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冬天，“二店”会挂上很厚的棉帘子，小孩不用劲还掀不起来，门帘的边缘被人手蹭黑了一片。当时王府井百货大楼也挂如此的门帘，也如此之脏，但门帘之后 却是亮堂暖和，而禄米仓的副食店内总是黑天黑地，内外气温差别不是很大。但当时我倒没觉着冷，因为若随我老保姆去，我很可能会得到一块巧克力糖。老保姆那 时还不到五十岁，但看在我眼里，她已经很老了。听家里人说，她的丈夫被抓了壮丁，一去无回，唯一的孩子又夭折。她先是在四川我老家帮佣，后来随着我父母来北京。我上幼儿园后，她就给别人家帮佣。离开我家之后，她又结过一次婚，嫁的是一个北京土生土长的炊事员，我记忆中还有她婚礼的片段——闹新房的人逼着新婚夫妻一起吃葡萄。但婚后不久，那个男人就开始打她，他们离了婚。
我和褓姆及表哥的合影
她不识字，人极老实，个子非常矮小，大概不到一米半，做事似乎也不很利索，我还记得母亲时常抱怨。大概在我四--五岁时，另一个保姆要回四川，对我的老保姆说要为她带钱回四川去存。大概想到自己是孤身一身，她竟然给了那人二百元，结果可想而知。这件事一直是我母亲数落她的话题。数落归数落，但后来她又借钱给人，当然都是有借无还。
我们小时候买零食都是按分钱计算的，三分钱一堆儿的山里红，三分或五分的冰棍儿。一次我表哥得到六元压岁钱，他正式在银行开了户。后来连本带利是六元二角一分，他高兴得跟中了乐透似的。巧克力糖属于高级糖果，一块块包着银纸卖，怎么也要一块钱上下。有时老保姆带我去买巧克力，有时她预先买好了，在胡同里偷偷塞给我，那巧克力搁在她的口袋里，因体温都有点变软了。年幼时不知道生活艰难，但心里却明白，她很疼爱我，这糖是别人吃不到的。我母亲个性急躁刚硬，加上外界压力，鲜少好心情。我父亲生性快乐轻松，可是我三岁时他就被划成右派去东北劳改，老保姆是唯一溺爱我的长辈。虽然后来她也带过几个孩子，但好像我是她永远的唯一的孩子，至今我还记得把头埋在她的怀里，闻着她衣服上煮饭的味道，暖暖的。
一九六九年，北京很多机关都去了干校，我们也不例外，她帮佣的那家去了河南，房子被单位收回。街道给她安排了一间西房，大小能放一张双人床，一个吃饭桌和 一个火炉。她没文化没工作没亲人也没有生活来源，于是我母亲每个月从东北寄给她十元钱。她靠这点钱，或许还有一点其它人的接济过了三五年。那时我已长大， 知道十元钱的份量，再想想小时候吃的那些巧克力，才明白她多么节省，对我有多好，由此也想到她被骗走的是多么大的一笔钱！
三、史家胡同五十七号
大概是一九六Ｏ年，我姑妈的长女，大表姐康和考上大学，当时我还未上小学。高考之后，她从四川来京看望她的祖父康心之老先生（1893-1967年12月 21日），我称之为康爷爷。当时康家住在史家胡同五十七号，表姐接我去同住。五十七号是个四合院，黑色院门，门楼破旧，院内青石铺地，榴花火红。北京人喜 欢种石榴，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一说。康家不是北京人，石榴树很可能是房东种的。
大表姐八十年代初在香港
说起来，康家在四川是大户人家，大到什么程度呢，不妨将康心之的二女儿康岱沙女士（我称作岱沙姑妈）在《我的引路人周恩来夫妇》中的回忆摘录如下：“我家是四川有影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的大伯父康心孚（1884～1917）是老同盟会盟员，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同乡至交，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李大钊也很要好。我的二伯父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我的父亲康心之经营厂矿、地产、金融，还办了《国民公报》。我的四叔康心远是宝丰公司总经理。 我家和国民党许多党政要人及地方实力派、民主人士多有往来。”
若说康家当时的影响力，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我只对岱沙姑妈的回忆做些补充。自戊戌变法起，康氏兄弟就与时代风云人物有交往，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历史。康心如在其遗稿《章氏丛书》中回忆道：“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间，章太炎师被袁世凯软禁北京钱粮胡同。余每从上海至京必去请益。师欲将平生著作编为 丛书印行，余慨然承诺印行之责，适余任沪自设右文社以印书发行为业，故敢任此。返沪后，仿邓秋枚（实）印行之风雨楼丛书格式，排成样张，携京审定，师极为 欣赏。晋谒时，呼女同看，匆匆一视即至案头，盖已盛妆将出也。师有不悦之色。是晚自缢死，始终不解是何原因。师作《亡女事略》……全书约一年余方完成。分订为二十四册。”（注一）
去年在重庆拍摄的康家领事巷故居外景
抗战期间，康心如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重庆参议会的议长，据说后来流传的“陪都”一词就是他发明的。康心之的长女婿张平群曾任国民党驻纽约总领事，次女康岱沙于一九三八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后在重庆为共产党做了许多秘密工作。其间两次接到 特务的恐吓信，后被绑架送入监狱。我祖父李肇甫（伯申）以身家性命将她保释出狱（注二）。她与陈叔亮于一九四六年成婚，主婚人是叶剑英。后来陈叔亮出任中共驻柬埔寨和罗马尼亚大使。
康心之老先生个性豪爽，仗义疏财，好交际，人称“孟尝君”。据我大表姐回忆，康爷爷对后辈的教导是：“你若借人钱，就不要想到还，还钱是个意外。否则你就做小人，干脆不借。”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经济十分困难，康家曾给予捐助。据曾任宋美龄英文秘书的张紫葛先生回忆，康家曾给陕北延安运送过七辆卡车的医药 和布匹（注三）。除此之外，康家还资助陕北办学，也给毛泽东赠送过香烟。康心之位于重庆领事巷十号的住所曾是于右任和邵力子的临时居所，也是周恩来经常和 民主人士聚会座谈的地方。（注四）。二ＯＯ六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还提到周恩来在四川有三位朋友，他们是卢作孚、胡子昂和康心如。
重庆多山，领事巷客多人众，开饭时佣人要从山上摇铃一直摇到山下。后来因客人太多，康心之又在主楼旁修建了一栋两层小楼，邵力子一家长年住在那里。我另一表姐单名为“协”就是邵力子先生给起的，意为“人民政协”。康氏兄弟也曾与张季孪交好，并一同办报。张去世之前，就住在康家的别墅里。那座别墅位于重庆南 岸汪山上，除了康家的别墅，那里还有蒋介石的一栋别墅，距离不远。康心如的幼子康国雄在山路上碰到散步的蒋介石，受到蒋的喜爱，后来曾和蒋一起散步，并到蒋的别墅里玩耍。
一九六Ｏ年夏在颐和园，前右为大表姐，最前面是本胡同窜子
一九五Ｏ年，康心之将领事巷十号和煤矿等捐给政府，搬到北京史家胡同五十七号。一九五六年康心之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心之以领定息足以生活，对全国政协每月致送二百元婉词拒收，为国家点滴节约。”（注五）文革中，拿定息却是他的一条罪状，因为那是“剥削”所得。
五十七号除了康家还另住两家人。康家住的北房中间是客厅，客厅两旁分别为起居室和书房，书房后是康爷爷的卧室，我和表姐住在起居室。初到的那天，我午睡醒 来，听到客房里传来清脆的棋子声。通往客厅的竹帘上蒙着一块布，但并没有完全蒙住，我能从下面看到穿布鞋的脚，棋子声中，间或听到一些简短的话语，比如 “提”，“冲”等。但我听不懂，现在想来大概是棋语。这是我对康心之老先生的第一印象。
次日康爷爷在和平餐厅宴客，主题是庆祝表姐考上大学。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白白的桌布，一长桌的人，我随着表姐姑妈姑父，叔叔婶婶的一通称呼。康爷爷坐在首席上，个子不高，但很威严。我根本不记得当时吃了什么，只记得刻花玻砖的花瓶和迭成花状的餐巾，最初我还以为餐巾也是可以吃的。吃过那餐之后，岱沙姑妈的一对儿女小霓姐姐和小电哥哥来玩，他们开始打牌，也要我参加，还教我怎么玩扑克。后来被我妈知道了，她说：“以后要是让我知道你玩牌，我就砍断你的手。”从此到成年，我再也没摸过牌，因此我博弈类智能完全没有得到开发。
康爷爷不苟言笑，多以下围棋消磨时间，而来家下棋的只有两三常客。多数时候家中非常清静，即使阖家团聚的大年夜，他也几乎不与孩子们说话，真难想像当年宾客盈门的孟尝君风采。后来我才知道在一九五七年，康氏三辈人中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康心之的三儿三女中，除了去美国的长女康彰，被称为“红色大使”的二女 儿康岱沙和尚还年幼的康国启，其余三家都未能逃过一劫：我大姑父康国干，康国干的妹夫金融学家甘培根，三子康国隽。康心远的长子康国杰，康心如的孙子康宏 道都被划为右派，而康心如本人则被划为极右。
康心之与孙辈在历史家胡同居所
康心之爷爷虽不苟言笑，但依然是侠义心肠。甘培根的姐姐育有六个儿子（其中两个是双胞胎），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大饥荒时正吃“长”饭，那时不仅粮食定量不够，而且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康心之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利用这点“特权”，他过个把月都会请这一家人去四川饭店、欧美同学会里的餐厅或政协礼堂吃上一 餐。但康爷爷自己并不怎么吃，多是看着孩子们吃，若无这样的接济，这几个孩子日后很可能营养不良。
初到北京时，康心之元配吴毓兰夫人还在。她是大家闺秀，善画。在领事巷时，康家自用的碗碟和汤勺都是定制的，上面画的兰花就出自吴婆婆之手。当时她年事已高，主持家政是另一位不到五十岁的女人，我们称为阿婆。她皮肤白皙，嘴唇很红，眉毛似描画过，穿着讲究。大概当时周围都是穿列宁制服的素面女人，我头一次见到她就感到有些奇怪。那时阿婆还在学习文化，有时问我表哥生字。她爱笑，喜欢讲话，说话很直爽，烧得一手好菜，颇能和我们打成一片。但自上学后，我又被灌输了一通思想，再见面时，心里就给她贴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标签。后来听家里长辈提到她是康爷爷的小老婆，有段时间甚至把她和被妖魔化的“地主小老婆”相提并论。
文革初期，康家被抄了五次。当时康爷爷已七十三岁，他被拉到居委会批斗，并罚去扫街。但阿婆并没有遭受批斗，后来我才知道她本姓唐，原是穷人家的姑娘，所以她的成分很难界定。阿婆比康爷爷年轻很多，又是苦出身，为人爽朗敢做敢为。康爷爷被罚去扫街时，她常出面代之。抄家、批斗，扫街对一辈子要强又好脸面的老人打击很大，不久他就偏瘫了。偏瘫之后，红卫兵仍然骚扰不断，最后康爷爷只得搬到康力姑妈家。力姑妈的丈夫甘培根在右派劳改期间患了急性化脓性髋关节 炎，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致残了。这一家一个残一个瘫，难！
一九六八年一月，大表姐从陕西来京。当时她穿着棉大衣，还故意戴了口罩和头巾，她本想给祖父一个惊喜。待敲开五十七号的大门，却被告知祖父已于一九六七年底去世了。康爷爷去世不久。阿婆就被赶到漏雨的厨房居住，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当时各家都是自身难保，我母亲在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被群众专政，我们和史家胡同断了联系。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在我老保姆最困难的时候，那个被我认为是“地主婆”的阿婆曾送家具，衣物和钱给她。每次都是差我表哥去：“她是贫农，我不能亲自去，免得街道上看到了，连累她。”
后来我的老保姆搬入敬老院，阿婆也搬出了史家胡同。她们去世时，大表姐、表哥和我都在北美。两三年前，表哥回京时特意去了史家胡同。他说：“五十七号还 在，但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大门朝向变了，房顶上长了很高的草。那只是一个门牌号码了，你也不必去看了。”
注一：章太炎长女章 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晚 自缢，康心如原稿为“叕”，此为笔误。
注二：康岱沙《我的引路人周恩来夫妇》
注三：“康心之兄弟逸事”见张紫葛著《X个人和三个畜牲》
注四：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第一集《风云途程》
注5：康心如文稿《哭心之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