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懂得用想象力反抗压抑或者庸常，他们怀着诚心诚意的骄傲、野心与进取，相信自己是想象空间的神，足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智力等级制度中的某一块功勋牌上。
现实主义者的野性
如果作家决定开始写作的瞬间果真非常神奇——人们喜欢说那是“灵感一闪”的时刻，那么村上春树的描述就像个“标准答案”，不管是真是假，都有种动人的光泽。他说：我是在看一次棒球赛的时候决定开始写作的，我支持的球队打出了本垒打，棒球划过天空，飞得又快又高，我盯着它，想：我要当个作家！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刘慈欣听，他马上说，“灵感一闪”的时刻，我也有啊，只不过没那么浪漫——
“1989年，我20出头大学刚毕业，在娘子关发电厂当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住着单身宿舍，也没有女朋友，晚上没事干，只干两件事：打牌，打麻将。有一天夜里，我输掉了一个月的工资，800块。这就是‘那个时刻’吧。我想我不能再这样了，必须干点事填满晚上的时间，就算不能挣钱，起码不赔。我就想到写科幻小说。”
说完他笑了。那笑容挺复杂，诚恳与精明混杂在一起，就像他的人一样。刘慈欣身材厚实，脸庞浑圆，给人以敦厚老实之感；又时常流露出一些世俗智慧，这种智慧是深谙游戏规则并在绝不越界的基础上玩到通关的智慧，一种现实主义者的智慧。
2011年，刘慈欣被誉为“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高到世界级水平”。2010年10月，他相继出版了长篇科幻小说三部曲《三体》——《三体1：地球往事》、《三体2：黑暗森林》、《三体3：死神永生》，耗费半年时间准备，三年写成，总计销量（截止至成稿日）约30万册。
起初科幻迷为之欢呼——他们给刘慈欣起了个绰号“大刘”——大刘出版长篇三部曲，这本身就是个大消息。影响力向通俗文学出版市场蔓延，他和他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各种报刊中，屡次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在成都图书大厦举行的唯一一次见面会，因为人数过多而提前结束，货架上包括《三体》在内的刘慈欣作品售卖一空，号称十年未遇的景象。主流文学也注意到这个“新秀”，《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向刘慈欣发出撰写短篇小说的邀请，离上一次《人民文学》发表科幻作品已超过20年。宁浩约见刘慈欣，畅谈宇宙指点江山，最后买走了刘慈欣的短篇《乡村教师》电影改编权……
《三体》三部曲的意义被归纳为：“《三体1》对历史的反思，《三体2·黑暗森林》对道德的超越，到《三体3》发展成为全面的宇宙社会学、宇宙心理学、宇宙生态学的建构，这是屠龙之术吗？”；“《三体3》对宇宙结构的想象，已经开始涉及时间的本质和创世的秘密，但看得出大刘是有意与西方的神话保持距离，走一条新的中国神话的道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
刘慈欣提出了“黑暗森林法则”：宇宙如同一片黑暗的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他们小心潜行，并随时准备着消灭掉暴露者。地球文明是个傻孩子，它在黑暗森林里生了堆火，并且高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从这一刻起，地球文明的历史就发生了重大转折，它所面临的是灭顶之灾，小说中的主人公用善去应对灾难，然而好意铺就的却只是通往地狱的路。刘慈欣在叙述中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拯救世界的重任又落在中国人身上；他们是一群精英，却并不与大众对立；《三体》三部曲站立在普世价值的高度，又迎合了中国“大国崛起”的幻想。
这或许有点过度阐释。刘慈欣对哲学并不感兴趣；灵感更是太不确定的玩意儿；“普世价值”真的存在吗？他存疑；政治或公共话题，他也不特别关心。这是个电力学院的毕业生，电脑工程师，他尊重规律，并有超强的总结归纳规律的能力。
1990年代初，刘慈欣编写过一个软件，在这个软件里，宇宙中的每一个智慧文明都被简化为一个点，最多的时候，他在10万光年的半径里设定了30万个文明，然后让那台286计算机花了几个小时来计算这些文明的演化图景，虽然最后的结论显得稚嫩，这却是他“宇宙观”的依据与雏形。在真正开始动笔写科幻小说之前，他阅读了市面上可见的几乎所有的科幻类中文出版物，总结规律如下：
“相对于世界科幻，中国科幻中某些题材的缺失，缺失的题材主要有以下方面：
时间旅行：做为科幻小说中的主要题材之一，在这两个时期的几乎见不到这类作品，即使描写过去，所进行的也是“伪时间旅行”，比如用电子和生物技术复活恐龙、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清朝等等。
架空历史：也是西方科幻中早已常见的题材，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科幻中几乎找不到踪影，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历史题材科幻，如《古峡迷雾》、《美洲来的哥伦布》等，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架空历史小说。
大灾难：描写危及到人类文明整体的灾难的作品在这两个时期也很难见到（宋宜昌的《祸匣打开之后》是一个例外。）
超远程宇宙航行：这两个时期的科幻作品中的宇宙航行大多设定在太阳系内，少数描写恒星际航行的作品，如《飞向人马座》，在航行距离和速度上也十分谨慎和节制。
近未来战争：两个时期中，像《珊瑚岛上的死光》、《波》这样的作品，只是描写冷战中的小范围事件，不能看做战争科幻，除《飞向人马座》中的背景设定外，能回忆起的直接描写当代政治格局下近未来战争的作品，只有80年代的中长篇《神秘的信号》和短篇《桥》（后者曾被《新华文摘》转载。）
终极思考：对大自然和宇宙最终奥秘的哲学思考，这是两个时期中国科幻中最缺少的题材，现在几乎回忆不出一篇这样的作品。”（引自刘慈欣的《西风百年》）
1999年，刘慈欣第一次向《科幻世界》杂志投稿，《鲸歌》等五篇短篇小说。分别严格按照上述规律写成，以补前辈的遗误；为了顺利发表，又对《科幻世界》杂志的基本风格略作分析，稍有迎合杂志风格的调整；五篇分别投稿到两拨不同编辑处，以免因为编辑的主观喜好影响了客观效果。五篇小说全部发表。这是规律的威力。
《三体》所带来的通俗影响力，使刘慈欣宛若名人。你红了，生活因此不同吧？我问刘慈欣。
“我红吗？中央电视台有我吗？新浪网首页有我吗？没有。我没有红。我对出名没有兴趣。名和利对人的吸引，拒绝名声不需要坚定的毅力，有很多人你白给他都不要，拒绝利的吸引却很难， 我做不到，它真的吸引我。对于名，我要挑拣，很多人所获得的那种名声，真的是白给也不要。不要有个错觉以为我是名人，不是，真的算不上。非要说出名，我还真出过一阵，但是和科幻没有关系。就是我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我在山西电力系统搞计算机还是很有名的，特别是在处理燃料方面，燃料系统的权威人物，那时候大家都认识我，一说起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找刘工。我就是一个高级工程师，没有别的。”
娘子关发电厂位于山西省中部，四面环山，下午四点天就黑了。距离最近的大城市阳泉仍有40分钟车程，不过因为运煤的大货车动不动就堵成长龙堵上个三天两夜，最好坐火车，两个小时。娘子关北面有一片小山和一爿小湖，旅游景点名叫“张果老洞”，河北人逢年过节喜欢过去转转。但是煤渣覆盖在树木与房橼上，天空时常阴霾。居住在发电厂的刘慈欣拒绝记者的面访，曾经一个记者不请自到还让他非常恼怒。
对这番景象施以想象，那是个似有魔力的画面：隐居在山沟里的中国式卡夫卡，他一手挡住笼罩在身上的绝望，还有那叫人喘不过气的坏天气，一手握着笔，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因为夜晚仰望星空，他比别人看到得更多……那次成都读者见面会结束，路旁的灯逐一亮起来，刘慈欣忽然对旁边的人说：“城里人真可怜，永远体会不到真正的黑暗。”
可是，这都是误解。
现实主义者刘慈欣不喜欢殉道者，也不想当苦行僧。他喜欢美国科幻作家海因莱茵的一句话：“我写科幻小说就为了换俩小钱喝点啤酒”，事实上，他连这点小钱也不缺。他有两套房子，都是大面积的。他不愿意见记者，是因为所在的大型国企不允许第二职业，虽然大家都想办法业余挣点钱，那就低调点，老有人去采访那成何体统。他感谢娘子关的幽静，让一个作家可以不受干扰静心创作，但是如果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如果为了女儿的教育，他不排斥搬到大城市。
“我的小说，特别‘文不如其人’。你要从小说里推断我这个人肯定是完全误会了。我小说里的人，富有超人气质和献身精神，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但是我自己在生活中是很普通的人。我的政治观点温和，我也不主张革命也不是特别保守，我既不左也不右，我遵守所有的游戏规则，我和我的行为准则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
可他又是个全然的现实主义者吗？一个“everyman”，就像托尔斯泰的《伊凡之死》里写的那种过着最简单，最平凡，也是最可怕的生活的人吗？
早年间另外一个科幻作家说刘慈欣的作品有强烈的“回乡情结”，刘慈欣并不以为意，回乡情结？这简直是最不可能在他的小说中出现的东西。10年后，刘慈欣所在的娘子关发电厂要迁址，他将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他在那里渡过了毕业之后的青春时光，写出了自己迄今为止所有的科幻小说，要走了却没什么留恋。刘慈欣感到一个行者的孤独和惶惑。
这也许是另一个“时刻”：现实主义者发现内心理想边界的时刻。那个高级工程师，理科生，信奉规律超过信奉灵感的刘慈欣，发现了潜藏在科幻文学背后更神秘的驱动力，那是一种嗡声作响的倾诉欲望，一种自我震撼，一种反抗庸常的野性。刘慈欣说：“我的科幻之路也就是一条寻找家园的路，回乡情结之所以隐藏在连自己都看不到的深处，是因为我不知道家园在哪里，所以，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吧。”
一个随时背着救生包的人
韩松相信拍到了不明飞行物。就在北京国贸三期的上方，既不是飞机也并非气球，它缓慢地移动，几乎停留在空中。那幢迄今为止北京最高的建筑，好像一只长着触须的巨大毛虫，不明飞行物定格在上方，好像它吐出的一个气泡。
韩松是站在位于北京宣武门的新华社大楼楼顶拍到这幅画面的。那又是另一个富有魔幻感的建筑：一个公开的舆论引导工具，在人们想象中散发着红色的、威严的、家长的、铁腕的气息。科幻迷、也在新华社上班的小姬第一次踏进那幢大楼，就见到个老头，穿中山装，戴着帽子，端着一个饭缸，上面有一个馍，从她面前漂过。这真是现世科幻啊，她想。
小姬阅读韩松的科幻小说长达十年，却很长时间没有把新华社老员工韩松与科幻作家韩松联系起来。那是个戴眼镜的男人，眼镜似乎遮住了脸，身材瘦小，走路轻手轻脚，好像永远走在战时宵禁的晚上。作为新员工，小姬参加了韩松主讲的新人入社培训课程：记者的自我发现。老记者韩松整个人藏在讲台的电脑后，声音非常小，越来越小，台下的人纷纷睡了过去。
科幻作家韩松以“软科幻”派别的代表人物著称，与刘慈欣的“硬科幻”齐名相对。“软科幻”是指情节和题材侧重于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而关于自然科学和新技术发展的分量偏轻。“硬科幻”与之相反，同时强调以科技或科学猜想推动情节。
1987年韩松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第一句话》。之后是短篇小说集《宇宙墓碑》：其中《宇宙墓碑》一篇讲的是数万年后，人类足迹踏遍银瀚，考古学家开始探索外星宇航探险初期的筑墓风俗，而在“宇宙墓碑”后又藏着足以毁灭人类的阴谋……小说集获得1991年“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2000年出版长篇小说《2066之西行漫记》，用见闻录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围棋神童在未来美国漫游的遭遇，处处讥讽中国式自我陶醉。201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地铁》，被称为最能代表韩松风格的短篇作品集，“密室、生存、个体命运与终极关怀、暴力、历史的解构与重筑，这些主题在其中都有淋漓表现……”。韩松发表作品只占他创所总量的20％，更多作品未能发表。
与其说韩松最显著的风格是“软”或“硬”，不如说是现实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科幻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吴岩说：“他的作品自觉建构一个假设的虚构场景，自成一个超级现实世界，叙事文本中凸显出来的主题并非现实科学，却又不脱离现实，使得其作品以别具一格的‘后现代文学风尚‘进入科幻文坛。” 韩松本人也愿意强调科幻小说的现实映射力量，他说中国的科幻小说，是“一块浸透着政治味的海绵”。
这个在新华社工作了20年的记者，白天完成职责要求的工作，科幻小说的写作，放在每天早晨四点至六点之间，这种写作习惯持续数年。两种状态互相渗透——科幻就是一个皮囊，装满他在现实世界想说却不能说的话；科幻又浸淫了他的工作，曾经走访云南“闹鬼”之地，创作纪实非虚构作品《鬼的现场调查》，那是一部混杂着科幻感和神秘主义气息的作品。韩松的科幻小说，可以发现强烈的哲学意味与终极思考，一种师承于80年代的文艺之风，还有扭曲的荒诞与绝望。
“科幻文学是逃避的文学，弱者的文学，反抗绝望的文学。”韩松这样宣告着科幻文学的要义。我终于在韩松结束了日夜颠倒的两会报道之后见到了他，同行的还有“小号的韩松”——飞氘。
飞氘原名贾立元，清华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生，他是唯一自愿报考这个专业并仍在创作科幻小说的人。飞氘也写“软科幻”，发表作品《一个末世的故事》，《去死的漫漫旅程》等。这位青年科幻作家语言富有诗意，情绪上更接近青春期的燃烧式写作，时常拿来中国古代人物做道具，部分作品被归类为“奇幻”。
飞氘与韩松有极相似的气质。他同样瘦弱，甚至更加瘦弱。因为生病住院，采访当天飞氘穿着病号服匆匆跑出来，说话的时候，龟裂的嘴唇还慢慢渗出了血。首先要谈一谈喜爱的作家，那些身体不大好的伟人。比如普鲁斯特，他有哮喘；比如卡夫卡，他有社交恐惧症……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有病，而是敏感和诚实，对写作的关注与热忱，像剥橘子似地把自己从里到外翻开??
韩松与飞氘风格流派相近，气质相仿——他们都用生命写作，对现实世界不怎么乐观，对人情世故稍稍有那么一点逃避，他们极度向内，气场弱化到无，好像他们本人就是他们自己的行李，随时可以拎起逃开人群。就连他们的身家背景，也有点像。
韩松生长于重庆，父亲是做新闻的，母亲是教师，一家住在一个职工大院里。韩松对重庆与童年的印象是：边缘、偏僻，军工、封闭。他仍记得五六岁时一次地震，他本能地跑到院子中央躲避，随身带着饼干和水壶。飞氘的家乡在赤峰的一个矿区，他对科幻文学的天然喜爱，来自那些外太空的故事所配的有着蓝色天空的插画，那蓝色真清澈啊，是一种他在矿区上空从没有见过的颜色。
真有点怪，中国的科幻作家大都来自偏远闭塞的城镇，那里充溢着工业幻想和郊县文化。韩松说：“正这种闭塞与压抑，与对于未来的幻想和惊奇感结合，产生了化学作用。这就分化出两类人：大部分人出于对工业化的羡慕，激发出改变命运的野心，现实而且投机，去攫取他的利益；一小部分人却是向内的，希望用想象跨越这个阶段，到达一个遥远的乌托邦。”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创作土壤——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漫长过渡中，因为对工业化的想象，科幻文学站在了醒目的位置，飘着长长的旗云。
告别时，韩松又背起了他的背包。那个包真大，鼓鼓囊囊的，里面有什么？水，压缩饼干，手电，绳索，哮喘药，感冒药，消炎药，晕车药……这个悲观的科幻作家相信末日传言，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他随身携带急救包已经超过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