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曾替G向我要书稿的那位华裔教授到亚利桑那开会，遇见G先生，才知道我拒绝译文的事，使G非常惊讶。他让教授转告我，中国的许多着名作家，如某某、某某、某某某都说，只要是他署名，怎幺删改都行。甚至不要版税也可以。我没反应过来，回答说，别人授权他“译”，同我没有关系。
几天后，教授又来问，翻译的事，考虑好了没有。我才明白，G先生托他传话，是要启发我重新考虑，不要不识抬举。G译本已使我惊讶，更使我惊讶的，是G会对我的惊讶感到惊讶。
G先生，你不必惊讶。我不仅是拒绝一个敷衍了事和不真实的译本；不仅是拒绝一个大牌对于小人物的傲慢与霸道；更重要的是，我拒绝一种，对于其他民族苦难的冷漠。
我们没有大屠杀博物馆，没有受难者纪念碑，我们的奥斯维辛没有遗址，只剩几个幸存者星星点点的记忆，在烈风中飘零四散，保存不易，忆述更难。流亡中写作，字字艰辛。被如此糟蹋，说惊讶已太温和。
伍
新译者多赛特先生是诗人，执业医生。不靠翻译为生，只译喜欢的东西。2001年翻译我的《幸福的符号》，发表在国际作家议会会刊《火刑柱》上，在法兰克福书展获得好评。他住在旧金山郊区，离UNLV文学所前所长艾瑞克家不远，听后者说了我的事情，对照原文和G译，证明我的勘误没错，表示他愿意重译。艾瑞克虽已离任，仍然关心此事。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翻译中心和内华达大学黑山文学所申请到经费，资助重译。
出版社拒绝延长合约规定的交稿日期。时间过于紧迫，来不及认真翻译。多赛特先生在杂志上看到，英国着名汉学家、伦敦大学讲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卜立德先生翻译的我的五篇文章，觉得非常好。由艾瑞克出面，请求卜立德支持。蒙先生厚爱俯允，分担了一半译作，真是此书莫大的幸运。
柴静说得好，没有在深夜里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同样地，没有经历过毛时代的人不足以谈中国。感谢伯克利大学中国访问学者王敦，在这方面就近给予多赛特先生很大帮助。其他问题，多赛特先生来维加斯与我面谈沟通。他说《石头记》《面壁记》那类文字最难译，触及到审美的层次，显出诗人的眼光。有的问题，是艾瑞克看了译文后提出来的，例如“火烧”“油炸”“砸烂”某某的“狗头”之类，“太恐怖了”，建议删除。多赛特先生问我，这样的标语，别的地方有吗？我说那一阵子，全国都有。他说，那就不能去掉。
卜立德先生不在美国，只能通信联系。信是手写，小而工整的汉字，苍健有力。方言俚语，典故民谚，信手拈来，风趣幽默，透出深厚的中国国学功力。有时夫人孔慧怡女士附笔，娟秀与苍健辉映，别有一种美丽。先生说，“拙荆同译，买一送一，很划算的。”虽然爱开玩笑，提出来的问题，却很严肃；对答案的要求，也很严格。
例如对《月色淡淡》中那位医生一九五八年在夹边沟农场说的话，同三十多年后我在美国读到的一位生物学家在书里说的话互相印证，他要根据。有些专业术语，“根瘤菌”“线粒体”“原始细菌”等等，他要复核。直到我找出那位生物学家书中的相关文字，复印寄去，才解决了问题。又如译《运煤记》，他问“魏诗”是不是“魏风”？我说不是，是魏晋南北朝的魏，《采薇》是魏文帝作品。他问贵可称帝，怎幺还“薄暮苦饥”？我说那就只能猜了，兵荒马乱之中，什幺都可能的吧？再如译《沙枣》，他问，十来个人的饭桶，“比汽油桶矮些粗些”，有这幺大幺？一勺子半加仑糊糊，那就很多啦，怎幺还吃不饱？这些量度，是我事后估计，未必准确。饭勺是铁皮的，半圆形，近似半个篮球。桶是木桶，很厚，上大下小，有两块板子高出其余，左右对称，上有圆孔，可系绳以抬。一下子说不清，我画了个图，两人抬一桶，桶上挂着勺，给他寄去。他看了说，明白了，不看图画，难以想象。
先生直言不讳，说他不喜欢《又到酒泉》中的部分文字。为表示尊重，我请他酌情处理。我说这是十年敦煌的一个句号，我“文革”经历的一个拐点，留下个痕迹就行。
译事毕，在宣纸上写了两句唐诗，裱好了寄去，表示我深深的感谢。他回信说，狂草真难认，但我们认出来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对吧！潇洒空灵，我们喜欢。我说我写这两句，可不潇洒，我是借以述梦：霸业气数穷尽，抗议风起云涌。他说知道，一个王维，各自表述吧。
一个王维各自表述，让我想起从前读过的一篇文章，《一个杜甫各自表述》。作者比较了冯至、杨牧、西川、杨伟业等当代中国诗人对杜甫的不同理解，也提到西方读者离谱地把杜甫誉为中国的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雨果甚至波德莱尔。我相信这里面的有些隔膜，是无法消除的。中国古诗词寥寥数字中的无限深意，换成白话文全都没了。中文译中文，诉诸中国人，尚且如此。译成外文，诉诸外国人，其难可知。
新译本出版后，朋友们都说好。《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书评也很正面。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薄佐齐先生，经常受命修改润色总统、国务卿的讲演词和发言稿，他的夫人、杰出作家韩秀女士来信，说译文很好，说Jeff一向对文字极为挑剔，也说译文很好。“那是真的很不错了。当然不能说无懈可击，但是译者忠实于原着，叙事的速度与节奏也让读者感觉贴心。很不容易。……总而言之，大作英译成功地传递了您的心声，我们为您高兴。”这个权威的评论，更让我们心里踏实。
第三位责编史密斯女士所处理的我的书稿，已经是这个新译本了。不知为何，新书出版时，她也辞职了。来信说她喜欢这本书，很自豪编辑了这本书。她去了企鹅出版社，留下电话号码电子信箱，嘱我们保持联系。读她的信，我们感到一份温暖，也感到一份苦涩。
除多赛特先生外，我们和卜立德先生、孔慧怡女士，先后三位责任编辑，都没有见过面。通过文字之交，感觉到心灵相通，也是难得的缘分。
特别是，我的德文译者苏旎，有一次她问，你们现在住的房子，能看到地平线幺？只因为我的书里，写着这幺一句：我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找个看得见地平线的地方居住。我们现在的住宅，从二楼的窗户望出去，只能看到一点儿远山的顶端，这很遗憾。一个德国人，从没见过面，有这份细心体贴，真使人感到温暖。
说到底，所谓寻求沟通，不也就是，寻求温暖吗？寻求的前提，是相信有共同人性。它往往于细微处见之，大事倒反而未必。
陆
一向对此书不闻不问的经纪人Z，在书出版以后，以我的名义，从出版社要回了我书的版权，准备交给另一家出版社。我知道时，版权已经在他手里了。感谢两位喜欢我书的年轻朋友（其中一位是律师），为我不平，仗义执言，打电话给Z，提出强烈抗议。Z作了书面道歉,版权也还给我了。毕竟是民主国家，有个法律的底线。但是我的不识抬举，还是伤害了自己。
新译者日夜紧赶，终于如期交稿。出版社无理违约，拖了又拖。一年多以后（二○○九年十月），新书出来，无声无息。原先说过的宣传活动，到各地签名卖书、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等言之凿凿的安排，全没了。但我毫不后悔，很庆幸摆脱了G译。
书虽出版，仍有遗憾，加了个政治性的副书名：“劳改营回忆录”，不是我和译者的本意。以一幅我的山水画做封面，更加别扭。
如果说美国没有近似的历史，因此造成隔膜，那幺有过近似历史的波兰出版的、波兰文译本《寻找家园》的封面，却是一群现代中国女民工的照片。我书中没写一个女犯（因为没有见过）。照片上的人物，身体健康，衣服完整，不但迥异于夹边沟人，也迥异于当年的农民。不识波兰文，不知道译文如何，译者是谁，是谁同谁联系的，作者有无版税。光看封面，不像是我的书。
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有谁能想到，那个艳俗的美女头像，竟然会是杨显惠先生《夹边沟纪事》一书英文精装版的封面？不知道译者是否有和作者交流？编辑是否有和作者沟通？只知道杨显惠的文字是第一流的，寓深沉于木讷，寓悲愤于质朴，和大戈壁盐碱地上那些无声的惨烈浑然一体。封面反差如此之大，我真担心文字的切换，有可能过滤掉原着中这些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叙事的人文精神。
Z通知我，巴黎一家出版社，要出我书的法文版。不敢再让他代理，请他别再管了。还是这两位年轻朋友，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代我同法方经纪人联系。要求译者忠于原文，不要删节，不要改变书名，不要增加副书名，要求作者对译文有否决权。这些要求，来自G译的教训。不知道详情的人，很可能会觉得奇怪。难得经纪人同意，写入了合约。
不知道译者是谁，自己又不懂法文，拜托法国的朋友，给介绍一位够格的校阅者。朋友热心推荐了两位译者，“第一推荐”是一位译过名人名着的资深翻译家，表示愿译我书。“第二推荐”是一位作家，我读过她用中文写的文章，才华横溢，有一种心灵上的亲近感。
但是我没有选择译者的权利，我只是要寻找一位校阅者。这个“美丽的误会”，又唤起我文盲的悲哀。正在这时，收到译者的信了，说他喜欢此书，早已想要翻译。信写得极好，简洁诚恳，读之安心。如果能保持沟通，可能就无需校阅者、更无需否决权了。我一点儿也不想，操这份额外的心。
不想而竟操之，并非敝帚自珍。自珍无需外求，“他珍”须有缘分。能在国内得到陌生的知音，已感意外，已遂初衷，已觉万幸，已知感恩。漂泊天涯，异俗殊音，哪能强要人知，硬要人懂？但如有人喜欢，愿意将之出去，也是难得的缘分。我很珍惜，也很感谢。因为珍惜，所以关注文本。关注不了，所以有文盲的悲哀。因悲哀而执着，所以有了上述故事。
高尔泰，美学家、画家、作家。曾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从事研究。曾任教于兰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美术与美学，1957年因发表美学论文被打成“右派”，一度在甘肃夹边沟劳改。着有《论美》《寻找家园》等。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
[原载《新世纪》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