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谦的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和《下楼》
几年前，陈谦从美国回来，专门来重庆参观文革墓群（这个墓群是目前仅存的文革武斗死难者的墓地，而且规模很大。现在已经被有关单位责令封闭）。记得那是一个初夏的上午，太阳已经很毒了，我带着她和另一个朋友走进墓地。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十分熟悉了，但是即使是十分熟悉的我，进入墓地时还是会感到阵阵寒意，似乎不太高的围墙将所有的温暖都挡在了外面，高大参差的碑群以及密密麻麻的墓茔在茂密的杂草丛中显出特有的冷硬与寂寥，一阵寒鸦的悲鸣营造了渗入骨髓的恐怖气氛。我们穿行在小道上，在一个个墓前驻足凝视。我不知道这对陈谦意味着什么，当时也不知道这个经历会在她日后的创作中有何反应，我们很少交谈，直到遇见一个自称姓曾的退休大学教师。
这位曾先生正在一个墓前写写画画，当我们走近时，他主动与我们攀谈。他说他多年来一直在为这个墓群做事情，他所说的事情一是核实墓主身份（有些是合葬墓）以及采访他们的亲人，二是调查这些墓主死去的真相或者说想复原当时武斗的场景，因为碑铭往往只有几句干巴巴的口号和伟人语录，记录的“牺牲”时间和过程也很简单，他还在本子上勾画了墓茔的堆砌格式和不同材质……他在叙说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做这些事情很无价值，或者说在当下很无价值，谁会去关心那一个荒唐年月里那些懵懂无知的肉身是怎么死去的呢？更何况，千千万万的亡灵，哪一个最需要被记忆？
估计大多数人都和当时的我一样，对于那些逝去的东西、特别是伤痛的经历大多采取回避或者故意遗忘的方式来对待。当我们从墓园出来的时候，本想快步离开，然而陈谦说要在门口留影。我给她和朋友拍了几张照片，就在按动快门的瞬间，我突然觉得我们定格的内容实际上并不遥远，墓园虽然沉寂，但它实实在在就在我们身后，成为无法逃离的“怪兽”……
于是我们读到了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然后又读到了《下楼》。
《特蕾莎的流氓犯》讲的故事看起来像一个错位的对质，也像一个母本的两个变形的镜像，相互印证又相互否定，然而这个错位和镜像，不是作家简单的结构运思而是在精心建造一条切入大地裂痕的通道，这个通道呈之字形左右拐弯，以至于当我们阅读并进入情节的时候，就好比在这个通道内行走，看起来总是走在不同的道路上，时常有南辕北辙的感觉。如果诸如“阴差阳错”之类的俗语被我们在结局处轻巧地捕捉到之后，我们一定会为自己有这样的轻浮感到羞愧，因为通往大地裂痕的道路实在是一种探险，而“阴差阳错”的我们仅仅是将之理解为一次简单的观光旅行。
大地的裂痕有多深，道路的里程就有多远。
大约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录开始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在经历九十年代初的短暂沉寂与惶惑之后，那些不曾被完全抹去的记忆开始活跃起来，与早先的“伤痕文学”的大叙事构架、试图诉说整个民族伤痛史的宏愿不同，大多数经历过那一场惨祸的人们，在此时的深夜，只是在一种可以感知的寂静里开始从个人的角度检视和检讨各自的惨痛历史，有关“牛棚”的记忆或对“洗澡”式改造的心有余悸，开始被诉诸笔端，但是那个“开始”大多盘桓于知识分子或思想者的脑际，并未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所以，当我们阅读诸如巴金的《怀念萧珊》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露出海面的冰山，冰山发出嘎嘎作响的恐怖声音，而潜藏于海面下巨大而低沉的轰鸣则以更大的力量拒斥我们又在召唤我们去做出进一步的探寻……但是，谁知道这样的召唤究竟会带给我们什么呢？
《特蕾莎的流氓犯》对“究竟”的回答是这样的：在那样的岁月里，我们都因为无知或者无力既加害了别人，同时自己又是受害者，这样的折磨和宿命般的灾难，在历史荒唐的大叙事里无人能够幸免，即使是那场浩劫的始作俑者。对于大多数正在成长的少年、青年来说，我们大家的悲剧甚至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一点似乎正在颠覆老托尔斯泰“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论断：青春的迷茫、身体的成长和性的初醒、无瑕的情感和它贫瘠的土壤、盛开的浪漫和无情的风暴，最后无一不是令人无法掌控的结局，劲梅或者王旭东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流氓犯”和他的“受害者”沉入未来不可知的凶险之中，王旭东和特蕾莎的寻找与相逢以及他们相似的对心理压力的疏解渴望，就这样告诉我们：诉说是为了解脱，回忆是一种释怀，走向召唤的目的是为了更坚决地拒斥。
特蕾莎最终解脱了吗？王旭东还会继续寻找吗？作家无法告诉大家，而此时，当错位的对质完成之后，我们还有必要这样追问么？我认为，当王旭东和特蕾莎都意识到错位之后，形成镜像的心理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小说回到了平直叙述上来，因此小说后半部显示的是一个相互拯救、彼此搀扶的过程，此时小说的趣味已经不再是对悬念的猜想，之字形的道路正在变得清晰。然而清晰并不是简单地给予我们一个答案而恰恰是相反——正因为清晰，我们发现，大地裂痕有着它不可度量的深度，压在王旭东和特蕾莎心里的重负在未来的时日里不可能轻易解除，他们唯一可以做的是一种更加艰难的努力、一种背离巨大怪兽的努力，至于能否成功是另一个疑问。但作家在这里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提醒，提醒这个经历了浩劫的民族，裂痕不会因为人为的解脱或者遗忘而轻易弥合。
换个角度思考会怎样？如果作家将特蕾莎的彼“流氓”写成眼前的此“流氓”，那当然显得异常无味，是一个落入俗套的故事，但是我在阅读的时候总是止不住这样猜想，设若王旭东就是同一个人，而劲梅就是红梅，这样一个简单的复调小说会带着我们走向哪里？在咖啡馆的约会中他们会忏悔么？或者说他们的忏悔将是一个严肃的彼此消解么？显然这是我无法揣摩的，作家势必也会轻笑我的愚顽。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猜想，正是大多数人对这样的青春错误寻求弥补的简单思维，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让一个时代伤口愈合的方式，谁都希望简单地走出噩梦，正如我希望快步离开墓地一样。正是因为陈谦深刻地意识到这样简单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假意的消解，她才精心地让她的叙述最后成为一个巨大的提醒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小说不是社会学读本，当我突然想起“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术语的时候，非常害怕将陈谦的作品与某种心理自救联系起来理解。在5.12大地震之后，我们常常可以看见PTSD这几个字符（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它一再提醒我们，在经历那样的灾难性事件之后，一种不可避免的、长期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将以另外一种灾难模式降临，大面积的精神失衡将成为灾后重建心灵家园的又一重要难题，必要的干扰治疗和疏导也成为一个社会化的行为。然而，这些外在的干扰（比如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治）能够适用于那种潜伏的心理需求吗？那种非突发性的、持续的、个人化的隐藏病患将以什么方式得到救治呢？当劲梅或特蕾莎想起那个13岁的下午，那个长满番石榴和芭蕉的小院以及裙角轻轻掀开的瞬间，当她幻想着坐在王旭东腿上的是自己而不是别的同学的时候，这是生命中第一次美丽的忧伤，是心灵真正有所触动的获取与失落，那种细致入微的描写，让人无法拒绝去做杜拉斯式的想象，这不是童年情结，而是“苦闷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