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夜，电话铃声骤然响起。这个时候的突然来电，在这样一座南方古城的普通家庭中多不是好事。被子里的男人神经质地伸出手，一把抓起话筒。床的另一头，女人也被惊醒。却慵懒地躺在电热毯上，纹丝不动，似乎没有醒来的样子。男人说了一句，马上来。挂了电话，黑暗中，摸索着衣服。棉袄容易穿，裤子却难于分清正反。慌乱中，听到皮带头碰到木质床头柜的声音。女人说，开灯，看见光线穿，什么事情？男人说，我妈昏迷。女人猜到八九分，叮嘱，开车不要闯红灯，心里再急也要注意安全。
女人翻过身，继续睡，再也没有睡着。她担心男人在慌乱中出错，男人有的时候比孩子更脆弱。天渐渐亮起来。女人赶到婆家的时候，丈夫给她开门。婆婆的几个儿子都到齐了，他们悲恸，情绪不稳，在客厅里等她。面对久病的母亲突发亡故，虽然都有心理准备，可是，当死亡真正降临的时候，他们依然悲戚，不知道如何是好。寿衣店二十四小时营业，在楼下的门面房。他们趁母亲的身体尚有余温的时候，给她洗了脸，抹了香，换好了缎面的寿衣。为了使母亲的脸色好看一些，他们手忙脚乱地给她搽了粉霜和润唇膏。下一步该怎么办？人在突发事件的面前总是无所适从，巨大的悲恸往往使人迷失方向。
天已经透亮，他们在期待什么，也在拒绝什么。感情是心灵的明灯，也是行动的绊脚石。兄弟几个对母亲感情深厚，在永恒的分离面前显得无所适从。这户人家一直把媳妇可染当成是外人，既然是外人，自然是冷静的。没有情感介入的事物处理起来就像正常轨道上运行的列车。她的理性告诉他们，如果按照他们的意图，一切从简的话，要给殡葬管理处打电话，叫他们来车，先把人拖走。
电话是可染打的，114直接转了过去，对方并不是殡葬管理处，而是民间的丧葬礼仪公司。那样的礼仪公司会把本来就不简单的事情办理的更加复杂，兄弟几个不愿意被人牵着鼻子走。他们认为生前极尽孝道即可，死后的喧哗是做给活人看的，他们围坐在一起抽烟，叹息，流泪，偶然间，掩面大哭。可染在他们哭泣的间隙，联系殡葬管理处。
有人敲门，一高一矮，两个穿白色工作服的男人进来。显然，他们手里的担架和职业素养，证明他们是来搬运死者的。矮个子的男人让长子填写一份死亡报告书，长子拿着笔，目光空洞，不知道如何落笔。担架工的手指在表格上指引他填写，他却无从下笔，目光迷离，不知道写什么。问他和死者的关系，他一脸茫然，沉思一会，突然说，孙子。这份简单的表格，最终由可染接过笔仔细填写，签了丈夫的名字，递给担架工。
担架工把死者抬上担架，准备出门的时候。长子突然想起什么，他从母亲房间的抽屉里拿出几张百元钞票，竭力塞给担架工。担架工婉言拒绝。
他们都没有经历过给老人送终的事情。可染问担架工下面的程序，并一一记录在纸上。她相信他们，并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她去社区开据死亡证明书。社区和殡葬管理处联系，确认可染的陈述，才能出具证明。对方却说没有来过该社区搬运死者。可染听了，心里忽然凄惶。
惯常说来，没有人会来社区开长辈的死亡玩笑。虽然没有得到殡葬管理处的认可，社区还是给焦虑的可染出具了死亡证明。死者为大，可染体会到社区工作人员对她的关照。人在出门办事的时候，往往会受到莫名的羁绊和刁难。而人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愿意牵绊他，阻止他。人们对于离开自己世界的死人完全丧失了羁绊的兴趣，潜意识里甚至有一股假装是悲伤的欢天喜地。一旦他离开了活人的世界，他就不再是活人关注的对象，他在人世间的一切手续，办理起来都异常顺利。
下一步是去社区医院出具医学死亡证明。可染一边往社区医院疾走，一边和殡葬管理处联系。人生总是面临没有经验的失误。可染检讨自己，却不知道错在哪里。
城区和郊区分别有几家火葬场，对尸体遗失事件，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已经汇报到上级，领导很是重视，安排具体工作人员四处排查。他们对可染的问询及其有分寸和耐心。他们问她，上门来的搬运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长相，程序，填写什么样的表格，有否收费，开什么样的车子来，死者装在车子的什么位置等等。像警察办案一般，注重可染提供的任何细节。
社区医生出具死亡证明书的时候，不断询问死者一些具体情况，可染和死者的关系，死者年龄，性别，生前有否住院，得过那些疾病以及死者的职业等等细节。医生对可染一边打电话，一边回答他的问题很是不解。那么多病人排在她后面，等着医生看病，可她却一直在打电话。医生问她一句话，要等很长时间她才回答一句。她的心不在焉，使得医生无法填写死亡证明书的内容。等待看病的老人们有一些不耐烦，他们围在医生左右两边，有些焦虑。医生看出来了，医生说，你不能等一会再打电话吗？什么时候了，还打电话，多大的事情，问你情况，你电话打个不停，我怎么给你出具医学死亡证明书？
社区医院的走道上，弥散着一股大便的臭味。人老了，生活便不能自理。不知道什么人，把大便遗漏在走道上，清洁工在拖地。可染在洗手间，她需要放松一下。刚褪下裤子蹲下来，就听到医生喊她名字，她在里面大声回应。人在忙乱的时候，乱中出错的时候，特别是死者已经运走近三个小时，还没有找到尸体下落的时候，可染就变得手忙脚乱。她像来这里看病的老人们一样，顾此失彼。
死者的身体在遗失的过程中被不发分子摘取器官？她不敢想这样的事情，却不能不想。唯恐节外生枝，凄凄惶惶。
银行规定，如果没有本人身份证，他人就无法代领本人存款。所以，他们必须在户口注销前取出母亲的存款。产权房过户也一样麻烦，需要按房屋总价值的比例缴纳公证费才能办理。鉴于制度的种种制约，他们兄弟几个，一个拿着母亲的身份证去银行取款。一个去买墓地。一个去房地产交易市场办理产权房过户。只有可染这个外人（死者娶儿媳妇那天起一直这么灌输自己的几个儿子）在处理后事。
她不敢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在她自己还弄不明白真相的时候。这个不祥的消息显然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忙中出乱。她打算一个人追踪到底。她去派出所报案，同时出具公安部门的死亡证明书。
可染陈述的时间段里，殡葬管理处排查了全市所有的火葬场，没有找到死者，甚至连发车记录都没有。而可染打过去的电话，却被警察证实是殡葬管理处的电话。
警察已经介入。这个城市过去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可染在警察行动之前赶到了殡仪馆。殡仪馆不像她小时候去过的那么可怕，有点像现在人们经常驻足的宾馆楼台。她去各个部门缴费和选购棺木，骨灰盒，花篮。跟往常出门办事一样从容，只是尽量考虑到丈夫的喜好，她在潜意识里讨好他，想把事情办的更符合他的心意。确定明天火化的时间，遗体告别厅以及其它事项。显然，殡仪馆按正常情况处理，对所有事项极尽周到。这使可染不再惶恐。
忙完一切手续，可染回到婆家的时候，兄弟三个已经陆续回来。可染把相关证件给他们。他们没有想到，她那么快就办理好一切火化手续，心里有些安慰。丈夫对可染说，你跑了一上午，一定很累，先回家休息。回头，他们还要处理一些其他的事情。
可染知道，她是外人。该是她离开的时候了。去哪里呢？她并不想回家。这里的居民认为去过火葬场或是墓地的人，要先去大型百货公司或商场闲逛一下，冲冲身上的晦气，不然把那些地方的鬼魂带回家不吉利。
可染眼睛睁开来的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在她心里似乎经历了那么长久，她在担心着那具尸体的下落。她走在繁华的大街上，东看看，西望望，活人的世界一切如常。而她的这一天却是这样的不平常，有谁知道呢？
她想去路边那家奢华的饭店坐下来，从先前的路径中转个弯。奢华能抚去人心头的凋零。像那些游客，轻松地坐在桌边，饶有兴致地点几个特色小菜，安然地等待服务员端过来。饭店是熟悉的，热闹的。食客却是陌生的，进进出出，像忙碌的蜘蛛在编结一张陌生的网。她唯恐落在那陌生的网里，益发的孤单，无助。
忽然就失去了在这家饭店吃饭的兴趣，站起来，溜出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