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有一个1984年建立的作家艺术家工作坊，每年都有诗人、作家、画家、摄影家、艺术家从世界各地到来，在这里工作。许多人都来过，布罗茨基、卡扎赞基……钟楼对面那个白色小教堂非常有名，每个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画家或者作家中的一位会在那里朗诵、演讲。吉河岸边有几栋房子，作为来访者的工作室和卧室。我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木屋里，门前草坪上有一棵枫树。屋后是另一家人的草坪，堆着一大堆劈柴。我对面的房间不知道有没有人住，门有时候整夜大开着，有时候又关起来。房子很旧，地板，某处在漏水。简朴、实在。没有电视机。每个房间外侧都没有配锁，你睡觉的时候可以在里面插上插销，但你出门就不能锁门，人们确信这里没有小偷。如果发生盗窃，那必定是革命了。卫生间的马桶盖上放着一副未完成的油画，画了一个忧郁的黄色男子。似乎只有我一个住在这里，有时天花板传来脚步声，没有下楼、关门的声音，声音最后走进墙壁里去了。太安静了，太安静了，安静得仿佛世界已经死去。不仅是风景如画所致的安静，是世界本身的安静，人们活着，大地在着，万物轻声细语地做着各自的事。其实这楼里住着八个人，有诗人、有艺术家。“现代主义已经变得温文尔雅了”“培育出一种文雅而不热烈，文明而无反抗精神的诗歌”（《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詹姆斯·E·B·布雷斯林）。这本文学史描述的诗人们就住在我隔壁。
我仿佛穿过时间隧道，回到了过去，我童年时代的云南，大地上没有一个人，只有树叶在摇晃，太阳的叶子搭在树上。我长睡不醒，真个是“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我梦见小矮人。我早晨醒来就记录下这些梦，可惜失去了细节，我无法回忆起场景，颜色，只记得大概的事情。我不确定我是否做过这些梦。也许只是在我写下它们的时候我才开始做梦，写作也是一种梦游。有个梦或者几个梦里面我梦见这些小矮人，我少年时代看过一个苏联的动画片，许多小矮人住在一个木钟里。我从来没有梦过它们，但在佛蒙特，它们出现了，迟到了四十年的梦。在中国的床上，我从来没有梦到这些，我的梦总是与一些黑房间、隧道和危险的山路有关，我总是在寻找到某地去的路。
有一个小矮人是卖面包的，他的面包永远只有一个人买。那个人是他的情妇。谁告诉我的，已经记不起来了，我梦见面包铺旁边站着韩旭，他是我大学的同学，但他没有戴眼镜。这个小矮人并不在乎面包是否有人买，他在乎的是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面包师。
有一个小矮人是洗衣裳的，她洗的衣裳是云穿脏了脱下来的，她每天都要到钟楼的顶上去收这些有点发黑的被单。
有一个梦里出现的是一位鞋匠，他的手艺是把穿在脚上的那双看不见的鞋脱下来。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上床的时候已经脱掉了鞋，其实没有，还有一双鞋穿在你脚上。那双鞋没有号码大小，规格统一，能使你在梦中也不停地跑啊跑。这个鞋匠是个白胡子老头，他的铺子里全是卸下来的假肢。
有一个小矮人是个妓女。她披着红头发，穿着长丝袜，骑着一根撬棍，站在教堂的台阶上大声唱歌。
还有一个小矮子是个警察，他的警棍是用巧克力的做，镇上的人每天围着他，逗引他来逮捕他们，他的手铐是一对面包圈。
工作坊的中心是一所漆成土红色的木房子，就在吉河边上，窗外正对着一处矮瀑布。这房子过去是磨坊，磨坊主的儿子没有继承父业，当了画家。他是乔恩·格雷格。乔把父亲的磨坊献出来，改成了艺术家工作坊。他是现实人物，做的事情却像小说。他是一个高大的白发男子，戴着眼镜，他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逛。每个早晨，工作坊的全体成员都会聚集在红磨坊里用早餐，他总是穿着印度长衫容光焕发地走进来，和每一个人打招呼。他热爱印度和佛教，我估计印度长衫他买了一打，几乎每天换一件。他的画室正对吉河，可以一边听着吉河在石头上碎裂又复合的声音一边画画。他像十世纪的中国山水画师那样，夜晚临窗而卧，听流水在岩石上演奏天籁，白天对着淙淙流水作画。他对水墨毫无感觉，这里永远不会产生黄公望。
我的工作室也在吉河岸边，隔着落地窗可以看见河岸，一头旱獭整日我窗外的草地上拱来拱去。我则在一堆文字里拱来拱去，我们都要找到自己的食物。
1842年约翰逊毛纺厂在钟楼旁边，它开设了一个营业部。如果你购买产品的话，就可以参观工厂的车间。天气很冷，才初秋，已经冻得皮肤发紫。我买了一件猩红色的呢子外衣，女士就带我去参观这个工厂。一千年前，这里是参天巨木，就像亚马逊那样。两百年前，这里变成了草原，出现了羊群、羊毛和毛呢。两百年后，这里又长满了树林，穿轻盈暖和的羽绒服成为时尚，毛纺厂就成了古董，产品只是吸引些老派游客。他们怀旧，喜欢将自己裹在厚重古板的毛呢短大衣里。这个工厂的冰人牌羊毛衬衫、夹克和裤子是名牌。女士说，这些衣服可以传代，你穿了你儿子可以穿，你孙子可以穿。肥胖的女士打开侧门，里面藏着一部楼梯，走下去就是生产车间，几十台缝纫机正在嗡嗡作响。工人都是中老年人，许多是妇女，文质彬彬，戴着老花眼镜，像一群古董。２００年前，也是这个景象。有个男裁缝放开了一匹毛呢，用粉块和米达尺在料子上划着线。我忽然想起姨妈，她在武成路的棉布店卖布，那是四十年前。我一放学就去她的铺子里看她裁布，我很喜欢布匹被大剪子破开的声音。那时我只比桌面高出一个头，姨妈像个女巫似的挥舞着剪刀，它在我头上晃来晃去。
每周六下午三点，小镇上会有一个集市。四五个摊贩开着车来到，每次都是这几家，就在教堂旁边的空地上摆开货摊，一家卖果汁和自家腌制的黄瓜，一家卖蔬菜，番茄、土豆、黄瓜、草莓。另一家也卖蔬菜，品种只有扁豆和土豆，一家卖烤面包、一家卖快餐。镇上唯一的泰国餐馆的老板娘也不失时机，把她的肉丸、酸菜、煎饼和米饭盛在一只只锅子里，排列在长桌上。阳光灿烂的下午，居民三五一群坐在集市中间的长桌上，喝点饮料，吃点什么，狗显得很高，草地上落满阴影。
这一天6点钟都要举行乡村音乐会，音乐会是在一块足球场那么大的草坪上展开。下午5点左右，居民就三三俩俩朝那边走去，外面的人也开着车子一家一家从森林里钻出来。唱歌的有来自外乡的流浪歌手，新秀、过时的流行歌曲大师，也有本地的家庭乐队。蓝调、小提琴、吉他、黑管……谁想唱都可以，但只有唱得好的人才会上台。月亮升起来了，很大很亮，就像我青年时代见过的那种月亮。并没有人特别注意到它，美国的月亮里面没有住着嫦娥。大人坐在草地上听音乐、闲聊、嚼爆米花，小孩就赤着脚到处乱跑，在草坡上翻滚。也有卖食品的摊子，总是那几家，卖爆米花的、卖比萨饼的、卖烤鸡腿的。还有些姑娘卖她们自己手工做的项链、手袋什么的。有两姐妹在黄昏就开始布置她们的摊子，她俩搭了一个小帐篷，里面挂着彩色的挎包，立着一面镜子，还插着两瓶鲜花。石头磨成的耳缀是姑娘们在河滩里捡来、自己打磨出来的，她要8美元一串。并不在乎卖得掉，搭棚子这件事使她心中喜悦。
盖瑞是佛蒙特工作坊的负责人，红脸膛，长得像个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他带着儿子上台去合奏几曲，儿子拉小提琴、他弹吉他，获得满堂喝彩。他的职务其实就是作协主席一类。这里没有主席台这样的地方，因此这位主席从来没有发表过讲话，他只是主持活动时介绍一下主讲者，就坐到后排去了。工作坊就像大家约好了在一起玩似的，吃吃喝喝，谈谈艺术，彼此看看作品，我感觉王维他们那时代也是如此。
外地来的蓝调大师留着白胡子，杵着一根手杖，上面悬着一些石头、骨头什么的，打扮得像巫师。一位奇丑无比的老巫婆扶着他上台，大师已经老到连歌词都记不住了，要看着一张纸才能唱上几句。他唱几句忘了词，下面的为他提词。鼓掌非常热烈，人过时乐，但尊重永不过时。他下台时。有些他青年时代的崇拜者上去与他握手，大师和他的粉丝都是老耄。
月亮当空的时候，音乐会结束，草坪黑暗下来。汽车一辆辆衔着灯走了，像回家的马匹。有几个青年余兴未尽，还在台子上演奏。
小镇白天见不到人，但晚上人倒多些。夜屋的阳台上，有人独自坐在黑暗中喝啤酒。他大喊一声，哈喽，吓我一跳。
我说汉语，这里无人听得懂，中国在这块地的下面，要听见那一面的人说话，你得挖一个漫长如长城的洞。就算你挖通了，你发现那边的天空与这边一样，同样是月亮、星星、云彩，但你听不懂人们的话。你成了哑巴，这很正常，如果你一钻出洞来，就满口汉语，岂不是咄咄怪事。在美国我卷起舌头，像动物那样闷不作声，像森林里的野兽默默地望着世界，把一切动静看在眼里。把看见的写下来，人们一定会以为是你听来的。不是，是我看见的。
我看见一位诗人的臀包上别着一把油腻腻的扳手。这国家的居民大都有极强的行动能力，娴熟地使用工具，事事自己动手。无论他们是诗人、作家、牧师、教授、艺术家、邮差、总统、医生、卖花女郎……人们首先是工人、技师。一个诗人不仅仅只会握笔，也会在老虎钳上锉钥匙。我在中国也参加过许多笔会，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动手的诗人，他们只动嘴，最多就是挥舞一下扇子、打打麻将。此地很少那种闭月羞花、弱不禁风的人物。工作坊的女诗人有四五位，没有一位是林黛玉那样的人物。我估计狄金森绝不是一个林黛玉那样的女人，她在农庄里劳动，像斯巴达战士那样大踏步迈过田野去采集桑子，我可以想像她穿着牛仔裤的样子。每个人都穿着牛仔裤，西方的衣服大多数是工作服的变种。休闲服，就是软化了的工作服。约翰逊镇的大型商场只有两处，一处是卖日常用品和食物的超级市场，另一家是卖各式各样的工具和工作服的。许多服装是从活计的类型设计的，出口到中国，摆在高级商场，人们以为是时装，比如“吉普”，其实就是汽车修理工穿的，有许多口袋，是为了装工具。
来访的艺术家中有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太太，画家，70岁了，雄赳赳气昂昂，每天穿着洗得发白的大号浅蓝色细帆布牛仔裤子、大号登山鞋，下脚时地面就像熊蹼那样留下脚印。我们像原始人那样聊天，她把她的简历画给我看，她生出来八个孩子。她接着画，八个孩子又牵着八个女人和八个男人，１６个大人又牵着11个小人。老太太的画曾经在小教堂里通过幻灯片展示过，很有力度，属于印象派一类。她请我参观她的工作室，进去我大吃一惊，老太太正在画覆盖了整面墙的巨画，搭着脚手架，她每天爬到那金属架子上去挥毫。她在一片树林的天空画了三个月亮，表现日出日落的过程。西方艺术的坚硬感其实隐藏在它的工作方式中。伦勃朗算是较为柔软的大师，但你看那些侧身昂首目光炯炯盯视着前方的人物，与革命家无异。恐怕除了普鲁斯特那样的病人，中国式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在西方是不多的，中国读者经常把西方文人当作中国通常的文化人来看，这个偏见影响了许多读者对西方文化的看法。他们崇拜某某茨基、科夫的诗歌，但不知道，当他们右手拿笔的时候，左手是可以用扳手和匕首的。用刀叉吃饭和用筷子完全不同，别小看这些细节，它影响到文明的根本。
年轻墨西哥女画家喜欢画童话场景，她很美，一边画画一边为作坊打工，挣点住宿费。来这里的客人有各种等级，有的是自费的，有的是免费的。她做的墨西哥午餐味道很好，尤其是土豆泥。吃饭时间一到，这位女画家就围着工作裙，站在餐桌前为大家分菜。用餐是分餐制，长桌子，艺术家们一排排坐着，面对面用自己的那一份，每个人吃完都自觉把盘子收走，放到清洁架上，分类放好，叉子、盘子、杯子，一格是一格。这种餐厅有时候看上去，恍惚觉得是在奥斯威辛的集中营。但不是，谈话自由活跃，有人抨击布什总统，恶毒地抨击，诅咒他下地狱。
画家海德来自加利福尼亚，她曾经是一个超级市场的售货员，上货不小心从梯子上跌下来，导致半身不遂，一辈子都要坐在轮椅上了。她学会了画画，喜欢画刚刚孵出来的小鸟，悲哀、孤单。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不像小鸟，像一只漂亮的鵰。
工作坊有个车间，在河岸上的树林中，我在黄昏时摸到那里，里面有老虎台、钻床、焊枪、铁板、炉子、钻床、电闸刀……有些未完成的钢胚焊接成的雕塑，就像一个行刑室。在中国，这种地方放着的是文竹、兰花、香烛、纸墨笔砚。就是今天，文人的书房已经很少文房四宝，但依然文质彬彬的。有一扇铁门开着一条缝，我觉得里面藏着一个在好莱坞电影里见过的那种用电锯杀人的凶手，我转身走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