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污染与聚会看客
大英百科全书对“科幻文学”的定义是：有关科学或科技幻想的文学，多数涉及未来。从技术上，它包含两个层面：科学推理与文学表达。它是描写人类独特想象的陌生化文学，如果陌生化可以认知，则是科幻；如果陌生化不可认知，就成为神话，或者奇幻。从意义上说，科幻文学是逃避的文学，科学推理的文学，思考未来的文学……这种阐释可以无限延展下去。
但在1950－1970年代的中国，科幻文学限定为两种：1，有关科学家头脑中的想象；2，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
复制自苏联，又做了有中国特色的调整：有关科学家头脑中的想象，得是优秀的，具有人格魅力的，共产主义新人式的科学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则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上，因为共产主义实现了，阶级消失了，人与人之间和睦友爱，不存在斗争……代表作有《从地球到火星》，不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跑步进入火星；《共产主义畅想曲》，2001年的北京，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大花园，毛主席已经过百岁，他仍然精神矍铄……
那个年头，未来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山西阳泉的一所小学当“红卫兵”，他的父亲曾是全国煤炭系统的专家，因为成分不好从北京“流放”回山西，“红卫兵”的身份后来渗透到刘慈欣的小说中，可在当时，这是一个随大流的人所能做的唯一的自我保护式选择。韩松在重庆的职工家属大院里第一次读到了《星座与希腊神话》，他完全被吸进了另一个小世界，有着天生的不论世事如何变幻、我自岿然不动的天赋。吴岩却是个风头人物。
他在北京的空政文工团大院度过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个蓝色的童年，曾经属于某个军阀的私宅被划分为前院和后院，涂上蓝色，文工团子弟在院子的假山、小溪旁追逐，他们能看到内参电影，读得到绝密材料，看外国小说……这是群有天然优越感的特权子弟，就跟王朔写的差不多，崔健，那是吴岩一个大院的玩伴。
吴岩的父亲是文工团宣传干部，母亲是舞蹈家，家里人感到文艺害人，教导他爱技术。吴岩读科幻作家郭以实发表在《科幻世界》杂志上的《在科学世界里》，读到流眼泪：一个孩童，在有着人造小太阳、原子能发电厂，辐射性农业的科学世界里转了一圈，回到家，发现一个礼物：一橱柜的试管、显微镜、望远镜。吴岩对科学的喜爱不是亲身实践型的，而是观察与描述型的。
1978年，在北京灯市口中学读初中的吴岩为科幻作家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写了篇书评，投稿到《光明日报》。随后来了个编辑，询问有没有吴岩其人，是否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1978年，为了庆祝粉碎四人帮，迎接十一届三中全会，要繁荣文化，大力发展儿童文学与科普文学，吴岩被重点推荐。《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书评，配以专文赞美，他以“少年作家”的名号名扬全国，得以与叶永烈相见，风头有如韩寒。
文革后的科幻文学以反思为主，具有“伤痕文学”的特点。郑文光的《战神的后裔》，描写共产主义在火星上的发展，最终以悲剧做结；郑文光的另一篇《三根鞭子》，三根鞭子聊天，文革的时候我抽过谁，你抽过谁；金涛的《月光岛》，一群从文革逃出的人到达了“月光岛”，他们没有重返陆地，而是追随外星人去了另一个世界??。
1978年－1983年，仍被看作中国科幻文学的“黄金时代”：各省科协都创办了科幻杂志，推广科普，四川省科协主办的《科学文艺》（《科幻世界》前身），首发量15万册，第二年增长为20万册；《人民文学》刊登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得了“《人民文学》第一届短篇小说奖”；小说被拍成了电影，激光威力奇大，一挥就能把随便什么东西劈成两半，这是童年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难以磨灭的印象……
1983年，在电力学院读书的刘慈欣已经是个资深科幻迷，他躺宿舍里听广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科幻文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属于“精神污染”……
批判科幻文学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俗称“百日小文革”：科幻杂志禁止刊登科幻文学，大量杂志倒闭；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等科幻作家受到指控， 郑文光因此一病不起；吴岩再次被推到风头浪尖上，他作为叶永烈的弟子被批驳，“少年作家”荣誉称号被强行取下。
吴岩现在回想起来，科幻文学作为“反精神污染”的标靶，有一些语焉不详的原因：对科幻作家的攻击，首先从作品缺乏“科学性”开始，科普作者撰文分析流行科幻小说中的“硬错误”，批驳其宣扬“不正确的科学观”，随后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指责，科幻作家悲观厌世仇恨人类信奉不健康的价值观，最后演变为人身攻击。这其中既有当时政治环境的原因，也混杂了个人恩怨。
吴岩目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统领着中国唯一的科幻文学专业。他久不写小说，而以学者和科幻文学观察家的身份为科幻文学留存档案。而中国的科幻文学啊，如果它是个人，就是一个命运无法自主掌握，大起大落的人，它不断地被兴起，被切断，被遗忘。
从科幻文学进入中国那天起，就背负了“文以载道”的重责，负担了过多的社会功能。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发表“科学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将“科学小说”作为推广“新小说”的工具；第二年鲁迅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翻译成中文，他看到的是其中的科普与科学教育功能， “导中国人以前行”。这被看成科幻文学进入中国的起源，也是科幻文学究竟属于文科还是理科争论的发端。两种观点此消彼长，不论哪个占了上风，科幻文学都是工具，意识形态工具或者科普工具。
“科幻文学还是该回归到文学本身。”吴岩对我说。他刚刚结束了一堂有关科学教育的选修课，他所主讲的科幻文学专业2003年开始招生，毕业生总计15名，大多是报考其他专业调到这个专业的，只有飞氘一人主动报考，他也是唯一还在进行科幻小说创作的毕业生。
能听出吴岩的意兴阑珊，他的谦卑——科幻文学专业运行得很好啊，至少聊胜于无。但也能感觉到他的激动与隐隐的骄傲。他对我谈起了写科幻文学的几类人：第一是女性，她们是科技时代的双重受压迫者，面临科技的压迫，男权的压迫；第二类是停止成长，永远是17岁的没成熟的大男孩；第三类，社会的底层成员和边缘人；第四类，那些落后国家与地区的成员……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点呆，是nerd，是在社交舞会中从不跟人跳舞的“聚会看客”，那种“观看月亮背面的人”。他们却懂得用想象力反抗压抑或者庸常，他们怀着诚心诚意的骄傲，野心与进取，相信自己是想象空间的神，足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智力等级制度中的某一块功勋牌上。
一门无法流水线生产的类型文学
杨潇坐着火车，八天八夜，到达荷兰阿姆斯特丹，争取到“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中国成都的举办权。这是个叫人激动的传说，散发着足以与科幻文学本身媲美的神奇感。
尤其想到杨潇是个瘦小的女人，她头发有几丝斑白，舟车劳顿外加一种神秘的、受过伤害的民族所特有的神情。恰好那时候，中国并不受到国际世界的喜爱。那是1991年，因为广场事件，国际世界封锁中国，本已经取得的“世界科幻大会”举办权被取消。杨潇以情动人，力克对手波兰，最终获得承办资格，邀请国际科幻人士17名。这是1989年之后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活动，四川省科协十分重视，以官方力量予以支持，科幻迷也群情激奋，涌入四川。
这标志着自1983起批判科幻文学“精神污染”运动的结束，科幻文学“解禁”。
杨潇时任《科学文艺》杂志社社长，也是第一任“民选社长”。1983年后，因为无法刊登科幻文学作品，又缺乏作者资源，《科学文艺》订阅量下跌到3万册，财务账上一度只有6万多块钱，其他省科协主办的科幻杂志大都倒闭，四川省科协对《科学文艺》的态度是：放任不管。杂志社干脆自负盈亏，民主选举，34岁的编辑杨潇当选。一度《科学文艺》更名为《奇谈》，刊登非虚构作品，试图以奇闻轶事吸引读者。1989年，想借变形金刚进入中国的机会，重振科幻，可是很快学生们上了街。争取“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举办权，是一次赌博。之后杂志更名为《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是中国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幻期刊，鼎盛时期发行量约40万册，在科幻迷心里，有如圣经。围绕着《科幻世界》的是些与科幻有关或者无关的轶闻：1997年，《科幻世界》再次承办“世界科幻协会”年会，请了美国和俄罗斯的几位宇航员，引得中央电视台前往报道，美国《新闻周刊》也第一次注意到中国的科幻作家，尤其是韩松白天新华社凌晨科幻作家的分裂状态。在通俗领域，科幻文学出现了一次小型热潮。作家阿来在创作完《尘埃落定》后出任杂志社社长，他促成了主流文学与科幻文学之间的对话，也继承了杨潇的理想主义，给编辑灌输“做世界大刊”的野心。1999年，因为在高考前刊登了有关记忆移植的科普文章和文学作品，“押中”当年高考语文作文题目，订阅量激增到38万册；2009年，又写公开信发起了倒社长行动——四川省科协指派的社长，因为贩卖刊号，公款投资等被编辑群体驱逐……
《科幻世界》位于成都南部新城区，占据四川省科协一栋普通写字楼的六层，除《科幻世界》外，杂志社还包含《科幻世界·译文版》、《飞·奇幻世界》和《小牛顿》三本杂志，仍由科协主管，目前发行量约15万册。杂志社的墙上挂着杨振宁的题字“幻想与梦想不同”，仔细看，还有倒社长时科幻迷寄来的精神鼓励——糖果，牌匾，写着“阴影的正面是阳光”的字条。
主编姚海军并不仅仅把《科幻世界》看作一本杂志，而是一个立体的流水线和平台。受到了美国科幻文学流变的启发：新秀在科幻期刊上发表作品，之后结集出版，再出版长篇作品，作为通俗读物进入平价书店，影视改编与周边产品随之开发，明星作家诞生，他们获得足够的金钱与关注，足以抵销主流文学的低眼看待，各阶段环环相扣，也没那么多自我纠结，形成健康完整的产业链。
《科幻文学》发起了“新星计划”，新晋的作者可以将作品刊登在“星云系列”；“银河奖”则力推成熟的作家（王晋康获奖9次，刘慈欣获奖8次），结集出版“基石系列”；引荐国外科幻作品的“科幻大师丛书“作为补充；最后从中发现明星作家出版单行本，比如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和《三体》三部曲，并开发周边产品。《科幻世界》是刘慈欣的“伯乐”，姚海军本人已是刘慈欣的文学经纪人。
激发姚海军潜在野心的时刻，或许可以追溯到1997年。在林场工作的姚海军第一次参加“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从居住的城市伊春坐火车到北京，一个月工资140元还不够。他住在离主会场稍远的地下室里，那里聚集着非官方邀请的科幻迷，大家感到见一回不容易，彻夜畅谈，戏称为“地下室分会场”。
姚海军第一次见到了美国科幻杂志《轨迹》(Locus)创始人查尔斯.布朗。这个美国老头在大会附近包了酒店套间，夜里举行“after party”，来者大腕云集，觥筹交错，参不参加主会场活动不重要，收到查尔斯.布朗的邀请才是荣耀。那本是个科幻迷，1968年自费办刊，自任编辑40年，已经是美国最重要的科幻期刊，科幻信息发布平台，“轨迹奖”（Locus Award）也成为颇具权威性的奖项。查尔斯.布朗在北京的沙龙主人风采，让姚海军难忘。
那时姚海军也经营着一份科幻爱好者期刊——《科幻爱好者协会》。始创于1986年，以发布科幻信息，增进科幻迷的交流为宗旨，实行会员制发行，入会费15元／年，杂志工作人员一人，姚海军集主编、印刷、发行于一身。因为民间办刊，相当于“非法出版物”，持续了12年。
姚海军出生于黑龙江伊春的一个林场工人家庭，初中时患了怪病，医生放弃治疗，只好辍学，家人将他送到伊春郊外的舅舅家寄养。那里位于红旗镇七点五公里村（因为村子离镇子7.5公里而得名），白天舅舅一家去林场做工，姚海军要么河边钓鱼，要么翻看《科学文艺》杂志。有点自生自灭的意味，姚海军反倒松弛了，他仍记得第一次被那些有关宇宙和未来的文字震摄的感觉。他整个人好像缩小了，蜷缩在热炕上，更广阔的天地在他脑中展开，真实的世界呢，窗外榛子树上结着饱满的榛子，不一定什么时候跑过来一只袍子，舔窗户纸。
1997年，神奇痊愈的姚海军读过技校，在林场谋得一份工作。在另一个空间，他也是个小有名气的资深科幻迷。受到《科幻大王》杂志的邀请进入科幻期刊业，1998年转入《科幻世界》。现在他眼中的“科幻世界”已经不同往日：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晋“明星作家”已经出现，以《科幻世界》为核心的立体平台搭建完备，科幻文学这个历经波折的“工具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身，看上去，只需假以时日……
科幻迷们也雀跃地展望起未来。小姬，那个在新华社上班的资深科幻迷，兴奋地讲述着她的畅想：这是个“极客”好红的时代，“聪明是新的性感”，互联网与移动媒体也刺激着每个都市青年，多少会辐射到科幻文学吧，将它从“儿童文学”的低龄位置向上拉一拉。以前以为贾樟柯挺有宇宙观（《三峡好人》中出现了一个飞碟），后来他解释说跟科幻毫无关系，真是叫人伤心，现在宁浩买了刘慈欣的电影改编权，要拍摄科幻电影，也是个蛮不错的消息……
2010年8月，由“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组织的首届“星云奖”将“最佳科幻/奇幻作家奖”颁给了刘慈欣和韩松。
随后韩松在微博上发表了他一贯过于谦逊的感言：“我对把优秀作家奖同时授予我与大刘，不是太同意。一人足矣，大刘是中国科幻第一人，他做代表最好。我也写信推辞过，但他们认为需要宣传中国科幻成就，要我服从大局。”
刘慈欣呢，他没有说太多。就像个独行侠，他几乎与科幻圈的任何人没有往来。“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高到世界级水平”的赞誉，既是指他的写作水平和通俗影响力，或许说的也是他独来独往的行事风格。刘慈欣又一次说起“科幻文学属于一门类型文学”的话题：“现在格局已经变了，占文学主体的力量实际上都是类型文学，就连主流文学本身就变成一个类型文学。”这个有超强规律总结能力的工程师，也研究过其他门类类型文学的创作方式，那种坐下就写、日产万字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他变得焦虑起来。他没办法如法炮制。
“我首先要震撼自己，才能写作，如果不震撼自己，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我不是个合格的‘类型文学’作家，不能流水线生产，我可以走多远一眼便知。如果把中国科幻文学的希望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未来能走多远，也一眼便知。”自从《三体3》出版后，刘慈欣没有写下一个字。他读着以前的作品，感到那个年轻人真是了不起，他怀着作家的自负为自己的成就而激动；而赞誉与期许又提醒他，假期结束了，必须开始下一部作品。仅仅这些纠结的思绪，就耗费掉他太多的心力。
发在文学杂志《天南》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