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为《丁庄梦》是我最好的小说。我始终认为在作家一生中，遇不了几次最好的小说题材。我遇到了，但我把它浪费掉了。”时至今日，阎连科还在检讨自己的《丁庄梦》。
2003年9月，阎连科来到河南开封尉氏县某艾滋病村，最先看到的是村边土墙上用白石灰刷的三个字“卖棺材”，看到村边墓地上的新坟。
村里有裸体行走的人，裸体是因为感染艾滋病皮肤起疮，因为痒痛无法穿衣。而那些裸体的人，没有人认为不正常。那里的人不看电视，不看书，不读报，不跟外界有任何联系。很多人家没有照明的电，也没有能够浇地的水，没有水浇地，就没有粮食。这里的人靠卖血为生，因为卖血可以换到现金，而卖粮只能换来白条。他们还偷东西，偷着砍伐树木转卖。这是一座绝望的村庄。
至今已去过艾滋病村10次，在艾滋病村的访问经历使阎连科写出他被称为“中国版《鼠疫》”的长篇小说《丁庄梦》。“平原上百里千里的村庄和集镇，都和丁庄一个模样，没有人，没有畜，可各村各庄的房屋都还在，树却都没了。房子都还在，门窗、立柜、箱子都没了，都改做棺材了。平原上光秃秃了，人畜绝尽了。”2005年8月，阎连科写完了长篇小说《丁庄梦》的最后一页。搁下笔，独自坐在书桌前，两行泪水长泻而下。
《最爱》版的《最后的晚餐》。顾长卫的《最爱》和阎连科的《丁庄梦》都关注了“艾滋病”题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在关注真实生活中的人。顾长卫希望把影片献给“把握不了自己命运但充满生命力的小人物”；阎连科说，每个人身上还有另外一个“我”，生活下面还有看不见的生活。 （片方提供/图）
“我原来计划写一部非虚构作品，百分之百真实地记录这个村庄，用最真实、最朴实的文字写一本书。之后再写一部完全释放想象力的虚构小说。”阎连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阎连科原本想写一部极其疯狂的小说，一个国家的人全部都在卖血：“我原来想写靠卖血，让一个农民变成一个皇帝、一座村庄变成一个富有的国家的过程。我想过一个疯狂的情节：有一条像石油管道一样的血液管道，通到欧洲，通到美国，从无数人身上采来的鲜血流到那边去。你不听我的，我把阀门一关，你那个国家就彻底死亡。这是我在构思这部小说时让我极其疯狂、极其得意的情节。”
结果阴错阳差，“非虚构作品没写，我构想中最好的小说故事也没写。在写作中我退缩了很多，写出了今天我认为是相当温和、相当优美、相当有道德感的一部小说。所以《丁庄梦》其实对我来说是一次倒退，是对我写作才华的浪费。”阎连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长篇小说《四书》的写作被阎连科视为恢复文学想象力的写作。这部仿《圣经》体的小说以1960年代的黄河故道为背景，表现一代知识分子多难的命运。
2011年5月7日，赴美参加纽约国际文学节返京的阎连科接受了南方周末专访。
滋病：多谈点失误
南方周末：在你的小说《丁庄梦》中有对艾滋病村的场景描写，比如“卖棺材”、“坟墓”等等，这也是你看到的情景吗？
阎连科：是，就像我在《丁庄梦》写的那样：进村，村口就写着“卖棺材”三个字。在村头有一片坟地，还有个新坟。有人来检查，第一批查出八十多个，医生不敢告诉他们。后来就今天告诉两个，明天告诉两个，免得一下村里就慌了，告诉到第三四十个的时候，有一天晚饭时间，不知道谁家哭，这一哭，全村家家大放悲声，彻底的一次释放。哭了半个小时，说没声音就没声音了。从此开始，可能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就因为这三十分钟的痛苦过去了。
南方周末：还记得第一次进村的时候吗？
阎连科：我第一次进村，迅速来了一个工作组把我们叫走，工作组组长是他们县粮食局局长，那时候粮食局驻到这个村里，名义是扶贫，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村的艾滋病进行管理。工作组三个人，有一个是专门烧饭的，工作组其实很害怕，反问我们艾滋病的传染情况。
那个村庄几乎家家不用电，怕交电费，村里只有一台电视在村中间放着，晚上大家都在月光下看电视。完全回到1980年代初那种生活。还有一个村庄的粮食不够吃，因为没有劳动力种地。这个村庄不是36个重点照顾村，所以粮食不够，大量的家庭一天吃两顿饭。
我们建议工作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村地很多，但是没水，各家要从地下井里，一家一个井抽水浇地。当年柴油不停地涨价，买不起柴油就不能浇地，不能浇地就没有粮食，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村没有动力电，只有照明电，我们从几公里外把动力电架过来，然后架到各家田头的井头上，买个小水泵，电通上，这就能解决浇地问题了，能浇地粮食也就够吃了。工作组听完就算，需要五万块钱，各家一台水泵，一家需要六七百块钱，三家合用一台，大概要多少钱。大概前前后后折腾去20万块钱。
南方周末：在村子里你住哪儿？有担心被传染吗？
阎连科：我们有两次住在村长家，村长家里比较漂亮。村长的两个弟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村长就是当年卖血的血头，他有钱后当了村长。我问他弟弟，是不是卖给哥哥，他说：我卖给我哥，我哥会给我钱吗？我哥不让我去，我是偷偷到别的地方去卖。
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伙子从新疆出来打工，一路走着唱着，他说他没病，去县医院一检查有病，回来腿软得路都走不成了。我问他当年为什么卖血，他说他学习不好，在路上忽然碰到一堆人，叫他上车，就上车了，被一辆大卡车拉到医院，人家都卖，他也卖了一次，就染上了。
还有一个人，他娶老婆的时候，女方非要多少钱不可，只得去卖血。卖了血把她娶回来，还欠了很多债，又得去卖血还债，结果夫妻两个都有病了。
南方周末：现在你再去那个村子，村民会怎么反应？
阎连科：现在去得不多了，因为大家见你就希望你给些钱，你不能长期给他们以经济的帮助，也是不太去的原因之一。农民太没有依靠了，你去了都要拉住你往家里去，到他们家你就觉得应该帮助他们300或500元，但你没有能力一家一家都去坐，都去帮他们。
南方周末：河南为什么卖血这么猖獗？
阎连科：卖血那几年，我在开封一个医院当党委秘书，那时每天一卡车一卡车地拉着农民来采血。那时候，大家从来没听说过艾滋病。那里的医生经常对来卖血的人讲，不停卖、不停卖，总有一天要把你们卖成肝炎。其实，几乎所有的艾滋病人最后大都是肝炎；在成为肝炎患者后，才成为艾滋病感染者。当时有肝炎的人卖血反而贵一点，因为它有什么抗体了。今天政府反思当年河南卖血现象——政府现在在艾滋病上都给予无偿治疗，其实也是有“补偿意义”的。
南方周末：现在还有卖血的吗？
阎连科：很少有。有也都是合法的医疗行为。现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用一次性针头。现在我们谈艾滋病，其实是谈如何关心艾滋病人，很少谈在艾滋病工作上有哪些失误。那么多村庄为什么没有医疗卫生学校的学生作为志愿者，去给村庄办一些培训班，讲一讲艾滋病的常识？我去的那个地方全当年是原来的赤脚医生，都六七十岁的人，只能看头疼感冒，也很难有基本的艾滋病常识。
“半年前，我家的鸡被毒死了，一个月前，我家的狗被毒死了，这一天，我也被毒死了……”血头儿子“小鑫”的旁白贯穿了影片《最爱》。“小鑫”的扮演者涛涛是一位艾滋病携带者。纪录片《在一起》片尾，涛涛忍不住哭了，郭富城为他擦眼泪。 （片方提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