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天，那个叫枝枝的女孩还是出现了。我母亲至今都不知道那女孩的全名，只是听黄华科讲，那是一个瘦得不象样的女孩。就像一棵发育不良的树枝。黄华科曾经对我母亲详细描绘过他同枝枝的第一次见面。他说那是一个泛着银光的下午，没有太阳，他和尹武军两人一起，去探访在七星岗街道办事处上班的枝枝。枝枝的办公室就在那座著名的古城门背后，相传那城门的四周，从前是康城最集中的掩埋死人的坟地，他们就踏过从前那些死人的头顶，走进那城门里去。枝枝就坐在那城门投下来的长长的阴影里，她的身后是一条攀缘而上的斜坡，斜坡的尽头就是康城妇幼保健院。不时可以看见挺着山一样大肚子的妇女，一脸苍白，气喘吁吁向那坡顶挺进。黄华科说，枝枝就坐在那片纷乱中间，显得超凡脱俗。她的屁股下是一根用来隔离交通的铁桩子，细细的，她却可以那么端庄地坐在上面，仿佛她那瘦瘦的身体其实并没有重量。
和尹武军来到她面前时，黄华科其实已经喘得比那些孕妇都要剧烈，但枝枝的眼光却依然飘浮在那些过往的人群之上，好像是刚刚才降落到人间来的外星人，灵魂还滞留在天上，需要慢慢地回收。
直到和她搭上了话，她才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原来，她是一个近视眼，飘渺的眼光只是因为没戴眼镜。黄华科很快就注意到那眼镜的一只腿上，绑着白色的胶布。那绑腿的眼镜，架在了那满是病容的枝枝脸上，黄华科说，那一刻，不知为什么，他的心抖了一下。
那天他们接头递交的，是几盒翻录的磁带。枝枝的父母是沙坪坝某所大学里的教授，家里有一台可以翻录的高级机子，还有一台录像机。找到一盒“十大劲歌”的带子后，一群人就相约到枝枝家去观看。那天在沙坪坝的公交站接头，碰巧了，黄华科成了最先抵达的成员。两个人只好在站台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聊天的时候，这一次，枝枝的两眼透过那浅色的镜片直盯了过来，黄华科对我妈说，那竟然是两只镜子一样清明的杏儿眼。他注意到她右手食指上包着创可贴，就问她伤口严重吗？那枝枝很坦白地将那个手指伸到他鼻子前面来展示，甚至揭开那创可贴让他直截看那小小的红色伤口。她对他说，不知为什么，她是一个很爱弄伤的人，削苹果会割伤指头，夜里回家会撞上黑暗中的家俱，下楼梯又会扭伤脚踝。她特别提起童年时曾经从垃圾箱里救回过一只布娃娃，那布娃娃断了一只腿，裙子也被扯破了一条口，她抱回家去无论怎样淘洗，也没法洗净娃娃身上的污迹，最后只能求妈妈用针线将它勉强缝补妥当。那只破烂娃娃后来成了她童年直到中学都形影不离的伙伴，她说，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这么爱她，原来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破烂娃娃。
她对黄华科做出一副苦脸来说：“你说这是不是因为小时候我爸一天到晚揍我，把我的小脑打坏了？”黄华科想了想，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得很吃惊，就回说：“不可能吧，他们说你爸是教授啊，知识分子不都是动口不动手吗？”
黄华科告诉我妈，还从来没有哪个女孩这么开诚布公地同自己聊过天，所以那天下午接下去的时间里，自己有点傻了，说话，对枝枝微笑，包括见了枝枝嘴里的那个“恶魔父亲”后的闪躲，那一切的言行举止都跟白痴似的。他成了一个窃贼，已经游离在那些兴奋观看录像带的人群之外了，他在那个底楼的三室两厅里，成了一个梦游者。他看见一张椅子斜在临窗的书桌前，就想象枝枝坐在上面的样子。他忍不住去抚摸那个椅背，在所有人为了屏幕上那些港星欢叫的时候，他却独自一人，偷偷地抚摸着那个椅背，感受着那上面木头的纹理，还有疤痕，觉得这个枝枝平常的坐靠之物，在那一刻毫无疑问地属于了自己。
在那段黄华科自以为的热恋时期，我母亲毫无怨言地为他代班看守水房。但是黄华科回到水房里来，滔滔不绝讲述的那些故事，还有随身带来的遥远街市的气息，还是让她感到了一丝不安。她当然没有说出来，直到有一天傍晚黄华科再次让她代班，而自己在临出门之前，竟然跃入了水房正前方的江水时，她才跑过去喝斥起来。快上来快上来，她站在江边的一块礁石上，对着水中那一块缓慢转身的大白肉说，你没看这夜里已透凉了吗？你会抽筋会淹死的，淹不死也会感冒咳死的，听姐一句话快上来揩干了早点滚出门去！你从前不是总说你怕水吗，这会儿怎么这么胡来呢？
水里的那个人却完全没有理会，在哗哗的水声中断断续续地唱着一首粤语歌。那歌声不时被那个人因为冷水激发的寒噤和哇哇怪叫所打断，很快就被一下子浓郁起来的秋夜的黑暗，彻底吞没了。
4.
那一年的冬天，我不得不越来越多地独自呆在我家那低于街道的阴暗房间里。我独自做着作业，实在饥饿难耐了，就将饭桌上纱罩底下隔夜的饭食端到煤炉上热一热吃下去。那是我母亲前往水房前剩留的食物，她总是带很多的菜和饭到水房去，她一个人当然吃不了那么多。她需要喂养那个可怜的孤儿。而我的父亲，在那段时间里也时常缺席，他跟几位中学同学合伙开的五金交电零售部，隔了一条街，几乎有些示威地正对着橡胶厂的大门。平常在那店子里，只有鬼魅似的一个人影，在那里看守铺面，其余的人都不知跑到了哪里。再后来，有时候我放学回家，竟然常常看见那店子的卷帘门直接垂落下来，门上留着一个字条：“有事请找甫先生。”然后一个大哥大的号码。我知道那个“甫先生”就是父亲他们那伙人的老大，一个退伍军人，一米八以上的巨型身高，见了我的面就会用力地捏我的脸蛋。
那些夜晚，我一个人写着作业，半途中间常常会被忽然来到眼前的昏茫弄得有些伤心。我会抬起脸来，长久地盯视着那片昏茫，想不通从前几乎整日相伴的父母，怎么会将我遗弃在了这里。
偶尔，父亲还是会匆匆地露一下面。他的脸色那么严峻，仿佛是深入敌占区的八路军。他常常会扛来一个又一个纸箱，在浓稠的夜色中，仍然下意识地左右张望。那些纸箱就被码放在他同母亲睡觉的里屋的墙角，搬进搬出的，始终有半人那么高。家中没人的时候，我忍不住割开那些封闭的胶带，看见了箱子里面那些闪亮的铜丝。那些铜丝裹在一个又一个的圆轴上，有一天我问母亲，爸爸把那些铜丝搬来搬去的干什么，妈妈只是哼哼冷笑，她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将自己描画的那些毛衣的纸样，很用力地扯动着，直到彻底将它们扯破。
那年冬天的后半段，连续地起了很大的雾。有一天，那个胖子黄发科背起一只迷彩的背包，在洪水般淹没了全橡胶厂的雾气中，踏上了他自以为的遥远征途。头一天的傍晚，他就对我的母亲宣告，他要去南方一趟。当然是和那些这段时间以来已经亲密无间了的粤语歌发烧友们一起。他们预备乘坐中午启程的列车，前往那座被叫做深圳的城市。在那里，胖子热爱的谭咏麟要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胖子对我的母亲说，我还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巨星的现场演唱呢。而且那可是在深圳啊，据说在罗浮海关，游过那条河，对面就是香港。
我的母亲看着他，那张微微向下垂落的阔脸上，布满了这段时间以来时常都会浮现的笑容，虽然愚蠢，但却闪闪发光。
“你真的不想在这儿干了吗？就为了一场演唱会？”
“枝枝也要去的啊……”说这话的时候，黄华科将自己的眼光调开了。
两个人之间的沉默蔓延开来。
“你，真觉得我不该去吗？你真以为，我们两个人，在这天高皇帝远的水房，可以这么过一辈子？”
他习惯性地捡起母亲手边的毛线球来挠弄着，而母亲却全当没有看见，板着脸，将不知从何而来的愤怒织进绵密的针脚里。
“懒得和你说了，深圳，我反正是去定了……”黄华科有些赌气地越过自己那堆积的肚腹，去瞄自己那几乎看不到的脚尖。
我的母亲叹了一口气，才幽幽地说：“那个枝枝，有亲口邀你同去吗？”
那倒没有，黄华科闷闷地摇头，他告诉我母亲，前两天他们一帮人坐在公交车上，尹武军和枝枝坐在他的后座上嘀咕，他听到他们在谋划一次前往深圳的出行，就颤巍巍地回过身去问了一句他可不可以加入。
他们当然是同意了。黄华科说，那个尹武军在康城最大的西南医院里当技师，平时就是闷在技术室里，修修那些布满了灰尘的短了路的医疗仪器，修不好就算了，从来也没人追究过他。他的一位同学在深圳的一家电子公司拿着一月五六千的工资，早就来信让他过去看看。那个枝枝也是，在那些崎岖的，上坡下坎的居民巷道里穿行，耳朵里一天到晚灌满了大妈大婶们中气十足的叫喊，早就感觉居委会的日子灰暗无边，同样也想着出逃。
黄华科这时才有些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他们到深圳是要秘密地找工作啊。谭咏麟啊什么的只是个借口啊。难怪这几天只要碰了面，枝枝也好，尹武军也好，就像个婆娘似的，颠来倒去地问我想好了到了那边，想好了要干什么没有，有没有帮忙的同学……”
“是啊，你到深圳去可以做什么呢？”母亲从手中的毛衣上抬起了眼来，很凌厉地瞟了瞟他。
“我不管那么多了，这几天我都在跟他们说，反正我是跟定他们了。反正这次出门，我就没想过要回头！”
但他却在第二天黄昏将近的时分，同样地拎着那只迷彩的大背包回来了。有点奇怪的是，那天早晨不可一世的大雾，那时却不知溜去了哪里，一点也没影儿了。只有无边的黑暗。平日里，江对岸零星的灯火那时不知怎么的，也熄灭了。倒是水房顶上垂落下来的那只高达两百瓦的大灯泡，格外刺眼。但黄华科却一点也不害怕，自从回到房间里来，就不眨眼地迎向那片针刺一样的光芒。
母亲不管那些，拍打着那个货物一般的躯体。也好也好，你回来了，这毛衣也织好了，正赶上穿。她强迫那躯体站起来，然后将那枣色的毛衣从他的脑袋开始笼下去。那躯体死去了一般，没有任何反应，那穿衣的行为进行到胸口时，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我的母亲以一个职业毛衣制作师的姿态，围绕着那个了无生气的庞然大物左右察看。她仍然不愿放弃地朝下拉攥，但是最终，倒是她的眼里一下子涌出了绝望的泪水。
“怎么还是小了呢，怎么还是小了呢，我已经留到最大了呀。”
这就是那个晚上，我母亲最后的清晰记忆了。她说，接着，黄华科竟从他的背包里掏出了两瓶老白干。他们一时间找不着喝酒的工具，就洗了一只漱口的搪瓷缸来轮流喝。母亲记得，那白酒喝下去，直下到肠胃的最深处，起先竟然是冰凉的，然后才慢慢燃烧起来。
冬天的嘉陵江上，那年头还没有实行禁渔期，一只打渔船大清早开出来撞运气，却昏头昏脑撞进了这个深不可测的回水湾。那天早晨仍然下了很大的雾，直到黄华科泡胀了的尸体撞上那小木船的船舷，那打渔人才发出了惊叫。
最先赶到的保卫科的那些人，在阴暗的水房里寻找着可能的线索。他们看见我的母亲歪倒在那行军床上，只穿着一件大红的毛衣，头发完全垮掉了，遮住了她死人一样的脸。她一醒过来就喊着脑壳痛啊，脑壳要裂开了啊。她很快就明白了发生的一切，大叫着要扑过去看看那死去的人。
那个死人似乎是仰面朝天，袒露在水房门口那块巴掌大的水泥上。大雾渐渐散去，已经有薄薄的阳光透下来，撒在那死人的身上。他的身边站了很多的人，我母亲看过去的时候，只看见了他们身体的丛林。那丛林完全遮挡了她的视线，她听见有一个声音冒了一句，还真是一头可观的（座头鲸）啊。而保卫科那个小白脸此时正受命死死拉住我妈，一步也不让她前往。
我妈妈后来交代说，那天夜里他们两个人的饮酒有点刹不住车。她也搞不明白，为何从前几乎没喝过酒的自己，那天夜里为什么那样豪迈。她的大脑里很快拉起了一张幕布，那幕布越来越沉重。透过那厚厚的幕布，她依稀记得那个胖子去了门外，就站在门边发出了巨大的声响。也许是一次汹涌的呕吐吧。她本来想去看个究竟，却一点儿力气也没有。
“他不可能是自杀，真的真的，这一点我保证。”母亲直楞楞地盯着对面做笔录的公安。她讲到了那次计划中的出行，她说，那天早晨他赶到菜园坝火车站，却发现根本就没有枝枝通知他的那班开往深圳的列车，倒是头天夜里十点有过一班。他在那大雾笼罩的车站广场踯躅，百思不得其解地寻思那些人何至于抛下自己。他的确是很受伤，但他绝对不至于要跳江。要跳，去年被发配到这水房的时候就跳了……
“他一定是喝得分不清虚实了，一脚踏进了江里。”最后，我母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据说我的父亲那天也赶去了水房。他站在母亲跟前，看着床边倒地的酒瓶儿，那行军床上还有一件巨大无比的毛衣，不知被什么人卷作了一团，很委屈的样子。厂里的人说，我父亲站在那里，足足呆了有几分钟，然后，不由分说地，将死也要留在那里的母亲，拖出了水房，一路拉扯着，返回坡顶上的家。
整个橡胶厂不得不停了自来水的供应。三天后，水来了，有好些人仍然不愿意用那水做饭，下面条。
5．
在黄华科的死亡事件渐渐淡漠了下去后的某一天，我母亲却向我父亲提出了离开的要求。她向我父亲展示从黄华科遗物里找到的一张黑白相片。在那张比一个巴掌还要窄小的相片上，有一个女人，穿着早些年间通行的应该是灰蓝色的中山服，怀里抱着一个脸孔宽大，神色却异常严肃的婴孩儿。那张照片的背后写着：“母亲和我。南岸弹子石”。
我母亲没有想到，那黄华科居然是自己的同乡人！她对我父亲说，她要怀揣那照片，一直坐车到南岸去，一定要解开孤儿黄华科的身世之谜。
你找到了那个女人又能怎样呢？说不定，那女人早就不在了呢……我的父亲叼着一只香烟，那香烟在他的嘴边摇摇欲坠，更加地让这个男人显得虚无。
“你难道认为，出了这事，我还能在那水房呆得下去吗？”
第二天的早晨，我母亲执意出了门，踏上了开往南岸的219路公交车。她站着那辆公交车的门边，右手死死地捏着门边那条竖立的栏杆。当更加浩大的长江在眼前徐徐展开来时，她的脸上浮现出一道光辉。
我母亲的那一张脸，在那一刻被神奇地照亮，这让她看上去已经是一个中了魔的人。
第一天的寻找毫无结果。但是，我母亲的寻找却不可扼制地继续了下去。不知是在第几天的傍晚，我父亲坐在饭桌子边，等来了风尘扑扑的母亲。我父亲那天喝得有些超量，当我母亲精疲力尽地踏进家门，沮丧得连头也抬不起来时，父亲铁青着一块脸，让她挨着他坐下。
他让我妈明天起就停止那无意义的寻找。必须。立即。他还说他已经去跟刘厂长说了情，她仍然可以继续去那水房看守，直到正式退休的那一天。
而我的母亲却斜着一张脸，一言不发，连正眼也不瞧我爸一眼。她那宁死不屈的表情，终于让我爸咆哮起来。
“你这不要脸的女人。到底是谁让你这么不要脸啊。你都不知道这些天来，厂子里的人在怎么说你。”
母亲似乎这才被吓醒了，她吃惊的眼光向父亲扫过去，嗫嚅的声音听听着就像是呓语：“他们，他们能说什么啊？”
“他们一直在说，那个他妈的该死的夜里，你和那个胖子究竟干了什么。现在看来，他们还真没说假话！”
接下去的漫长夜晚，我的母亲再没有说一句话。她没有吃饭，只是默不出声地清洁，整理着自己。她的眼光在暗地里像两块烧红的铁，她变得十分警觉，只要身边有任何的响动，那灼热的眼光就会直扑过来。
她早早地睡下。到了后半夜，我父亲酒醒，在暗中拉起我母亲的手哭起来。他央求我母亲别再走了，他抽抽答答地说，当初要不是他拎着两瓶泸州大曲去哀求刘厂长，他们早把她的大名开上了那张下岗榜。
“你是说，我去那水房还要拜你所赐哟？”
“那是那刘安全不仗义，那天在他屋头说得好好的，让你平安呆着，拿全退休金，哪晓得那小子却来这么一手阴的。”
黑暗之中，照进卧室里来的夜光，在我父亲的脸上有些急切地流淌着。他叹息着，说现在想来，那刘安全应该是对他执意跟随他甫哥做生意心生嫉恨。他说：“他们两个，谁不知道呢，从红卫兵的时候起就斗得水火不容啊。”
我妈听得全身上下忽然僵硬起来。那木头一样的躯体里，忽然充满了敌意。
她拧过脸去逼视床前那片烟雾一样的夜光。她的言辞最终变得像一个又一个的石块儿。
“你他妈的凭什么背着我做这些手脚？你他妈的凭什么要自作主张地赏给我那个水房？你他妈的凭什么不让我去那防盗门厂当焊工？你他妈的凭什么认为你有资格决定这一切？”
我的母亲告诉我，没有休止的咒骂中，自己竟然没掉一滴泪。她说在自己的脸颊上，那天夜里，一直燃烧着羞耻的火焰，直到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