来是免疫系统坏了，祸及肺。
有段时间我的状况特别糟，出现恐惧。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薛忆沩在咖啡馆坐着，忽然说我得回去。我就打的回去了。回到家我才好好喘过气来。有好几次都这样，因为怕在外边出事，丢人现眼。后来去医院心理科，才知道自己的情况在病友里算是最为轻微的一种。吃药就好了。这种药使自己与自己的负面情绪好像远离了。好像建立了一堵墙。
疾病太难忘。我住院时，一屋之内，死过两人。后来转院，某天隔壁房一片混乱，又死一人。说是要继续抢救的话，都要把内脏压坏。
出院后，我每天最多只能工作4小时。也许3小时就累。这样我就会更慎重地投入。
3
你的作品中常常会涉及死亡的意象，什么时候你开始思考死亡这个人生命题？你对此的看法是怎样在作品中渗透的？
答：死亡是必然遇见的事情。想到死神，人所感到的莫不是噤若寒蝉、在劫难逃。好像越活得多，这种感觉越强烈。楼下小区健身器材，扒在上边的多是老人。年轻人不太考虑这个问题。而死亡其实从中年就开始侵蚀一个人。
谈论死亡很多人都有独到经验。比如马尔克斯小说里形容少女的浓发像石油一样充满生机，生发这样感触的当然是一个将死之人。
在我最衰竭之时，卧在床上，听到楼下女童奔跑时所传出的尖利的声音也会心惊。最近两年对死似乎坦然不少。对死我们不能太过侥幸，有时就是我们的同行者，死神都后边甩过来一杆标枪，戕害我们中的某人，使之扑倒。
4
你在创作道路上遇到的伯乐？他们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的运气很好，遇见北岛、李敬泽、楚尘、欧宁、宗永平、许知远、王二若雅、曹雪萍、老罗、王小山、许楠等尊敬的前辈及热心肠的朋友。我常回味来自他们美好的鼓励。有时他们并不当面表扬我，而我通过他人知道，来自他们的热忱鼓励及保护。
我发表得最多的平台是《人民文学》和《今天》。2010年是我最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我的作品开始在上述两家杂志发表，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出版。从这一年开始，我获得的东西越来越多。在走进这一年时，我是一个34岁的灰头土脸的文青，走过去后，已经有意气风发的意思了。后来为了继续重演这种感觉，可能我试图要跃进一下，就把健康搭进去了。
5
你的作品翻译到了外国，外国的读者对你的作品有怎样的反馈和评价？
答：2015年6月，伦敦oneworld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英文版，在一些奖项上担任评委的M.A.Orthofer先生为此写了一篇书评。《洛杉矶时报》的书评版对此进行了采访。一位叫HOWARD W. FRENCH的作家为《华尔街日报》写了书评。我并不懂英文，我请人看了下，说的都是好话。这本书的平装版最近在推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意文版、法文版、瑞典语版正在翻译。但我更看重我即将于明年8月出版的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这本书的意文版目前在翻译。我之所以力不能支，像很多使命巨大、能力不足、不幸的作者一样，忽然在某个上午，咳出一口鲜血来，正是因为它。它是我的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算是中篇)。我丈量了自己，以目前这种写法，可能很难再写出一部18万字的小说来。
6
你在26岁之前，都在江西的小县城工作、生活，其间有哪些令你难忘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你产生的重要影响？
答：县城的生活比较压抑。当时，2002年之前，县城既小，且封闭。特别是人，来往都是熟人，甚至毫无隐私。
到现在，我都会设想自己的另一种经历，就是没有离开县城。有时我能够从我过去的同事那里看到自己。以前写过小说《模范青年》，就是在设想自己留在县城的情况。
有时我也怀念县城互相照应，让人温暖的地方。在异乡，人显得孤独，然而处理好孤独不也是人的本事吗。虽然我处理得不好，但总要去处理。我对县城有乡愁。我在那里上班，恋爱，交朋友，打麻将。我在那里有大把的亲人。离开铁饭碗使我获得了很大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我最为珍视的，然而问题还是这个，一个人得有面对自由的极大勇气，他才会享受到自由的好处。很多时候，一个人并不会处理过多的自由，时间对他来说极其无聊，他竟然用不完。我的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讲的就是一个无法战胜时间的懦夫的故事。
7
你曾长期在新闻行业从事记者、编辑的职业，这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答：新闻作品追求扎实的信息。一字一句必有用处。这是传递信息的必要美德。小说也是一种信息。有时，所谓的风格不过是在必要的信息之上添加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我对此并不认同。我喜欢克制的、节省的东西，这种喜欢来自新闻传播的教育。我写作最初采用的律法是梅尔文·门彻的《新闻报道与写作》。甚至现在我写作出现弱点(比如过于强调动词而忽视了名词的使用)也是因为我迷信此书。
8
你与读者的关系是怎样的？读者的反馈和评价会影响你的进一步创作吗？
答：我不善于处理这种关系。这个时代提供了这种交流的便利。我不太能当时接受别人的批评，但是过后，比如过一年(一定会的)，我又会正视到批评的可贵之处，会有的放矢地反思。但在当时，有时我会用难听的话和对方争辩。后来学会不争辩。直到最近，我都快四十了，才想通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批评别人就是正义的，别人批评我就是邪恶的？
因为想通这一点，最近脾气好很多。也冷静很多。批评往往会促使我改进自己。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每次担忧的其实是别人在批评之余对我所取得的荣誉的攻击，像狮子害怕失去自己的领地和妻妾。这是我多想了。
9
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答：《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天下前五之作。还有《神曲》。
我读过的最好的美国作品是《押沙龙，押沙龙》，我对散发着一股子肥皂水味道的美国写作班作品并不喜欢。因为情感的重复率太高。
文学上的正确例子，我手边看见的：
《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桂裕芳译译林出版社)。
昆德拉小说《缓慢》对池边虚假性爱的描写，那一段。
10
你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答：年轻时以为爱情是天，最大之物。越到后头越觉出它的无聊。可能是我在这方面比较无能，因此也觉得它无能吧。我觉得它是被很多情感上的暴徒滥用的东西。我常想到一个滑稽的场面，一个人猛抽对方的耳光，一边大哭着说，我很爱你啊，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哇。
婚姻是对的。前提是1+1＞1。
婚姻能保卫财产。单身其实不积钱。婚姻能保证伙食，还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有消费的必要。想起单身的日子，就几条裤子，穿一双鞋就走，在这个人世间太过简陋，得场病就得和死神握手叙旧。结婚首先是让室内有了暖和的气氛。
11
你觉得自己是偏理性多一些还是偏感性多一些？你怎样平衡感性与理性？
答：感性更多。有时偏激。我有理性的朋友和亲人。他们对我来说很珍贵，我很迷信他们。我想，正是因为他们在保护我、矫正我和帮助我，才使我幸福地走到今天。
12
你喜欢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答：——对人要求很少的人。不使用别人的人。
有时在人生的某个口子上，猛然醒过来，发现有的熟人竟然是一直在使用身边的亲友的，大骇。人都是自私的物种，但是打着善良旗帜去使用别人的人，让人恐怖。
13
你的阅读史？现阶段你欣赏的作家作品？
答：26岁之前我阅读杂文和心灵鸡汤。26岁至39岁阅读外国小说。如今我觉得外国小说阅读过剩，开始阅读《左传》、《诗经》，《史记》已经读完。
14
不写作时会做些什么？放松身心的方式？
答：散步。散步当成一个任务，试图每天走路10000步，是为了活得更久点。现在踢球已经不能跑了。这是身体沦陷的一个标志。跑十米就大喘。有时看电影。不是在电影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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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小时候梦想成为谁？为什么？
答：小时没有梦想。19岁的时候梦想成为傅红雪，因为他有天下第一快的快刀，然而为了女人，他甘于像狗一样扑在地上，任人践踏。现在想起来，只是为了一种豪迈。出于类似的情感，我开始抽烟。直到2013年住院，看见隔壁床的肺病人死了，才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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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希望得到的评价？
答：美好的评价好像变得虚无。就像花生。我爱花生。有时我吃花生，明明吃到量了，然而还会一颗一颗吃下去。就像是纵欲一样吃。明明没有需求了还在吃。不知道为什么。有时评价，美好的评价，看起来餍足了，然而还是本能地去追求。但是到嘴的那一刻，又觉得味道并不那么如意。
我很难忘记2010年那一年北岛先生打来的电话以及李敬泽先生写的稿签。还有书的责编王二若雅女士请我吃的饭。那一年，他们册封了我。
17
在写作上你有怎样的理想？
答：我今年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感到富足，是因为人生的两个愿望，一个是到纽约一游，一是写完长篇，都实现了。觉得心无挂牵。
我渴望就像我阅读那些外国作家的书那样，未来也有一些像我这么勤劳的读者阅读我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