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Ｏ年代，我寄居在北京史家胡同。当时我就读寄宿小学，周末才能回家，而我母亲一年中至少有三个月被派往外地工作，还不算在外地搞四清之类的运动，所 以周末我常留守学校。这样的日子一长，我家以前的老保姆就看不下去了，她和当时的东家讲好，让我去她那里，那家人就住在史家胡同的东头。
这条胡同大约长两里，内铺柏油路，可以走汽车。胡同的西头是米市大街，东头是禄米仓。米市大街位于东单东四之间，这条街上胡同很多，史家胡同靠近灯市东口 大街。据考证灯市口和禄米仓都自明清始，虽然当时早与灯火和米粮无关，但在一个小孩儿的眼里，胡同两头的街道还是有些区别。
我念的子弟学校周末有校车，其中一辆就停站于灯市东口。这条街虽位于王府井和东四之间，但当时街边多是机关学校，没有商店。我童年时，路南与米市大街交口处有一家小商店，卖糕点糖果，夏天也卖冰激凌。女十二中（前身是贝满女中，后改为一六六中学）和空政文工团位于灯市东口的同福夹道内，因此小店里常有些风 姿绰约的青年男女在吃冰激凌。
当时米市大街也没有什么商店，行人稀少，现在想起来真不可思议。印象中人民艺术剧院曾设有展示橱窗，内放一些剧照和舞美图片。沿米市大街向东单方向去，路西有个红星电影院，距离东单更近的大华影院位于路东。红星影院最初只放映新闻纪录片，场子不大，观众不多，看起来老旧萧条。大华影院算是很现代的，进门就是大厅，挂着很多知名演员的照片，其中有赵丹，白杨，王丹凤等。虽是黑白照，但成像角度却非一般百姓的正面免冠照，相中人风度容貌俱佳，令人印象深刻。或许因为影剧院，街道两旁又无商店，从西口进入史家胡同后，也是清静的，还带些文化气息。
进入胡同不久，就是史家胡同小学。小学位于路北，从朱红的大门看进去是不大的前院和影壁。这里很安静，上下学时才见一群群学童。当时我没听说过重点小学， 但这所小学的口碑非常好。一九六四年中国大陆为排演《东方红》大歌舞调集了全国知名的从艺人员，内部曾称周恩来是大歌舞的总导演。大歌舞后来被排成电影， 影片里没有少年儿童的场面，但演出时确有一场“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的童声合唱，本人参加了。参加合唱者都是从各小学挑选出来的，而备选学童来自几所干部子弟学校，史家胡同、府学胡同，实验一小和二小等。后来其中的一些学童又被选出来为外宾献花，此类出风头的事大概只能派给某些地位比较特殊或教学质量确实不错的小学。
过史家胡同小学不久，路南就是人民艺术剧院的大门。我从来没进去过，记得那里有收发室和操场。从大门望进去，就能看到四层红砖楼房。我虽年幼，却也知道那里面住着一些大演员，每次走过都怀着没准能碰上谁的希望，最终谁也没碰上。
胡同里还有若干大红门，大门紧闭，青灰色的高墙很整洁，墙头不见树木。偶然遇到大门开，也看不出里面的名堂。后来得知傅作义、刘文辉、徐向前、华国锋、荣 毅仁，章士钊等都曾在这条胡同里住过。早年胡同里还有一处驻军，也是四层楼，院前有铁栏杆。当时胡同中一溜灰墙的凹处多是小门小户人家，因此楼房很显眼。
北京很多胡同中都有大树，大槐树十分普遍。春来槐花开，香了一胡同。夏天树上虫子拉着丝吊下来，我们称为“吊死鬼儿”，来往多避开。但印象中的史家胡同没有什么大树，平时也少见坐在胡同里聊天儿乘凉的人，很清静。胡同里除了清静也很干净，北京很多胡同里都有公共厕所，离得老远就能嗅出其所在，但我记忆中这条胡同里没有公厕，这类场所多设在居民院或胡同叉口内。寒冬时，北京很多胡同下水道的周围都结了冰，冰面上冻结着剩饭烂菜，而史家胡同绝少此类现象。
史家胡同里还有一些小胡同，我保姆帮佣的那家人就住在其中的一条小胡同里。这条小胡同位于路南，名叫东罗圈儿，西边还有一条西罗圈儿胡同与之相对。这两个 胡同都很短，东罗圈儿还有一处小空场，很像“罗圈儿”。这些小胡同里既有小门小户人家，也有大杂院。我寄居的那家是一个街门里两户人家。挺窄的黑木门脱了 漆，进门是一溜北房，房前有一小窄院儿，估计以前只住一家人，应该算是小户殷实之家。 那家平时只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女儿和老保姆。文革前的寒假，这家的长子从哈军工回来度假，因为他比我们大了很多，我们称他为大哥哥。他穿着海军军服， 高高瘦瘦，很帅。平时我们都是在院子里玩，很少出街门。大哥哥来了之后，就会带我们上街买年货鞭炮。跟大哥哥出去好处是他能做主买我们平时想要，大人又不给买的东西，比如糖葫芦。腊月一起头，商店里就有糖葫芦卖了，和夏天的冰棍儿类似，便宜又好吃，但小孩子还是没钱买。跟大人上街机会本来就不多，即便是跟 着我妈妈出门，她总以“不卫生” 为由拒绝我卑微的愿望，但小孩儿偏偏就喜欢“不卫生”的东西。
那年好大雪，大哥哥在院里筑雪墙，邀请邻家孩子一起打雪仗，雪仗后来成为混战，每个人的耳朵眼儿里都塞进了雪块儿。晚上他脱了军装，带着我们串胡同放鞭炮。北京人称住在胡同里的，特别是生长在胡同里的孩子为“胡同窜子”，串胡同放鞭炮是“胡同窜子”的典型作为了。当时胡同之间常有小路相通，比如从东罗圈 儿就可以走到干面胡同。待天擦黑后，我们蹲在墙根背风处，附近或有叉道或能藏身。看到孤身黑影，我们就点燃一只小炮，待那人走近了扔出去。随即跑走，身后传来鞭炮响，还听到那人在骂。我们笑着跑着，缺德吗？是有点。为了不被抓住，我们还运用当时电影里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那会儿北京没有夜生活， 鲜少人因加班晚归，因此行人并不多，若说惊吓了很多人倒也未必，但惊吓的地区涵盖几条胡同却是有的。当然，诸如此类的坏事都是我们和大哥哥之间的秘密。
二、胡同东口、禄米仓
在史家胡同里，越往东走，越平民化。“平民化”是与时俱进的词儿，但它能比较准确表达我对东口的感受。出胡同东口就是禄米仓大街，来往于此地二十四路公共汽车是从东直门到北京站口。在禄米仓之后的东总布胡同，这车就成了环线。虽只是两站地，但乘客很容易糊涂，因此让我印象很深。另一印象深刻的是靠近北京火 车站口的那段路弯度很大，商店离马路轧子又特近，有些地方还没有人行道，因此行驶到这一段时，颠簸晃动很大。早年北京公共汽车在司机座旁都鼓起一个大铁 包，包里是发动机。冬天车厢内无上暖气，故在发动机包外裹一层棉被。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站在车头，把手放在大鼓包上取暖，有时颠得双手发麻。
虽是街窄路不平，但禄米仓街上的商店却是不少。出胡同口不远，就有一家比较大的副食店，人称“二店”，附近胡同的平民多来此购物。因灯市口米市大街一带没 有什么副食店，我猜想住在胡同西头的人也到这里买菜，因此东口总是比西口热闹。冬天，上年纪的人多穿黑棉袄裤，黑袄前襟有些白点，那是北京人俗称的“饭格 粑”即食物残渣。中年以下的人在棉袄外罩一件布衫，颜色偏素，以黑灰蓝为主。小伙子比较经冻，有些人在蓝制服里只穿厚毛衣。年幼的孩子或姑娘穿得稍艳，但 孩子的罩衫或短或长，或肥或瘦，鲜有合身的。短的常露出一大截棉袄，瘦的呢？前襟下摆挤出一嘟噜棉袄。我记忆中有段时间流行线呢，花色挺好看，但经不起洗，很快就缩水了。因为材料结实，虽是小了，家里人还是舍不得丢，结果罩不住棉袄前襟，穿上不但难看，而且棉袄很容易脏。棉袄一冬都不会拆洗，罩衣一个月至少洗两次，结果是干净罩衣保护着脏棉袄。那时街上的女人围花格方头巾居多，戴长围脖的就显得挺洋气了。戴套袖不分男女，若不戴套袖，袖口一准磨得油光光 的。
那时候粮食，副食，肉类都是按月定量供应，买时需凭购物本或票证。副食类包括食油、白糖、芝麻酱、粉丝、鸡蛋等，因此无论冬夏，购物高潮多在月初或月末。 月初采买的是等着吃的，比如食油，月末是怕过时不候，比如粉丝就可能拖到月末去买，如果不买本月定量就作废了。因此在那些天里，人们在塑料网兜或菜蓝子里 装上瓶罐。这是打油的，那是盛芝麻酱的，还别忘了带上副食本，然后就奔了“二店”。街坊邻居在柜台前排队，顺便聊天。轮到自己时，对售货员笑着或陪着笑。 买鸡蛋时，售货员先把鸡蛋一个个放在三合板的箱子上，箱上有孔洞，孔洞大小正好不让鸡蛋滑进去，再打开箱内的电灯照一照，通亮的就是“好蛋” 。那时不兴假货，没有“坏蛋”的时候居多，但卖家还是要给买家照一照，图个放心。
最有趣的是打芝麻酱，各家装麻酱的瓶子不同，瓶口大小不一。售货员先把瓶子放在秤上，加上瓶子重量，再根据定量，把秤砣拨到某个位置。比如定量三两，秤砣 一般拨到三两多一点。然后她拿起店里盛麻酱的大勺，那勺子里永远都有芝麻酱。很黏稠的麻酱从大勺里流下，形成一条浅咖啡色的细线，慢慢流入顾客的麻酱瓶 中。随着秤杆缓缓升起，售货员要不断地转动着勺子，目的是控制麻酱的流量，并随时截断麻酱流。这是一绝活儿，弄不好麻酱会掉在秤盘上，或者给过了量。当时我总盯着那只神奇的大勺，盯着盯着，就听她用京片子说：“瞧，三两多，没短您的。”佩服之余，也有些丧气。若她没这么“油儿练”，兴许我还能多得点麻酱， 反正到了我的瓶子里，她就拿不回去了。待打完芝麻酱，我会用指头噌干净粘在瓶口的酱，边走边吃。
即便是非购物高潮，走到胡同里，我也常看到人们从胡同东口走来，或拎着一棵白菜或夹着一捆葱，要么托着一油纸肉末或几块豆腐，边走还边打招呼：“他大妈， 买东西去了？”“他二大爷，副食店来了豆腐了，快去吧。”那时商店供应的豆腐是放在屉里，一个小商店最多能分到两三屉，卖完拉倒。有时炒菜下了锅，突然发 现缺酱油少咸盐了，差孩子去买也是常有的。买盐没什么意思，打酱油还有点意思。当时酱油分两种，一般酱油一角五分一斤，特级酱油两角六分一斤，讲究的人家 用前一种炒菜，后一种伴菜，因此不能搞错。酱油多数是一斤半装瓶，打酱油最好用空瓶换，没空瓶还要单算瓶子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