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被单独关押，再也出不去了
十一月中（指2011年——编著注）到十二月中，记忆纷乱。穿梭于种种忙碌，在不同的地点和事务间，我猛然看见桐乡：在11号病房的记忆中，时间漫长而停滞。我不在的日子，孩子们日日夜夜环伺在侧。先生不再醒来，肾衰竭开始。十二月五日置入二楼重症病房后，生命靠输液维持。为免感染，探视时间缩短为每天午后半小时。众人不散，轮值的某一位就睡在长椅上，预备随时听取危急的报告。十二月六日，先生的心律和血压一度急骤下降，经短暂抢救，数据恢复了，之后，呼吸完全依靠机器。月初我在时，一位杭州的呼吸科资深大夫亲来会诊，结论几乎同样，但陈述更为严密周详。多久？我追问，心里仍是并不诚实的希望，希望先生竟能睡到春天，某日，恍然睁眼……“你要我回答这么困难的问题么？”大夫苦笑，抬眼巡看围拢他的人，开始援引拖延时间久暂不一的病例。
是的。先生如今成为病例，汇入无数号码，不再是那个《即兴判断》与《巴珑》的作者，而是床头小视屏上被监测的一组数据。
十二月十四日，结束上海的琐事，午后等车接我去桐乡。先生绘画的收藏者，近年客居上海的纽约人弗莱德·高登，赶来与我会面。入秋他去乌镇看望过先生。他恳求我，能不能将木心送回乌镇，死在家里。他自己便是雇了医护来家看守他的将死的母亲。我告诉他，中国因过多的医疗纠纷，立法规定任何医生不得在院外行使职务。他于是说起他如何送别自己的双亲。我听着，忽然剧烈地心酸。我不知道我与先生是什么关系，现在他快要死了，央我将他送回家里的，是一位美国的老人。
小蒋到了。乌镇旅游公司的司机。几次去来由他接送，途中说起他一生顽健的祖父，七十九岁那年，白日还在田里做事，夜饭后郑重收起一副碗筷，提一把伞，居然说要回家，然后径出家门。儿女撵过去，使劲拖拽，进进出出三五次——“我爷爷力气好大呀，陈老师”，那年小蒋才十岁——弄到深宵，老人终于躺下，翌晨就死了。
这是先生喜欢听到的故事。简直唐宋传奇。他也会说，那是托尔斯泰顶喜欢的乡下人的寓言……
三点整，桐乡医院二楼，我迎面撞见重症病区门外群集探病的乡农，人声嘈杂。警卫严格把守，我被推搡着，如在托尔斯泰《复活》中描述探监的一幕。人丛中先后出现一张接一张熟悉的脸：王韦、小代、小杨、秋虹、黄帆、仲青、徐晓琦……眼睛热了，我像是见到一群难友。另几位陌生青年也挤过来，围拢我，纷乱中知道那是过去十余天赶来看护先生的读者：青岛人刘正伟、他的女友张润林，广西胡范贵，温州毛晓刚，湖北匡文兵……随即我们又被挤散。小杨，拨开人群推我挤入门内的甬道，忙乱戴上管理员分发的塑料帽子、鞋套、口罩、胸襟。一转弯，巨大的病室展开了，二三十架床躺满病患，我随小杨快步走向沿墙由帘子遮挡的封闭小隔间，先生在左手那间，盖着白被单，仰面昏迷。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重症病室，满室器械，无能识别，有如陌生的刑具。环视种种光洁簇新的部件，我悚然起栗：不因为濒死的先生，而是那些器械的现代感。没有退路了。先生已入绝境。他的昏话一点没错：四十年前的囚禁记忆将他领来这里，他又被单独关押，再也出不去了。
当值大夫，一位和善的中年人走来与我说话，清楚地重申：医生无权出外行医（当然，病患也就无权离开这里）。如果坚持将老人送回家，可以的，所有插管拔除后，最快，病患会在十分钟内死亡（何其雄辩的科技）。像是只为弗莱德的恳求，我斟酌词句，勉力申辩着，一面想象先生被抬过室外寒风，塞进汽车，运回乌镇……大夫平静地看着我，显然知道先生没有子女，我是那个做决定的人：下一步措施是切割喉部气管，直接吸取积痰。
十二楼病房此刻在记忆中多么温存，我们昼夜进出，说话，小桌上放着水果、暖瓶、花，抽屉里存着先生的手表和换洗内衣……重症病室与人间绝对隔离，不见任何日常用品，除了机器。
“红楼梦……”十几天前先生喃喃嗫嚅。现在我凑近叫他，不再指望回应。他的假牙被取走了，人中与下巴瘪缩凹陷，凸起的下颚又长出纷乱白须，因微弱的残喘，不可觉察地起伏着。除了插入鼻孔的细塑料管，他的张开的嘴含着另一支此前我没见过的粗管，被两条交叉横穿的白胶带固定着，胶带两端划过面颊，触及双耳。他的肩裸露着，我猛然意识到被单下只是便于器械直接触探的身体。我俯看他，什么也不能做，顶多待五分钟就要让位给其他等候探视的青年：先生不再是病人，而是平躺在机器间的展示物，不知道谁在床边，不觉知他自己。
三点半，探视停止。众人回到十二楼齐集，站着，商讨是否切割先生的气管。回家不可能了。多么仁慈。那机器房便是所有人的终点。精确的科技如今确保人道，使病患成功苟延，苟延给家属看——这时，人道就是科技——我去到走廊与上海的呼吸科医生通话。他确证切割气管只是寻常小手术，并以专业修辞暗示：是的，是苟延，不是救治，没有人确保病患因此不死而活下来。
11号病室。冬日斜阳照进来。先生的床撤除了。我们站着。倘若放弃切割气管，慈悲还是残忍？我不知道。我不是医生，但医生等我决定。半小时后，每个人嗫嚅着，同意放弃。
就这样，一份人家，现在变成了灵堂。一年前，我和两位纽约电影人还在这里拍摄木心，听他喃喃说话。 （陈丹青 供图）
就这样，木心断然遗弃了毕生的稿件
乌镇西栅临河民宿的二楼，昏暗静谧。翌晨开窗下看，河面一小片一小片半圆形的微波，有如鱼鳞，缓缓转移着漂涌的方向——那年先生独自潜来故乡，临水自语：“这就是我的文风”——只剩午后探视的半小时了，白日无事，去到晚晴小筑。先生豢养的两条黄狗碎步跟着，巡视一过，到处只是凄清。在二楼先生卧室站了站，书架上是我看熟的相片：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吴尔芙夫人……那镜框是他在纽约时闲来用灰色刷过，弄成乌瓦般色泽，仿佛年代久远。画室阴冷，案头纸笔散乱，瓷盘凝着经年的颜料。取了一摞先生的笔记本转去吃饭间坐看。先生的文稿，向来写在便宜的拍纸簿上，边角还粘着纽约商店的黄纸价标——转瞬，阴郁消散，我被他这里那里毒辣而恬静的词语逗笑了，大笑，笑到失态，小代陪在一边。
难得的僻静。家与医院多么不同。午间，午后，一本接一本，密密麻麻，我熟悉先生未经誊清的稿面，但难以辨识哪些是回国后所写，给小代看，似乎笔画见拙的部分便是：又想起半个月前他的可笑而悲惨的签名。在一组横写的笔记下端，页面空处是两行竖写的联：先生常由白话忽而回向古文——我蓦然欣喜：葬礼有了挽联！随即惊异自己竟有这葬礼的一念——先生写时，也就想着了吗：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
两点半驰向桐乡。真不愿结束这寂静的阅读。从来是先生喜滋滋展开他誊清的手稿给我看——很久很久前的事了——此刻惊觉：这是我头一回未经许可看他的稿本，在他的家，我做着不该做的事。他会活着回来么，就这样，木心断然遗弃了毕生的稿件……三点整，我又置身轰然拥挤的重症病房，闯进狭小的机器间。六天后得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木心。
惨白的日光灯照。门口护士说，气管镜吸痰刚做过，刚撤除。我不再注意满屋器械，直趋床头：木心，双眼微睁，并不在看，眼角凝着泪滴，在胶带与插管的纵横牵制中，向内缩卷的双唇，开阖着，如一条鱼被取出水面，奋力喘息。因这艰难的喘息，他的整张脸以我从未见过的姿势由枕面昂然仰起下巴：这是他入院后唯一一次受难而挣扎的模样。但他分明不知道自己的挣扎。一个全然丧失意识和气力的人，才会使身体——主要是颈脖与脑袋相连的部分——这样地交付给固定的痉挛。
我放声大哭，愤怒地面对这张脸。木心一点不理会，就那么昂着脸，奉献般地固定着同一的姿势，喘着，当我的面，顽强毁灭我对这相貌的所有记忆。
夜里回到北京，开始写讣告。我从未做过这种事。先生没有单位。向宏说：你来写罢。六年前木心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我写过一篇推介，现在竟是写着先生的讣告了。空出死亡年份与日期那一栏，我很久不知如何接着写。“你们要保持想到死亡”。先生一再说。我想的，从小就想，如今我要对先生说：真的死不是“想”，是那间机器房。
“快点死罢……麻烦！伊不让你死。”
他在十二楼这样抱怨过。谁“不让”？命运么？“命运很精致。”这是他写过的话。他以自己的渐渐熄灭，教我什么是死：他也其实不知道。他不知道机器房，不知道自己怎样昂着脸艰难喘息，不知道喘息之际，我在北京撰写他的讣告，也不知道十几位年轻人天天在门外等着见他。
翌日，12月16日，我赶去出席《南方人物周刊》设在北京的颁奖会。他们事先通知我：今岁五十位“年度魅力人物”中，木心列名——可怜的奖项。那奉献般的喘息才是人的光荣与魅力——上台后我问众人：谁知道木心？谁读过他？所有中年人静默着，除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副主编杨子，但数十位年轻人纷纷举手了。自先生回国的六年间，我每到各地大学讲演，每次，每一次，总有至少一位青年起立问道：
能谈谈木心先生吗，他最近在写什么书？
我会谢谢提问的青年，但不应答。除了六年前那篇推介，我不在公开场合说及木心。此刻看着隐在会场暗影中的年轻人，我不会说，昨夜我已开写木心的讣告，不会说，昨天下午我在那间机器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