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漂流之苦，首先不在失落，而在于同外间世界文化上的隔膜。
一本书，受到政治过滤，被伤害的不仅是文字，还有人的尊严与自由。
那幺受到非政治的、文化的过滤呢？不是体制性的，但有时同样也是。
这个体验，来自《寻找家园》的第一次英译。
原以为所谓翻译,不过是用不同语种，传递同样的信息。我这个穷乡僻壤里不懂外语的土坷垃，能知道世界上还有别样的生活别样的心灵，要感谢翻译家们。来到海外，谋生不易，难得读书。朋友们说起译事，对于实用价值压倒文学价值，以销路为马首、策划为指南、民俗猎奇为卖点的种种，很感慨。对于有的大翻译家任意删节原着，甚至分发给几个学生完成，自己署名以加速多金的做法，更加不以为然。因为与己无关，我一直没有上心，听过就放在一边了。
但有一天，忽然放不下了。
2003年到2006年，我在内华达大学维加斯分校（UNLV）当代文学研究所作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文学部门的负责人D找到我，说在杂志上看到《寻找家园》零星译文，想给我出一本275页的译本。我问为什幺是275页，他说，这个厚度的书好卖。275页大致是我书第二部分《流沙坠简》的厚度。于是商定先出《流沙坠简》，如超过275页，就稍微厚点；如不足，从一、三部分选译补足。
文学所给找了一位大牌经纪人Z，代理我和出版社签订了契约。
哈珀柯林斯买下我书除中文之外的全球版权，英文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出版，并告诉我出版后到各地巡回朗读签名卖书，参加法兰克福书展。
贰
一位中国资深翻译家，试译了几篇文章，我的东道主们都不甚满意。传阅后说，由懂英文的中国人来译，不如由懂中文的美国人来译，后者更了解美国读者，更容易被接受。
UNLV一位华裔教授来访，说翻译家G先生想译我书，托他来要我的书稿。我和G先生从无联系,但赫赫大名，早有所闻。之前不久，还收到一位朋友寄来的那年四月《中华读书报》上采访G的《十问》，告诉我这位美籍犹太裔汉学家，被哥伦比亚大学前东亚系主任夏志清教授称之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许多中国作家和诗人，都希望得到他的青睐。
所以听这位教授一说，我十分高兴，甚感荣幸，立即就给他了。
果然是大牌权威，没有问过我任何问题，译本就到出版社了。速度之快，使我意外，使我惊讶，也使我有点儿不大放心。从文学所要到一份译文副本，发现其中的问题，怎幺也无法接受。把意见写下，请熟悉我书、中英文都好的几位朋友给看看，他们同意我的意见，但都劝我接受。说，“着名译者的译本好卖”；说，“没有更好的了”，都是好意。
但我反复考虑，还是无法接受。告诉经纪人和出版社：我拒绝这个译本。
经纪人没回应。原来缺少了一个我和经纪人之间的契约（这要怪自己外行）。在代理我同出版社签约以后，他除了在版税中提成，不再做任何事情。
出版社文学部门负责人D认为G译得很好，他要用。
我把G译复印了一份，寄给纽约一对做新闻搞出版的朋友，想请他们帮助我同责任编辑沟通一下。他们说，同出版社部门头儿的关系很重要，更不能得罪G。拒绝帮忙，说，我们是好意。
不得已，我用中文写了一信，请在华尔街做事的庐欢女士译成英文，帮助我同责编联系上了。责编凡雷恩先生读了原文，同意我的意见。
遗憾的是，庐欢女士喜欢我书，鼎力相助，却因此接到一通粗暴电话，疾言厉色，责难她没有资格插手此事，使我深深歉疚。
不知为何，凡雷恩先生辞职了。走以前把我的意见转给了接手处理此稿的第二位责编伯尼特女士。
伯尼特女士同样认真负责，但是不知为何，她也辞职了。
叁
《十问》中，G先生在反驳《纽约客》杂志上厄普代克教授对他的一个中译本的批评时说，“可是他不懂中文。”我知道，假如我批评G译，他也可以说，“可是他不懂英文。”
我是不懂英文，不知道译文的好坏。但是我起码知道，自己的作品中写了什幺，而译文中没有；没写的，译文中却有。这很容易看得出来。
其他方面怎样，我不知道。这是文盲的悲哀。
G译和原文最大的不同，是加上了编年：1956、1957、1958……，并根据这个先后顺序，调整和删节了原文的内容。
由此而出现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在直译和意译之间进行再创造，也不在于是否可以按照历史的原则而不是文学的原则来处理文本。问题在于，所谓调整，实际上改变了书的性质。所谓删节，实际上等于阉割。
书中许多人物的命运，并不互为因果。俞同榜不知道安兆俊，唐素琴没见过常书鸿，五十年代末的警察和八十年代末的警察是两拨子人……有些人，我已认识三五十年；有些人，我偶然碰到，相处十几分钟，别后永没再见，连姓名都不知道。有关忆述，独立成篇，一个人一个故事。故事的分量和长短，不取决于见面时间的久暂，全是自然而然。无数小正常，集合成一个大荒谬，也是自然而然。
所谓自然而然，这里面有个非虚构文学和历史的区别。前者是个体经验，带着情感的逻辑，记忆有筛选机制，有待于考证核实。在考证核实之前，不可以称为历史。怎幺能将不同时期的细节调换编年，赋予一个统一的历史顺序，纳入一个公共的大事框架？
何况此外，还有阉割。
既已拒绝了这个译本，只要它不和读者见面，不说也罢。但是，在颇有名气的英文杂志《目击者》（Witness）2006年第二期上，看到G译的我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叫《狗》，我书并无此篇。我的书中，有一篇《阿来与阿狮》，讲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在山里避难时，家庭成员中一只山羊和一只狗的一些琐事，潜结构是相互间深厚的情谊。这些，译文中全没有，只有结尾“一九四九年……”以下的一点点：我家的狗（阿狮）被解放军打死以后我的表现。没了前面的亲情，表现就没有缘由，成了歇斯底里，连情节的逻辑都没了。
G译中，这样的例子还多：
《电影里的锣鼓》，写反右运动。结尾是，二十一年后我回到兰州，遇见一个老实巴交、当年也曾随大流对我下过一石的同事，邀我到学校顶楼他的单人宿舍喝酒。告知在我被处理（劳教）以后，他在家乡的妻儿先后死于大跃进和大饥饿，他无家可归，所以老了还住在学校……楼外风景依旧，寒日无言西下。这个结尾，译文中没有。没了这个，就没了个体经验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多样，没了“右派”以外“人民大众”命运的缩影，没了凄清结局与热烈开端的对比，以及喜剧性与悲剧性互相交织的张力结构。剩下的政治运动，已被千万人反复讲述，已成了公式，还值得写吗？
《月色淡淡》中，我写了一个天才的毁灭。我和此人素不相识，只因为在同一农场，月夜劳动，偶然遇到一次。也是偶然地，他说起关于生命科学的一个猜想，为难以证实而苦恼；说“将来出去了”，一定要弄清这个问题。但是后来，他死了。译文到此为止。以下被删去的部分，也是全文的关键：三十多年后我来到美国，才知道他的那个假设，同时也是他所不知道的西方科学家们的假设，在他死亡二十多年以后，终于被实验证明。没有这个结尾，此文纵然值得写，性质完全不同，意义也小得多了。
《荒山夕照》的范围，局限在一个荒僻原始的小环境里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只几个人，生活极简单，但关系复杂紧张，折射出山外面普遍的人性变形。诸如“总怕夜里说梦话出卖了自己”，或者“这些理由没人说破”之类的句子，以及关于“女儿酒”“打铁花”、乌鲁木齐繁华等等的谈话，也和大自然的描写一样，虽与情节无关，虽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一对一的线性关系，作为诗性结构里不可缺少的部分，绝不是可有可无。译文删除了所有这些，只留下一个打猎故事，犹如电影里的动作片，而且都是小动作……
《逃亡者》原文的前半部分，写上海知青李沪生的遭遇，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什幺叫“全民皆兵”。亲朋邻里都“革命警惕性很高”，逃出去了也无处藏身，这是夹边沟很少有人逃跑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四周沙漠戈壁围绕，没可能徒步逃脱。所有这些大背景，译文中全没有，只留下一个冒失鬼跑出去又中途折回的故事，没了天罗地网中绝地求生者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景观，故事就没了意思。
《沙枣》译文中，对于“月冷龙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及其前后文的删除，性质类似。
……
《流沙坠简》的篇幅，如果全译，超过275页。但不知为何，G译删除了其中的三篇：《常书鸿先生》《花落知多少》和《窦占彪》。因此不足275页，必须从卷一《梦里家山》选译补充。
删除的是重点，递补的却是鸡毛蒜皮。
所谓鸡毛蒜皮，是指从作品的整体结构中割裂下来的细节。细节是从属于整体的。任何整体，都有一个结构。无论是诗的结构、戏剧的结构、理论的结构还是数学方程的结构，都有一个美或不美的问题。作品的美，在于各个局部与细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像一棵从根本到枝叶生气灌注的树，割离了根本，枝叶会死。我书的根本，是人的命运。《梦里家山》的根本，是我的亲人老师同学们的命运：不问政治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惨死工地，姐姐为父亲痛哭被补打成右派劳苦终身，忠于国家的老师同学，或坐牢或自杀或死于监狱……所有这些荒诞惨烈，译文中丝毫不见踪影。有的是我小时候如何打架、逃学、留级之类的趣味细节。
删除重点，换上鸡毛蒜皮，这是什幺“翻译”？有问题如此，即使我懂英语，语言的好坏，还值得关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