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寐
发布: 2014-4-03 19:45 | 作者: 修白
街道两边，一家家店铺，生意兴隆，店主们忙着销售自己的货物。人们用货币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可染看着这司空见惯的场景，竟然觉得有些陌生。街边有卖小吃的，鸭血粉丝，臭豆腐干。嘈杂的人群，好像是另一个世界来赶集的人。
现在，她想安静地坐在插有玫瑰的卡式包间。对，一定要玫瑰。因为，每一朵玫瑰都是不一样的，仔细看，会发现差异。她们除了娇艳，还有韵致。绝不会把自己的叶片伸进别人的领空。她们炽热的情感深藏在心里，像南方姑娘一样内敛、含蓄。当她们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花瓶里的时候，孤绝的美丽便开始绽放，幽怨与奢华竞相吐露。似乎在等待那个惦念她的人，等待那个爱着她的人。于是，她们被世人隐喻为爱情的象征。花瓶放在精致的桌面上，有一杯陈年红酒，一碗滚烫的桂花酒酿元宵，桂花要当年的。在这个异常寒冷的冬天里，孤独的可染想感受一下热气升腾的芬芳气息，这气息甜蜜而欢欣，能稍微驱逐一下心头的落魄与惆怅。
她在公交站台溜达，茫然地看着一辆辆公交车从面前驶过，人们上车，下车。年轻人动作敏捷，老人们动作迟缓。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目的地。而她，奔波了一个上午之后，在突如其来的惯性驱使下，突然失去了下一个目的地，显得无所适从。
清冽的冷风刮来。可染的腰椎剧烈地疼痛。想起昨天和医生的约定，下午要去理疗。这是一个好去处，温暖，放松，艾叶的香气扑面而来。她打定主意，去理疗科。自从国产牛奶查出三聚氰胺之后，可染只是偶然喝奶，缺钙很正常，拍片显示，骨质疏松，腰椎退变伴L5-SI锥间隙狭窄。
寒风凌冽，可染想尽快进入室内御寒。她看见医院大楼矗立在树林中。想抄近路，她熟悉这里的环境，绕过科学宫。从科学宫的停车场钻进去，在金川河边的草地风光带，有一条小路，她试着走了过去。已经绕到医院主楼的后楼，后楼的围墙有扇小门，可染从小门走了进去。心里企盼，不要走回头路，疾走，看见救护车的驾驶员在冲洗汽车。绕到大门正厅，终于看到休息厅的几排椅子。前后无人，坐下来，可染才发现，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医生们刚刚结束忙碌的半天。
医院下午两点上班。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怎么度过？坐在冰冷的塑料椅子上发呆？这里不是发呆的地方。医院附近有什么熟悉的朋友，这个时候过去坐一坐，说一些话，时间会很快打发过去。有的时候，人们盼望时间走慢一些，有的时候，却要找件差事，让时间走得快些。这样想的时候，可染忽然发现，自己刚才走的捷径，是紧挨太平间的小门，心里恍然，人生如果没有过程，岂不是最快的捷径。早年，婆婆弄丢了她的孩子。如今，她又弄丢了婆婆的尸体。生命原来是由丢失与分离组成的一串念珠。
一个老妇人在椅子前面无聊地渡步，她走到可染身边，弯腰搭讪，问她几点？可染告诉她才十二点，还有两个小时医院才门诊。老妇人挨着可染隔了一把椅子坐下，身体朝她倾斜，问她看什么病？可染说腰疼，来理疗。老妇人轻松起来，从塑料袋里抖出两块小酥烧饼和一杯茶水。显然，她没有吃午饭，这两块小烧饼，是这个老妇人的午餐。可染心生怜悯，问她来看什么病？
老妇人愣住了，沉默一会，突兀地说，我孤独。孤独，这两个字是从喉管迸发出来的，憋了气，有些跑调，音质尖锐，抽搐，神经质般颤抖。老妇人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倏然间恢复平静。来开点药，一个人在家闷出病来。可染心里一惊，关切地问，住在哪里？住在江宁。这么大年纪，该叫你孩子来帮你开药。
我自己住在江宁小女儿的房子。两个女儿住在城里，一个住在上海路。一个住在莫干路。她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大女儿教书。小女儿是会计。我是当老师的，跟她们住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
可染发现，这是一个健谈的老人。现在，她们有的是时间，她从容地找了个话题，慢悠悠地问她，人老了要有三件宝：老保，老伴，老朋友。你呢？老妇人说，老伴过世的早，刚解放的时候，政府号召交枪，他把珍藏的手枪交了上去。交枪过后，政府又要交待枪的来历，这一交待，麻烦就大了。枪是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临走的时候，送给他留做纪念。想不到，一把枪，害他成了敌特分子。
可染叹了口气，那个时候的人真老实，现在的人不会老实交代，早把枪丢到河里。老妇人笑曰，是啊，现在谁会交待。老朋友也没有，我的性格就是不愿意去主动找人，所以，一个人闷在家里，闷出病来。
可染的手机来电，是警察。她站起来，走到大门口接电话。警察告诉她尸体还没有找到，问一些接运尸体的细节。接完电话，可染回到座位对老妇人说，等待人家来找你，内心孤傲。
这一点，我到没有，我是旧时代过来的人，我的性格是凡事皆需隐忍。我的两个女儿和我相反，她们像父亲，性格刚烈，叛离。可染笑了，那是你的修养和素质，骨子里，可染停顿了一下，她忽然不想再说下去。那些骨子里影响了老人性格的事件，就是她们那个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多数知识分子总是在这样的运动中把自己无限缩小，在运动的紧要关头，恨不能隐身。
可染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一个人偷偷地躲藏进学校废弃的古井中，再也没有出来。可染理解老妇人的老死不与他人往来的哲学。
老妇人笑起来，温和地说，我的母亲是英国教会学校毕业的。父亲是中央医院的院长，从小家境比较好。可染流露出羡慕的神情。老妇人接着说，我的伯父是教育委员会的长官，祖父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绅士。老妇人陷入回忆，那些庞大的社会关系在可染听来，陌生又遥远。
可染注意到老妇人丰颐妙目，年轻的时候，这张面孔会是异常迷人。所以，你从娘胎里带来的优越感指引了你的内心。你要从骨子里认为，所有的人，贩夫走卒，升斗小民，和你一样，都是平等的。
早上，那个搬运尸体的男人冻得通红的手指，曾经触碰到可染的指头，在引导她填表的时候。那个瞬间，她心里咯噔一跳，就像一个男人的指头碰到她的指头一样，很快，回到释然。现在，她看看自己的手指，觉得有些陌生。她如果告诉她自己早上的经历，自己的婆婆也和老妇人同样的年纪，她会忌讳吗？至少，她不会这样从容地和她说话。
老年人惧怕谈论死亡，死亡离他们太近，谈论会带来不吉利的兆头。年轻人不屑谈论死亡，那是离他们还很遥远的事情，远得像似不可能发生一样。死亡，对很多人来说，是那么陌生和恐惧。
早上，殡葬管理处的人刚运走死者，对门的基督徒就过来敲门，安慰兄弟几个。她说死了的人，只是暂时的离开我们，终有一天，会是永恒的相聚，我们大家在天堂里还会碰面。
老妇人问可染的年纪，可染和她的大女儿一般大。老妇人说，我不愿意和女儿住在一起，我们有代沟，无法沟通，我们对待事物的处理方法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我女儿说，母亲五十岁的时候，就无法改变了，何况现在已经七十五岁。可染叫老妇人举个简单的事例，她想知道她们母女分歧的原因在哪里？她对她们的分歧产生了好奇。一种把触角伸进他人家庭窥视一下的好奇心促使她要评判一下分歧的焦点。这两个女人在各自家庭分别扮演母亲和女儿的角色，现在，她们知道彼此的角色，心里却没有任何的芥蒂。
女儿总是要我战胜困难、疾病、孤独。人的年纪大了，有些困境是无法战胜的。可染说，人要上了年纪，才会发现有些困境源自于身体，人是无法战胜身体的。这个问题，我和你的观点一致。
在可染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听见一个老奶奶对她的宠物狗说过这样的话，你和我一样，年纪大了，牙齿掉了，吃什么都吐出来，吃什么都咬不动。孩子们骂你，骂你作，只有我懂你，我们都老了，你要像我一样，学着吞咽。
可染流泪了，虽然可染还年轻，但是，她就此知道，人要学会站在全知的视角看问题，才能体察他人的困境并与世界达成和解。很多时候，还要站在其它生命的视角，不以人为中心的视角，不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才是客观的世界观。
老妇人退休以后，因为分房子的纠纷，校长在电话中辱骂了她。她的两个女儿知道后，要去学校羞辱校长，给母亲出气。老妇人好说歹说地阻止了她们，因为这件事，老妇人与本是心疼自己的小女儿争执过很多次。母女之间就伤了感情，却是以为对方着想为前提。爱，也是这样的伤人。
老妇人接着说，我们一家隐忍了六年，两个女儿似乎也背了六年的黑锅，她们抱怨我怯弱，她们认为这个世界弱肉强食，该争取的权利必须去争取。隐忍，不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六年里的每一天，想到此事，我都如芒刺在背。
元旦后的第一个双休日，我去庙里烧香。这是我退休以后生活的一个重大内容。我走出寺庙的瞬间，有些恍惚，突然间觉得应该去学校找新来的校长诉说一下，给几年前自己遭受的屈辱讨个说法。那个时候，我心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宁静，感受到阳光照射在棉衣上的温度。仿佛是内心的一个仪式，我故意慢悠悠地走向去学校的车站。像掐好了时间一般，到达后，我看见校长办公室的灯忽然亮了起来。
校长刚进门一会儿。见我随后进来，有些奇怪。校长说，我虽然很忙，双休还是要在家好好休息的。今天在办公室遇见你，真是巧合。我也觉得幸运，把心里的苦水一股脑儿倾诉出来。对于六年前的事情，这位新校长耳有所闻，不是很清楚，却答应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回到家，我依旧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心里期待着新校长的许诺。我打电话告诉女儿去寺庙烧香出来的事情，新校长的承诺给予我的期待。我还记得出门的时候和门卫的闲聊，记忆里鲜明的寺庙门口好闻的粽叶的香气，那些清香混合着阳光的温度，每天都温情脉脉地注视着我。
一周后，我接到新校长电话，要我去学校一趟。在新校长的办公室，老校长有些局促地坐在我对面。我说，我是佛教徒，对佛起誓，我说的都是实话，佛祖在上，看得见人的恶行，我不敢说一句谎言。
老校长承认自己当年不该说那样恶毒的话，自己错了，请求我原谅他，如果需要，他可以去和我的两个女儿道歉。
如今，老校长也是七十多岁的人，去和我的两个女儿道歉，就不必了。我对于这个迟来的道歉，很是欣慰。新校长给我送了花篮和巨大的巧克力，赞扬我几十年来对教育工作的贡献。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结果。我把花篮给了大女儿，巧克力给了小女儿。说完，老妇人问可染，你觉得我做得对吗？可染看着老妇人眼里期盼她赞许的目光，点头称道，能饶人处且饶人。老妇人顿觉遇到知己，心里很是慰藉。
老妇人感慨，我们素昧平生，却说了这么多。你相信我说的吗？可染说，我信。老妇人觉得可染这么信她，眼里闪耀着晶莹的光，盯着她又问，你真的相信吗？此时，老妇人的眼神像孩子一样单纯。相信！可染再次肯定。老妇人感激可染对她的相信，有一种莫大的欣慰裹挟着她。
可染的背后，有一个假寐的男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坐到她们背后，这么冷的天气，医院已经关了大厅的空调。他一个中午都没有变化一下姿势，不可能睡着。
她想对老妇人说点什么，这个假寐的人的存在阻止了她。他离她们太近了，他的头已经枕到了她大衣的帽子上，她们说话的声音再小，也不可避免地被他全部听见。除非他是聋子，她到不希望他是聋子。如果，担心一个陌生人听到自己的谈话就指望他是聋子，这是对可染的讽刺。
她还是强烈地想对老妇人说点什么，已示对她的信任。说什么好呢？也许背后的那个人根本就没有心思听别人说话。这样自我宽慰之后，可染说，就在今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的婆婆去世了。我去给她送终。而我的女儿却在一岁多刚会走路的时候，被她丢弃在大街上。之前，她劝过我多次，要我把孩子送人，再生一个男孩，下家已经找好了。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她送过我圣经，跟我说耶和华的故事，多次找我要过孩子。我什么都能给她，就是孩子不能给。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生活在孩子丢失的那个时间里。我在那个时间里哭泣和寻找契机，如果她现在还活着，该是十四周岁了。可染两眼失神，忽然像个抽筋的病人一样，瘫倒在椅子里。她觉得自己很轻，很虚无，灵魂飘在天上，俯视着地面上自己的躯壳。
老妇人拿出纸巾，递给她，说，再生一个，你还那么年轻，一切都可以重来。
我无法和他再生一个孩子。他对他母亲丢失我们的孩子，没有一点异议，甚至说他理解母亲的苦心，母亲只是想要一个孙子，哪家的老人不想要一个孙子？！
那天上午，婆婆带孩子去买米，买完米，孩子就不见了。晚上，我们下班回家，不见了孩子，问她，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出来。我们都有手机，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们，连找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太狠心了，一定是故意的。他把我拽到房间里说，我妈不告诉你是有原因的，她怕你生气。她绝对不会故意弄丢孩子。
我回忆那一天，孩子丢失的时刻，我正在办公室和同事聊天，给她编织绒帽。我不晓得出去找她，真是该死，我打自己，拽自己的头发，一绰一绰的，都拽光头了。我用刀剁过自己的手指，发誓再也不编织毛线。只有自残的痛楚，才能分散我对她的强烈思念，减轻我心里的负罪感。没有过多久，他听从母亲的意愿，去派出所注销了女儿的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