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常懷著冒險精神走向未知的境域，此過程超越常態，恆有不可預料的困阻與驚喜。在西方世界，使徒宣教即是不斷跨越邊界的遊歷，而騎士遊歷既是成長，亦是浪漫精神的展現。
因此序文中，讀者跟隨譯者的視角發現一個非科學所能解釋的地帶，那並非支配與征服，而是有一套嚴謹的曆法規範，有以想像結合實際經歷逐漸形成的知識體系。夢中有夢又有夢，時間與空間都成為虛無或不可指涉，城鎮的來歷不可考，但來自宗教甚至超越宗教的力量（聖杯）卻讓這一切運轉著。這是何其充滿靈性的前言，讓騎士遊歷探問何去何往、追問靈魂歸所的意義，甚至尋問身為人的意義何在。
騎士遊歷途中的採詩與創作，經由歷史學家編選與旁徵博引的註解，再透過此譯者按圖索驥追查史料，迻譯出來。這段旅程經過重重編選、轉譯的過程，呈現在讀者面前，既是私人的內在歷程，亦是通過不同身份，如政教光環下的騎士、隸屬於宮廷的歷史學家與譯者，透過由皇宮到私人圖書館的空間轉換，既真且幻，多方折射在讀者面前，此又何嘗不是一趟物質與精神的「遊」。
「遊」常是一種出界的精神活動，「遊」的過程，虛／實、時／空、物／我、故鄉／異鄉、階級、群己與性別等各種界線也產生模糊，我們看見詩人化身騎士，化身歷史學家，乃至於介入其中。〈山海經〉、〈山鬼〉、〈湘夫人〉雖是中國神話傳說之名，但詩中「水仙」、「鯨魚路」則又將讀者帶往西方神話的境地，詩人選擇中西神話融合其中，讓這種位移形成新鮮的參照點。〈玫瑰的象徵〉寫馬偕，不像其他詩作刻畫馬偕生平事蹟，而是透過「基督的愛」，轉寫知識傳播過程的使命，「宇宙之輪／鴿子的羽翼升騰／語境的困惑，迷宮／船舶輾轉的指針」就猶如多層的玫瑰花瓣，將基督的愛護（「化作春泥更護花」）轉化成生命的鐘聲響起。「化作春泥更護花」以成句入詩，並未減弱詩的節奏，反而呼應後面的詩句，平仄韻律也使詩原有的韻律感增添變化。中西並存，揉合毫不扞格，這是文祺創作一貫的特色。
思索信仰，往往是人最深層的答問，而字裡行間的浪漫精神總帶著悲劇的惋惜感，回眸之間，即如〈掃羅自刎〉，便不只是如《聖經》記述歷史一般，詩人讓掃羅王回到身為人與王者的身份，與神對話。掃羅王反省怯懦與背離的告白：「如果後來我要追逐那不斷來臨、不斷失去的／過程，不知道山嶺上誰還能憐恤我」，掃羅內心的軟弱，渴望神如太陽般「回轉向我」，那最後的身影便更悲壯。又如〈鳥的賦形〉讓人想到聖靈化作鴿子降在耶穌身上，詩人在詩中不停使用「彷彿」、「是否」、「能否」、「如何」等字眼，似是遲疑，更疑問：「如何以無止盡的溫柔／去相信抽象賦形於／心之具象」，但末段「沒有人會懷疑」之語氣何等堅定，從遲疑到堅定，即便是人子亦有軟弱片刻，但在這一刻起他必深知使命，因此「展翅，完美的弧度」，如鷹展翅上騰。這不也正是詩人乃至於一般人都可能有過的內心掙扎，但詩人透過筆下這些人物，一再探問，也更堅信。
鄭毓瑜先生曾言「中國傳統的知識思想乃至於情感信仰幾乎是一個不斷進行會聚的資料庫」，是「無所不包的博物記憶」，我不禁聯想西方在希臘神話、《聖經》信仰下，是否也有一套類似的系統、一個積累的資料庫，甚至也可說是抒情傳統智識性的一脈？當我們回到詩中出現的《聖經》話語或人物，或是西方神話、戲劇，自然而然興起對應的理解，是否也如中國抒情傳統一般使其他詩人可資取用，成為彼此會心一笑了然於心的同情共感？當我面對，「博物」一輯，思緒便不斷翻湧，更廣袤的想像形成的視界衝擊著種種思考。
在〈永恆的方舟〉一詩中，方舟救贖的神話，若被考古落實，信仰的力量是否會被動搖？神學家考究真實，意圖還原與保存，這就有如死守律法般的法利賽人，忘記純然相信，忘記詩中最單純且不可避免的喻詞（有如那些生物骸骨、神龕或聖杯），於是「被隱喻耗損的神話／如何在迷宮的困境裡有了生機／卻又如此虛無」。詩人以「永恆」還回應：得到印證的是否為真？〈紅樓夢中的文學家〉則有如書中之書，在原本迻譯的詩歌中，再現「遺失的孤本紅樓夢」之另一則軼事，時間來到晚清，當此中國千古未有之變局，「遺失的孤本紅樓夢」猶如紅樓續書，回應寰宇世局知識體系的改變：
首先，他發現架構是宇宙全部
一部小說收納所有時間，歷史
所有鉅細靡遺的物件，一部完
整的知識體系，一本活物辭典
這樣龐大的體系，收束在一部「遺失的孤本紅樓夢」中，寫作者讓男主角、男孩都臣服於愛情之中，彷彿也是詩人自道。而無論小說或詩歌，愛情成為引譬連類的關鍵。
在「博物」一輯中，無論神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或是科學家（〈科學家與終極定理〉）與生物學家（〈生物學家與印度僧人〉），他們跋涉冒險於新的發現中，科學似乎可解釋一切，甚至「將能預知末日」，卻無法回答最永恆的靈性逼視；科學可以分析情緒，監控生理，卻無法掌控「心中的世界」。但「曾是一個幸福的時代」，那是以「想像的音樂性」，結合所經歷的身體感，以吟遊的方式形成的知識體系，那彷彿是以心傳心不立文字，萬變不離本宗的詩歌詩意。而這或許正是文祺嘗試在中西古今間抽繹出的一條脈絡。
除此之外，文祺的詩亦猶如一趟「遊的精神史」，「悲時俗之近阨兮，願輕舉而遠遊」，悠遊於中西文學之間，文祺探問的不只是詩心的傳遞、詩藝的琢磨，更有來自其信仰追求真理與公義的一面。「哲學騎士」一輯即為其思考的面向，騎士浪漫的精神、公正的態度，與哲學追求真理，顯示出理性、感性兼具的一面。詩人關懷的是身處世界的正義：
我們所居的歐洲版圖
是不是也存在著知識與正義？
正義又是不是又在
心靈裡，在我們賴以
為生的譬喻？
從博物引譬連類到這有情的世界，詩人重視的已不僅僅是修辭，正是更廣大的「詩性正義」，高舉人文之可貴，這是詩之終極。文祺身在歐洲，所觀察的面向又更加開闊，許多提問都讓我想到米沃什，在尋找說話的方式來面對這世界，或用更有力度的詩歌來敲響這世界。
回到周遭的環境，面對友人遭逢不公義的情況，詩人不停探問：「我是否也將你的生命看得太輕了？」也自問詩人能為受難的人做什麼，既無法如耶穌讓拉撒路死而復活，徒以神加諸約伯身上的苦難磨練來比擬，昭示堅毅與敬畏，除此之外，「美與藝術」、「堅實的譬喻」又該如何拯救其毅的生命？〈其毅〉一詩長篇敘事，其毅的事蹟從「謠傳」到「神話」，是詩人的天問，亦是生命姿態的呈現，詩人相信：「耶和華又要給受欺壓的人做高臺，在患難的時候做高臺。」（《詩篇》9:9）「終究是可盼的」，「但需要時間給予」。他將一切未可知的有限生命的解答，都歸給那萬有的造物主，彷彿騎士在未知的境域中依靠聖杯的光輝。這首詩有哀悼，也有憤慨，更有盼望。
從《划向天疆》到《哲學騎士》，文祺走的路與同輩的詩人不同，在從事翻譯與融攝中西文哲神學的背景下，他的筆下既有瑰麗的神話圖景，又不失深沈的哲學思維，這些不斷提煉的意義，終將如騎士歸程，找到曾有的幸福時代，「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