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满面银须的老头子弗洛伊德比现在的“美女作家”还要火，各个出版社都争着出他的书，即使重复也在所不惜。读者们对其“性本能”耳熟能详（现在这个“本能”好像给美女作家们学去了），作家们则对俄浦狄斯的“杀父情结”津津乐道，但就我所见，这些作家们都是在分析外国同行们的作品过过嘴瘾，鲜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
奇怪的是，等老弗过了热乎气后，中国的作家们开始和父亲“过不去”了。
陈染九六年发表的《私人生活》里有明显的“杀父情结”。这部小说里的主角叫倪拗拗，父亲的形象模糊得象个浓重的阴影，“他是一个傲慢且专横的不很得志的官员”，不做家务、对家庭漠不关心，“父亲他只关心他自己。”所以“我还想，我长大了一定不要嫁给父亲那样的男人，他让我和妈妈没有依靠。”她对父亲不仅仅是不满而已，而且有股刻骨的、近似本能的仇恨。父亲不在家的日子，对于倪来说就是一个喜庆的节日。小说中有个细节非常细腻地展示了倪的“杀父情结”，当然她杀的不是父亲，而是父亲的“一条乳白色的毛料裤子”：“我急速转身，拿起剪刀，直奔我床上的毛料裤子，对准平展展的裤腿就是一剪子。剪刀与毛料裤子咬合发出的咔咔嗤嗤的声音，如同一道冰凉的闪电，有一种危险的快乐。我的手背被那白色的闪电击得冰棍一般，某种高潮般的冰凉的麻。”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倪还是个只有十一岁的小女孩，她显然不会有什么“高潮般”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成人之后的追忆里产生的，也就是说，“剪裤子”绝非简单的一时报复冲动，而是一种顽强的蓄意：历经十年、二十年依然不会淡去，且在回忆中鲜活如故——“高潮般的冰凉的麻”。一般说来，对父亲不满、失望的女儿应该不算少，但象小说中倪对父亲那般仇恨的就很少见了。
小说中对父亲的描写着笔不多，在笔者印象中，那位父亲尽管不可亲可爱，但也没做什么恶事，对母亲和女儿都没有，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要把他“恨死”。（引号内的文句均引自《私人生活》）倪对父亲的仇视显然有着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或者说这个敏感的女孩把对父亲不满的点点滴滴都淤积了起来，进而在心中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障碍。这个障碍不仅仅针对父亲，进而与整个男性世界对峙，倪的同性恋取向正是对男性的拒绝。然而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倪无可奈何地认识到男性在这个世界上的决定地位，即使她那窝囊的父亲在家中也依然有着至高无上的权柄。
也许是出于对权威（父权）的屈从，倪和她的班主任Ｔ有着一段短暂的恋情（倪一点也不爱他），这段恋情在匆忙的疼痛中结束，他们的第一次也是他们的“最后的晚餐”。Ｔ和父亲后来都在小说中没有任何线索地消失了，他们留给倪的感觉也许都是“疼痛”：一个是肉体上的，一个精神上的。同性之恋不见容于世，异性之恋又非倪心理和生理能够接受，她别无选择地陷入两难之境，小说结尾她退回自己的空间，一个人独居，在浴缸中“感受着仅存的摩挲的温暖”。她所感受到的“温暖”注定是虚幻的，当年她在“剪裤子”中产生的快感需要她付出一生的代价：“杀父情结”对倪的影响不言而喻。
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里，“我”（六六）对生父也是恨之入骨。与《私人生活》中的倪不同的是，六六是生父和母亲的私生子，她是到十八岁时才知道这个秘密。她对父亲的仇恨不仅在于“私生子”这个身份所带来的羞耻感，更在于父亲在她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尽管她后来知道父亲十八年来是怎样含辛茹苦地爱着她，她仍然不能原谅父亲。她把自己童年和少女时代缺少父爱的责任全部推到那个可怜的男人身上，无论母亲对她怎样解释，她也不能原谅父亲，反倒让她变本加厉，“对家里每个人都失去了信任”。这有点象阿拉伯神话里那个被装在瓶子里的魔鬼，因为等待被释放等得太久，它不仅不感激将它从瓶子里放出来的渔夫，反而充满恨意地要吃掉他。小说名中的“饥饿”，除了肠胃的饥饿，更主要的是心灵的饥饿：对爱的渴慕。也许正因为缺少父爱，使得中学生六六爱上了自己的历史老师，她在寻找情人的同时其实也在寻找父亲。倪和六六的身世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她们是相同的，即在缺少父爱中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父亲的恨。但她们在潜意识里仍然不放弃对父爱的找寻，这也许是她们都和她们的老师发生恋情的原因。
另一个女作家残雪的作品里也有和陈染、虹影类似的情结，只是残雪表现得要隐晦得多。残雪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就像一个个冷漠的鬼魂，《开凿》中那位父亲，从家里搬到洞穴里，又从洞穴里搬回家，躲在小黑屋里编织花篮；《阿婀》中阿婀的父亲拖着女儿在街上走，还把女儿放在玻璃柜里，还有“我”那住在深山老林里的舅舅，行踪鬼祟；《松明老师》中的松明，就像老婆手中的木偶，整日里战战兢兢，窝窝囊囊却又不近人情，两个儿子和他形同陌路，看都不愿看一看他们的父亲。残雪作品中的人物虽未明言他（她）们对父亲的仇恨，但这些形象本身无言地证明着这些“父亲”的怪诞甚至可憎。
我对这几位女作家的生活背景知之甚少，我也没见过她们自己谈论这方面话题的文字，因此不敢妄测她们的写作动机以及她们生活经历对于写作动机的影响，然而她们的作品确凿无疑地显示了一种“杀父（恨父）情结”，对于读者，比如笔者来说，这就足够了。
男性作家作品里也有这种情结的表现，但他们的表现方式和女作家们相比大相径庭。
朱文的《我爱美元》里的父亲，简直就像一个小丑。他去儿子上大学的城市看望儿子，儿子竟然以嫖妓来“招待”父亲。父子共赴风月场，可以想象做父亲的尴尬和丑态，朱文以这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戏弄了一下威严的父权。
刁斗比朱文年长几岁，都属于六十年代那一辈。刁斗的小说中，“父亲”也是经常出现并且不甚光彩的形象。他在一篇题为《反抗无奈的写作》的访谈中谈到了这一点，笔者以为他的观点非常坦诚而且说到点子上，他说：“而男人（父亲）则象征了坚强、力量、创造和保护。可在我看来，与我同性别的那个阳刚角色已经受到了阉割，缩成了毫无创造力的牵线木偶。他们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醉生梦死，要么只是一味地忍辱负重和愧疚不已——对他背负着的社会忍辱负重，对他拦（应为“揽”——笔者注）在怀里的女人和孩子愧疚不已。我的这种认识或许可以在我的童年经验中找到背景。我从小就熟悉一批象我父亲一样挺出色的父亲，他们博览群书，经天纬地，似乎江山尽在指点之间。可这是在三尺书斋内。出得门去，他们就成了一群随声附和的鹦鹉和摇尾乞怜的狗，他们教子女的醒世名言是‘傻吃懒睡多喝水’，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让他们的子女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刁斗用审判一样的语言剖析着自己的父辈，我们虽然不能据此来判断他有“杀父情结”，但至少可以视之为“恨父”或者“审父情结”。从广义的角度而言，这三者并无本质的区别，所谓“杀父情结”，并不意味着从肉体上消灭父亲的冲动，更多的表现是对父亲的蔑视和憎恨。刁斗的父辈还算是“挺出色的”，那些既不出色又窝囊的父亲在子女眼中的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刁斗的“审父”和女作家，如陈染的“杀父（恨父）”仍有心理上的不同。很明显，刁斗更注重的是父辈在人格上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儿女情长的“模范父亲”（朱文《我爱美元》中的父亲也算得上是位好父亲，关心儿子，可仍然被作者用恶作剧的文笔塑造成那样一个难堪的角色）；陈染们注重的似乎偏向于家庭因素，她们关注的是父亲爱不爱家，爱不爱母亲，爱不爱自己的女儿，她们关心的是能给她们以呵护的父爱，而非父亲在社会上的独立人格。陈染的《私人生活》里虽然提到父亲在单位不得志，但这不是倪“剪裤子”的主要动机，倪恨父亲是因为他不关心母亲和她自己，以及父亲不会做家务。
对于父亲“期待值”的不同，也暗示了他（她）们在写作表达方式和内容上的不同，一个理性，一个感性。即使是面对父亲，男作家也会基于社会现实而对父辈的人格作出具有历史意味的判断，女作家则单纯得多，她们注重的是感情，是爱。残雪的表达似乎复杂些，她喜欢用冰冷的目光透视“父亲”的内心，把它作为一个纷乱的外部世界的对应物。她不是特别注重“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是否胜任，尽管她的作品中显示出一个非正常的家庭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残雪的“审父”比较接近男作家的情结，具有形而上的色彩。
东西也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有个长篇叫做《耳光响亮》。小说从父亲突兀的失踪开始，大家都以为父亲死了，于是啼笑皆非的变故层出不穷：母亲改嫁、姐姐多次恋爱多次流产、哥哥入狱，出来后又突然死亡……所有的变故似乎都暗示了父亲的缺席对家庭举足轻重的影响。最后发现父亲并没有死，愤怒的儿子象骂孙子似地骂他失忆的父亲道：“你他妈怎么不认识我们”。他将父亲的笔记本扔掉，小说中有段描写颇有象征意味：“笔记本一点一点地被水浸湿，摇晃着像一块木板，像一只纸船，像一张树叶，像一泡大便，像一只避孕套，像一声救命，像一个标点符号，像一本笔记本，慢慢地飘远、下沉。”也许他还可以再加一个比喻：“那个笔记本就像父亲”。至于父亲为什么失踪，小说里语焉不详，“我”（牛翠柏）似乎也没有兴趣知道，他用一连串的比喻判处父亲死刑。笔者个人觉得，这部小说对父亲仇恨的动机和《饥饿的女儿》比较类似，是因为对父爱的渴望得不到满足而走向反面：恨父。
曾维浩有个长篇名字起得就吓人，叫《弑父》。小说写得像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很混沌，看上去讲的是一个村落（肯寨）的故事，可作者野心勃勃地试图表达一个关乎全人类的主题：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也许还不止这些：他同时也在质疑文明对于人性中质朴一面的戕害。
这篇小说在九八年曾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议，似乎褒多于贬。从笔者个人来说，我不喜欢这篇小说。首先它的模仿痕迹太明显了，就像台湾作家林耀德的《高砂百合》一样，一看就是在模仿《百年孤独》，加上语言也不是很有个性；其次，他试图表达的东西没有充分地展开，作者有意或无意设置的阅读障碍最终成为他表达的障碍，可谓得不偿失。另外，小说的名字和内容也风马牛不相及，“父亲”并非死于自己的儿子介之手。书中只提到一句，介在解剖父亲尸体的时候“脸上露出杀父的快慰”，细究“快慰”的原因，是因为介在八岁的时候目睹了父母做爱的过程，他觉得那“像是某种行刑的仪式”。
介爱自己的母亲，由此产生的“杀父情结”倒也顺理成章，只是“杀父”不是小说的主题，也许介成为一个医学硕士和“杀父快慰”有关，但从小说整体来看，他是学医还是学电脑的，对故事的主旨无关痛痒。小说结尾写博物馆门前陈列的一座雕塑：“一对恩爱夫妻正如胶似漆地绞缠在一起，表情洋溢着世俗的庄严与幸福。一个圣童（也许是这对夫妻的儿子）扒着他们的身体，认真审视着他们的隐私部位。”，这实在是个弄巧成拙的结尾，首尾倒是呼应了，可是作者在中间化大力气表现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摇摇欲坠。即使这幅“春宫图”暗示了生命的起源，也不足以诠释愚昧向文明进化的创痛以及文明在现实中的缺失。
笔者之所以提到这篇小说，主要是因为这篇小说的题目，其中的“杀父情结”倒是非常符合老弗的原意：恋母所以杀父。老弗就是根据“样板”俄浦狄斯做出杀父娶母的恶行得出“杀父情结”的结论。
以上这几位作家，除残雪出生于五十年代，其余六位都是六十年代的。六十年代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个特别的时代，出生于这个时代的人童年都是在文革中度过，他们打小就见证了“父亲”这个本该阳刚的角色，“缩成了毫无创造力的牵线木偶”，甚至比这更坏，连做一个普通人的尊严都失去了。“父亲”那佝偻的背影留在他们童年的记忆中，即使日后当他们能够在感情和理智上宽容并理解父亲当时的难处，他们在潜意识里也无法淡化父亲昔日屈辱甚至可憎的形象，这或许是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审父（恨父）”的动机。因为家庭悲剧原因而“恨父”，就更显得理直气壮了，比如说《私人生活》和《饥饿的女儿》。至于原始意义上的“杀父情结”，其动机在于个人的心理和生理，和历史及社会的关系不大，尽管可能是由于某一突发事件促成了“既成事实”。俄浦狄斯明白自己杀了父亲娶了母亲，痛苦使他崩溃，他戳瞎了自己的双眼，他也因此成就了一幕著名的希腊悲剧。像《弑父》中，介在解剖父亲遗体时居然产生“杀父的快慰”，实在离谱之极，不知道这是一幕什么剧。
最近这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文坛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主旋律”虽然依旧是主旋律，但任何题材任何风格的“边缘”作品都有可能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读者的眼前，和“主旋律”构成“生态平衡”。
“杀父／审父／恨父情结”的表现即可算是边缘生态中的一枝，遗憾的是，这方面的作品尚未有大手笔出现。它们基本上仍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对事实（历史）的呈述上，而对事实背后的东西缺乏纵深的表达。陈染和虹影在小说中对父亲的“揭发”有点苦大仇深的意味，但我们除了看了“父亲”苍白的面孔，看不见他们的内心，也看不见他们与子女在情感上的富有张力的冲突。刁斗在访谈中所提到的历史原因，其实他并未在作品中直观、有力地表现出来，充其量只是一个隐设的动机而已，如果这个动机没有在作品中铺陈开来，在作品之外说得再多也没用。残雪虽对“父亲”的内心有所刻划，但几乎都是寓言式的，过于抽象，而且她的作品看上去像是翻译体，读来有点“隔”的感觉，这也许是其作品读者群不大的原因。
“父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主题，父权又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并且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的各个角落。我期待着有一天中国的作家能站在历史和人性的高度，创作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父亲”文本，好让外国同行也津津乐道一回。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