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的士人学而不厌，皓首穷经，向来把知识看得和德行一样紧要，普遍把学问渊博当做君子的标志，将腹笥诗书当做真正的富有。《礼记·儒行》里说：“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孔子家语·儒行》则教导人们：“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不求多积而多文以为富。”此处的“多文”与文章写作，不能说毫无关系，但主要是指知识的积累和学问的精进。由于儒家先哲的谆谆教诲所产生的效力，长久以来，“多文为富”已经凝定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修身养性的基本理念。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多文”与“知识”和“修养”脱了钩，却将其所指暗自转换为“多写文章”。如此一来，著作等身就被当做一种令人钦佩的成就，卷帙浩繁则是令人赞叹的伟绩，而为了创造这样的成就和伟绩，一挥而就地快写，洋洋洒洒地多写，连篇累牍地多出，就成了普遍的写作方式和写作风气。
到了现代，“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因为“唯美主义”和“纯文学”的稀释，似乎已经不再那么“宏大”了，但“多文为富”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作为文章，其书满家”是韩愈引以为傲的事情，似乎也是现在许多作家追求的目标。某些当代写手盘点自己的成绩，不是说自己今年又出了几部书，就是说自己又写了多少万字。而便于录入、复制、剪贴的电子计算机，则为现代作家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写作工具，将他们的写作速度提高了好多倍。几十天写一部长篇小说，一年内出几部作品，绝不是偶或一见的个别现象。创作总量在五百万字的作家比比皆是，总字数超过一千万的，也大有人在。
然而，一大袋土豆比不上一小粒钻石，同样，一万部《肉蒲团》比不上半部《红楼梦》。判断一篇作品是不是好作品，根本上讲，要看它是否充满令人陶醉的诗意，是否达到了较高的伦理境界，是否能对人们的内心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一个作家的文学地位，最终决定于其作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唐代的张若虚留存下来的诗作极少，但他仅凭一首《春江花月夜》，就“孤篇盖全唐”，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流的诗人；茹志鹃的作品并不算多，但一篇不足六千字的《百合花》，清英雅秀，别具韵致，是任何文学史写作者都不应该忽略的作品；阿城写小说的态度，更是自抑和克制，从数量上看，他可能是当代写得最少的优秀小说家，但是，从质量上看，他的《棋王》等作品却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无论语言的精致，还是叙事的练达，比得上他的，还真是不多。
这就说明，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是艰难的创造，而不是轻松的游戏。因为蕴蓄着人类的苦难和眼泪，所以，它必然是沉重的；因为负担着为人类提供力量和信念的使命，所以，它应该是热情的；因为必须面对沉重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所以，它应该是勇敢的。它向上探寻人类精神可能抵达的高度，向内探察人类内心世界的深度。它要求作者必须切近地了解社会和人生，必须深入地开掘所要表现的生活的意义，必须全面地了解人性的复杂和美好，而不是根据一点浮泛散乱的印象，或者根据几句道听途说的传闻，随便写来，敷衍成篇，就像我们在某些以农民工进城为题材的“底层叙事”中所看到的那样。
然而，能够沉潜下去寂寞而耐心写作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有些作家把写作当成一种消极的需要，当作一种机械的技术性的劳动，从而将文学写作降低为陈陈相因的自我重复和率尔操觚的粗制滥造——主题、情节甚至细节的重复，在某些小说家的创作里，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有的作者写了很多作品，真可以用“汗牛充栋”这样的现成话来形容，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没有太大价值，除了制造出热闹一时的新闻话题，似乎并没有多少文化和文学上的意义。
虽然写作上的“数字拜物教”已经成为一种消极的习惯，但是，强调写作的精神向度，提倡撙节、克制的写作风格，似乎也构成了另一种良好的传统。《周易》里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这可能是中国最早将“辞”的多寡与性格的状况联系起来的观点，也是最早反对“辞多”的意见。陆机则在《文赋》中说：“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他的取舍标准也是很清楚的：华而不实的“尚奢”是要不得的，而恰到好处的“当”则是应该提倡的。清代的大学者顾炎武不仅强烈反对无节制的多写，而且将“多”当做导致“文”之衰败的主要原因。《日知录》这样梳理和总结“文不贵多”的经验：“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余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
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则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他最后的结论是：“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造成“文衰”的原因，固非一种，但亭林先生说“文以少而盛”，也很有道理，——这句话里蕴含着文学写作的规律，暗示着文学价值生成的秘密。歌德无疑也发现了这个规律和秘密，所以，他坚决反对作家写得太多。1831年12月1日，他与艾克曼谈话时，就批评雨果写得太多：“他那样大胆，在一年之内居然写出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能呢！而且他像是为挣得大批钱而工作。我并不责怪他想发财和贪图眼前的名声，不过他如果指望将来长享盛名，就得少写些，多做些工作才行。”
写作虽然难免受“求名”之心的影响，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超越名缰利锁的束缚，必须养成一种积极的文学写作态度。顾炎武在谈到“著书之难”的时候说：“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文学写作接近农业性的劳作，而文学的孕育和生成则与庄稼的生长有些相似。像农业劳动一样，在文学写作上，任何揠苗助长的行为和贪多求快的心理，都将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都是要不得的。
文贵好而不贵多。多写固然显示着勤奋，但少写才意味着成熟。文章的精致与完美，与用心的“少写”之间，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关联。所以，对包括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在内的所有写作者来讲，最好的态度也许就是：不当以多写为光荣，而应以写好为鹄的；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宁可惜墨如金地少写，也不泼墨如水地多写。
总之，很多时候，多文不是渊深和力量的标志，而是浅薄和无能的象征，——以写作为职志者，岂可不临文以敬，慎之又慎耶？
2009年2月3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