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水房就建在厂区那面大斜坡的坡底，紧邻那条奔流的嘉陵江水。我的父亲下岗后，母亲留在了厂里。她当时应该算是厂里数得着的心灵手巧的电焊工了吧，却在那一年夏天还没有过完的时候，接到了厂里让她看守水房的指令。
那是1992年，那时的橡胶厂依然自己从嘉陵江里抽取江水，然后沿着那陡升的江岸缓缓而上，在蓄水池里净化处理后，最后通过竖立在厂区里的那座高高的水塔，将自来水压到每一户人家的水管里。
而所谓的水房，不过是建在江边的一间开敞的小屋。屋里是两台小火车头似的抽水机，一天24小时都轰鸣着。看守水房的，从前是一位孤身老人，厂里的人都叫他老唐头。这老唐头从来都像是一个影子似地出没，无儿无女，在这世上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相关的人。厂子里的人偶尔议论起他来，都说，像个鬼一样。
所以秋天就要到来的时候，我母亲直到接到了人事科的调令，才听说那个老唐头进了疯人院。人事科的彭科长并不愿意详谈，这个退伍军人只是雄壮地挥舞着他的右手说，全厂两千多职工的吃水大任，怎么可能交给一个疯子呢？我母亲后来才打听到，那老唐头就是在那年夏天最热的几天里发病的，他傍晚时分，拎着那只铁筒的热水瓶去服务社打冰水，见人就讲他在夜里见着鬼了。女鬼，而且声音听上去还没成年的样子，夜半或是凌晨的时分，她们就在水房那面薄薄的墙壁外面絮语，有的时候，听上去还像是在嘻笑。他有几回忍不住追到那墙壁的背后，却只看见潮湿的长满了青苔的堡坎。堡坎的顶上，那株苦楝子树看上去也没什么异样，那个时节正开着淡紫色的花朵。
老唐头对那些随便遇见的女工们说，那天夜里没有一丝风，那嘻笑的声音明显不可能是那苦楝树的树叶发出来的。不远处的江水原本也是平息如镜，可就在那一刹那，突然发出了一阵响亮的水声。那哗啦哗啦的水响，渐行渐远，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在睡梦中听见过的那样。就像是一群大鱼心血来潮的出行。老唐头说，那一定是那些女娃娃鬼逃进了江水，眨眼就游远了。
女工们直瞪着这个有些哀苦的讲述者，其中有胆大的终究没能忍住心底涌上来的嗤笑，凑到老唐头的面前对他耳语说，我说老唐头，哪来的小女鬼儿，怕是你想女人想疯了吧。她们虽然在忽然炸开来的哄笑中很快散去，但老唐头撞鬼的流言还是风一样传开了。后来还是有他当年的一个亲近者出来要为他正名，说老唐头绝不是大家想象那样的老色鬼，他原本还是有一个女儿的，那女儿五六岁时，有一天由老唐头领着去江边游泳，就在水房附近的一个回水湾，老唐头脱光了衣服，和一个兄弟伙栽进凉幽幽的江水里飘浮，起先还记得不时回头查看衣裳堆边那小小的姑娘，但后来两个人在水中较劲，不知不觉游到了那浩大的江水中央，一口长时间的水中闭气后，老唐头忽然一阵心惊，当他用最快的速度游拢岸边时，却再也没有看见女儿的身影。那女孩儿的小小尸首，后来到下游那个最大的回水沱才找了回来，女孩儿的母亲于是毅然离弃了这个过份贪欢的父亲，而那老唐头，才自此成了孤家寡人，最后沦落到那水房，看守那片曾经让自己闯祸的江水。
所以说，当我母亲走在通往水房的那条坡路上时，毫无疑问，心中是充满了疑惑。难道是那个溺水的女儿，赶来追寻自己失散多年的父亲来了？而那老唐头，如今被关在江北金子山上，那修筑着铁栅栏的精神病院里，那疯女孩儿还会从江中爬上来骚扰自己吗？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从坡顶上的人事科办公楼里出来，拐到楼后，沿着那条白花花的水泥路向下，几百米之后就少见人迹了。那条神奇的下坡路，如此轻易地，就将我母亲带离了她刚刚还处身其间的喧闹世界。那世界之外的景物也变得迥异，水泥路的两边，我妈妈甚至看见了庄稼地，几十株向日葵，明显营养不良地伫立着，太阳当头也不肯抬起脸来。那里的两棵桂花树，也显得比坡顶上的同类高大，它们繁花盛开的时节刚刚过去，我妈那时看见的，只剩满树的蔫黄。
这愈发让这个女人疑惑起来。她想起从前几乎从未来过这荒僻的江边，哪里想得到就在这厂区的围墙里，几步之遥，还存在着这样一个自在的田园。我母亲一向是认命的人，这个长江边上力夫的女儿，从童年起就深知，自己写字作画的每一页白纸，都是她爸妈从江边一担煤球一担煤球地挑来的，面对生活的变故，她自然习惯于选择逆来顺受。当那一年的下岗浪潮开始一波接一波地，出现在中心办公楼临街的那面告示墙上时，我母亲看上去却一点没有慌张，她从里屋那个存放钱财的上着锁的抽屉里，翻找出自己六级焊工的证书，然后打电话给老家南岸一个最亲密的女同学，那个罗阿姨很快为她在一间中美合资的防盗门厂里，寻到了一个职位。她甚至在某一天轮休的日子里，换乘了3路公交车，跨越长江，去那厂里考察了一次，那天傍晚，我同父亲在突然停电的家中，直等到天光完全黑透的九十点钟，才看见一个垂头丧气的黑影，急迫地闪进了家门。即使在昏黄的蜡烛光下，我也可以看到那张脸庞上被油汗打湿的尘土。那张脸不停地向我和父亲道歉，说今后我们爷儿俩只能自己解决晚饭问题了，她一五一十地告诫我们，在厂门边的那个自由菜市里，哪家的菜最新鲜也最实惠，哪家肉摊的肉一定不能碰，因为她曾经在那里买到过母猪肉。她气喘吁吁地叮嘱着这一切，最终一脸内疚地将两碗冒着烟的蕃茄鸡蛋面端到我跟父亲的面前。
那段时间，她就像是一个随时准备牺牲的地下党员，当队伍里出了甫志高，不得不将所有的后事紧急安排妥当。她看上去那样的有条不紊，大义凛然。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却在她奔忙的身影背后，看到了束手无策的忧伤。
那一年气温蹿上四十度的那几天里，那个决定性的榜单在一个从黎明6点起就开始燃烧的早晨，赫然出现在了那面墙上。那上面的名字，戏剧性的，竟然是我的父亲。
不是说双职工二选一吗？二选一，再怎么选，厂子里也不该选上我吧？
说这话的时候，我母亲正将一壶热水掺进我将要洗澡的那个巨大锑盆里。
而我的父亲，那时正费力地抽着一只发了潮的纸烟，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神秘莫测的微笑。那微笑转瞬即逝，他也终于叹息着呼出一口白烟来说，这不是最完美的结局吗？你留在厂子里，最后正式退休，保险和退休工资都能拿全，我们男人总归是办法要多些吧……
当那锑盆里的烟雾蒸腾而起时，我看见母亲的脸上立刻起了一层亮闪闪的汽水。直到那个时候，那个总是凭着本能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女人，仍在下意识地微微摇头，父亲摆出的理由，显然并没有说服她。但说起来她那个时候再怎么惊诧，也丝毫没有预感到，自己的未来，已经在那阴暗的水房等待着她。
2.
母亲下水房的第三天，厂里就为她派来一位帮手黄华科。按人事科彭科长的说法，我母亲和黄华科两人，毕竟不可能像老唐头那样，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驻守在那个孤清冷寂的水房里。厂子里这样的搭配，就是让他们可以自由轮班，相当人性化呢。
但是无论如何，当那个黄华科站在面前，他的肥胖，还是让母亲暗暗地吃惊了。
像所有的那些胖子，黄华科的五官几乎被他汹涌的肥胖淹没。他的眼睛，鼻子，最终变成了豆子一类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在母亲眼里，只看见他从下巴开始，就无可阻止地朝下拖曳的肥肉，看上去还松泡泡的。
见了母亲，他几乎从第一秒开始，就习惯性地点头哈腰，仿佛那卑微的姿态，是附着在他那大象般身躯上的本能。而他真是像一头大象呢，那庞大的躯体被灰袍似的衬衣遮掩，吃力地向母亲弯曲了下来，在那突如其来的，短暂的呆滞中，母亲完全无法分辨属于那个躯体的四肢生在何处，只是感受着来自于它的噗噗冒出的热气，连那深秋落叶的午后，仿佛也因此升高了几度。
从前在那坡顶上的车间里，母亲依稀听说过这个胖子。听说过他在食堂里，怎样吃下去两锑锅的面条，诸如此类的传说。但因为几乎没有见过本人，那些传说，终究浮云一样地消散了。
他仿佛是来自制胶车间，他们的对话就从那里开始了。“你不是在制胶车间干得好好的？怎么也给发配到了这里？”母亲问话的时候并没有看他，而是从水房右侧面那半敞开的门口望出去，几乎没有任何的遮挡，就在百来米开外，嘉陵江水缓缓地向右前方流去。那江水的颜色，是一种说不出的深灰色，已经隐约透出碧绿来了。
而那个黄华科依然在一边恭敬地站立，他那浑沌的五官上，陪罪的笑容依然挥之不去，连我母亲这样温厚的女人，也对他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轻蔑。
“哎，你倒是说说，你这么胖，在燥热的制胶车间干，是不是也太辛苦了。厂里也许是要照顾你，才派你到这清凉的水房来吧？”
那个可怜的胖子，对摆到面前来的反击母亲的机会，却视而不见，他长叹一声，真的老老实实述说起了制胶的艰辛。对于他，最最难以忍受的，当然是车间里四处弥漫的制胶产生的蒸汽。那燠热的蒸汽如同噩运一般对他纠缠不休，让他即使在隆冬时节也止不住发出小狗似的哀叫。他身边那些精瘦的同事们，于是模仿着那样的哀叫，让那个迷茫一片的车间，恍然之间成了一座叫春的斗狗场。材料的搬运对他也是一道难题，他推着那运输材料的板车，在不同的工位间穿行，仿佛并不是在运输一车车深黑的胶材，而其实是在运输自己那一身可怕的肥肉。黄猪，死猪，包谷猪，这些都是工友们长期挂在嘴边的对他的称呼。在他完全跟不上趟的，近似于垂死挣扎的运输过程中，这些脱口而出的咒语，就在那些散布的工位间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他最后还是对母亲说起了自己的胃口。他告诉母亲，关于他吃面条的传说，其实发生在他进厂那年的春天，那时他才十八岁出头，刚刚高中毕业，还在长身体，现在肯定不会那样吃啦。他还很诚恳地说起了那些如何往他的铁皮饭盒里放死耗子。他的饭盒和他们的相比，自然要大出一半，他想不出为什么那个特大号的饭盒，也会惹来他们的仇恨，冬天的时节，大家都会带来饭盒，码放在休息室那口烤火的铁炉子旁边，有天午休，他却怎么也找不见那只平常在饭盒堆里格外显眼的大饭盒了，后来，在他的更衣柜里，他才发现了那个饭盒，已经冰冷了，一只肚子滚圆的死耗子横卧在所剩无几的饭食中间。那时那些人还故作惊讶地围过来说，这肥耗子也太贪吃了，肯定是被“黄猪”这么大的饭量撑死的。
“我知道我们车间的人就把我当笑话看。他们其实早就想着要气走我，除掉我。这些坏人，他们哪里知道，在我眼里，他们才跟耗子一样不值一提呢……”那个肥胖的人说得有些累了，短促地出着气，当着我母亲的面，亮出了背后的一只大包。他在墙角的那张行军床上铺展着一眼就知十分龌龊的床单和被褥，一边叹息着对我母亲说：“我说赵姐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有家有室的，家里总得要照应，我反正是单身汉一条，来去无牵挂，我们就分个工，我在这水房住下，夜班我包了，白天就有劳赵姐顶一下……现在看来啊，被发配到这水房来，也没什么不好，至少白天出厂会朋友，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他转过脸来冲我母亲讨好地笑着，两颊边垂落的肥肉，让那笑容没有办法舒展，只剩下那张嘴古怪地朝一边歪了一下。我母亲后来对厂子里的同事说，黄华科每次这样冲她笑，都会牵动一下她的心，她说那是无比荒凉的，不详的笑，“不是好兆头不是好兆头”。
她忍不住去打听黄华科优化组合到水房有没有内幕。在坡顶上那个热闹的人间，黄华科的流放，在人们的口中是那样的理所当然。制胶车间的陈主任早就想让他换岗，在1992年连续四五轮的下岗浪潮中，却迟迟找不到机会。让早退吧，他又年龄不够，直截下岗吧，他一个孤儿，又太过惨无人道，直到老唐头空出了江边的那间水房，陈主任和人事科的彭科长才一拍即合。
“那我呢？为什么会将我分到水房去？”我母亲的脸上几乎立刻涌起了羞耻的红色，却在那些热爱是非的妇女眼中，引发了躲闪的神色。她们疾速地摇头，一面含混地表示从没有从哪个领导的口中，听到过关于我母亲的微词。厂办秘书周小姐还特别指出，听说你老公不是刘厂长的中学同学吗？不说关照吧，可至少不该下这样的狠手吧……那小姑娘的直言，立即招来身边同伴的阻拦，她们拍打着她的肩膀，毫不避讳地冲她使眼色，仿佛我妈下水房的幕后，真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3.
我早就说过，我母亲是一个沉着的，逆来顺受的女人。她绝对不会让自己被发配到水房的耻辱，无限地蔓延。她很快就找到了安定自己的方式，在那一年秋天的末尾，捡起了因为炎热夏天而中断的那件为我织了大半的毛衣，在那一天天阴冷了起来的水房里，让织毛衣成了弥漫开来的第一活动。
说起来，平时呆在那水房里，也真是没什么事情可干。除了定时检查那些抖动的仪表，一天几次接听总务科打来的询问电话，在那密密麻麻的值班表上签下自己扭歪的大名外，就真的再也找不到什么事情干。倒是那开阔的，沉着行进着的江面，在一天之中总是变幻着复杂的光影，还有耳畔从不间断的水泵的鸣唱（母亲说，听得久了，你会发现，那鸣唱其实也在变化着，有急有缓，有突然的颤音或是叹息，仿佛那水泵真是一位有灵魂的歌手），为我母亲的编织提供了最适宜的场所和背景。
我母亲原本就是织毛衣的高手，从前在那油污、黢黑的电焊车间里，漫长的工间休憩或是等候中，她都会洗净双手，从那黑乎乎的工具箱里掏出一团毛线来织。像她那样沉静的女人，多半是眼光向内，执着而有耐心，所以织毛衣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我的母亲大放异彩，她很快在橡胶厂声名雀起，她的编织技术也在与姐妹们的交流和暗中比试中，不断挑战极限，无穷变换。什么铜钱花，菠萝花，玉米花，还有浮针，滑针，甚至阿尔巴尼亚针，那段岁月里，我在我母亲和她的女伴们身边，总是能听到这些漏过来神奇词汇，但那样的狂热，以及我母亲毛衣创作中的隐秘欢喜，在繁重的电焊劳作压迫下，总归有限。而那电焊弧光照耀下的眼球，也常常的，再也没有力气紧盯那些复杂的针脚。
所以在我母亲绵延了三十多年的毛衣创作生涯中，水房时期无疑是最富灵感，也最为硕果累累的时期。已经全无限制的毛衣制作，再加上有时候放弃了出游的黄华科，也会将双肘支在自己松泡泡的肚皮上，充当母亲缠绕毛线的撑架，我很快就穿上了那件胸口有一只梅花鹿的漂亮毛衣。当我顶着这只梅花鹿从厂区走过，总是会有女人叫住我，她们对毛衣上的那只鹿指指点点，发出望尘莫及的惊叹。她们总在那里说，织个梅花鹿算不上什么稀奇，稀奇的是那鹿头上的鹿茸，简直比一棵树的枝丫还要美丽，那么复杂的穿插，究竟是哪个高人织出来的啊？
这就来到了我被那些大姐阿姨拦截下来后最喜欢的环节了，每一次我都会朗声报出我妈的大名。就这样，我母亲已经远超同伴的毛衣编织艺术，在我这个不自觉的成衣模特的流动展示中，成了橡胶厂里的让人赞叹的传说。
越来越多的人买来毛线，让母亲为他们编织那些神奇的花样。他们甚至愿意为此付钱，或者贡献多余的毛线。如今，我已经没有办法追问清楚，我母亲面对江水，在那为陌生人织毛衣的沉默中，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但不管怎样，出自她手底的那些毛衣，后来还是越发频繁地在厂区里那并不宽敞的水泥路上相遇，一棵树，几朵花儿，一只鸟，那些毛衣上变幻无穷的花样，散发着只有它们才会相互懂得的光亮，成了那个终日被囚禁在江边水房里的母亲，有意无意释放到这喧哗坡顶上来游走的幽灵。
我的母亲说，那个时期的黄华科倒没看出有多大异样。最初的他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客气褪去后，这个胖子很快显露出他们那个种族没有例外的天真。春天的江边，当河滩上的风变得温柔起来，有些人，并不一定都是橡胶的职工，就会跑到那软软的沙滩上搞一些烧烤一类的野炊。那个胖子总是忍不住跑到那些野炊者的阵营中，他脸上献媚的笑容，很快就为他换来了几只烤鸡，或是黑乎乎的烤洋芋。他每一次都会喜滋滋地将这些收获捧回水房来，要和他的“赵姐”分享。那个赵姐，又多半会嗔怪他的贪吃，你一天到晚都吃不饱吗？小时候你妈就让你饿过肚子吗，到现在成了一个喂不饱的饿死鬼？
我母亲当然注意到了那个孤儿那时脸上掠过的阴影，所以说那些讨来的食物总会带来两人之间长久的沉默。也总是会让我的母亲，在第二天一早有些欠疚地为那个仍在蒙头大睡的可怜人，带去超大份的美食。“他吃得还真干净！”当天傍晚回家，她也总会向我展示那只锑锅明晃晃的锅底。
她越来越多地提到那个胖子如何的没人照料，还不自觉地像一个母亲那样，为他的缺少朋友发出叹息。
“他白天也不出厂去找朋友吗？他在你当班的时候，就在一旁昏睡百年吗？难怪胖得跟头猪似的……”我俯身在我家惟一的那张餐桌上，对面前的那道数学证明题不知从哪里入手，就有些恶狠狠地说。
我的母亲似乎并不在意我流露出来的进攻性，她真的有些过于投入在对那个胖子的怜悯中了。她在我的背后叹息着：“他哪来什么朋友啊。这个小黄，连进个澡堂子都推三阻四的……这两天太阳大，他身上都臭了，催他洗澡，他却摇头说，每次到澡堂脱光了，那些人就会指着他的肚皮笑……他哪有朋友啊，我看是没地方可去……”
1993年的夏天已经在悄悄地接近，那个胖子那时总在江边无头苍蝇似地乱窜，有时捉来一条死鱼，有时又跑来对我母亲大叫，声称险些让那只灰色的野兔落进自己在草丛里事先挖好的陷阱，但忽然有一天，他拎回来了一台三洋的收录两用机，然后将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盒带投入到那播放舱里，让那个成天嗡嗡鸣唱的水房，又多出了一些孱弱的人声。有时候，在那水泵的呜咽停歇或是遭遇阻塞的片刻，那些人声就会像鸟儿一样夺笼而出，他们悠扬的震颤会一直传递到十分遥远的空中，直达拍打上岸来的江水。
我的母亲说她不知道那些歌手在唱些什么。他们嘴中传出来的歌词，她一句也听不懂。那个黄华科后来很有耐心地对她扫盲说，那些歌手唱的是粤语。他们都生活在香港，据说那座南方城市一年四季都在过夏天，完全不见康城这里冬天的阴湿和迷雾，也没有康城到了夏天就会四处泛滥，甚至屡屡危及水房的洪水。那里就像天堂，生活在那里的歌手们，张国荣，谭咏麟，陈慧娴，梅艳芳，成天就用这样的“粤语”唱歌，他们过的日子是全橡胶厂没有一个人可以想象得到的“神仙的日子”。
母亲说，那段时间，那个黄华科算是发现了新大陆。他们同处那水房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缩在某一块阴影里。即使在那阴影里，他那一对豆子似的眼睛也不自主地闪闪发亮。他似乎已经完全无视了我母亲的存在，将那颗肥硕的大头无限地凑近那两只黑色的喇叭，好象是一个正在收听敌台暗号的间谍，好象那两只喇叭，就是他通往自由世界的神秘隧道。
他和那些发烧友相识于市中区的一座音响城。那里出售各式各样的音响器材，当然还有那些港星的盒带。那些盒带，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合法的出版物，而是来自海关，甚至是走私而来的珍贵版本，却神秘地汇流到音响城里一个叫赵小江的摊位里。那些懂行的收集者们于是无声地汇集到那个中年妇女的柜台前，而黄华科就在那柜台前的一张小方凳前，同一个叫尹武军的资深港乐迷接上了头。
尹武军他们早就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团体，他们遍布康城由两条大江分割开来的主城五区，他领着黄华科去会见那些潜伏在市井中间的同好。他们相约去那些录像厅里观看那时候十分风行的十大劲歌金曲的颁奖礼，陈慧娴还有张国荣的告别演唱会。他们从那些几乎总是树荫掩映的录像厅里走出来，在路灯下面，要么沉默不语，感受着和对方相同的激动心跳，要么跑到随便的一个路边摊前，点下几只卤鸡翅膀，就着啤酒，回味仍然停留在眼角膜上的那些华丽光影。
黄华科的外出越来越频繁，有的时候甚至和他们一起乘坐长途汽车，前往遥远的北碚，只因为有消息说哪里要播放那些港星的某个最新的演唱会。他们还发掘出那些开设在偏僻之处的迷你卡拉OK厅，比如在猫儿石就有那么一家（我母亲几乎从未听说过那个地名，只是想象着那家卡拉OK厅的门外猫儿成群，踱着虚张声势的方步），他就和他们点下从盒带上学来的粤语歌曲，一个字一个字咬着唱出来。
我的母亲没有想到，黄华科居然是唱歌的好手。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擅长的是谭咏麟，还有台湾那位童安格的歌。在最初的几次揣摩后，他发现自己的歌声在话筒里居然无比明亮。他看着母亲半信半疑的眼睛说，赵姐你不信吗，那我就唱一个给你听。母亲说他当着她的面发出的歌声的确令人吃惊，那一截纯粹的金属音从那个胖子的小嘴里徐徐而出，让人有一瞬间有点不知身在何处，她当即就骂开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么长时间了没听你唱过，今天怎么想着来吓我来啦？”那胖子却只是咯咯笑着，又恢复了沙哑的本音，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每一次我一开口，那些人也会骂，他们总说我是披着熊皮的谭咏麟，说我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