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到13日的国际第二大图书版权交易市场伦敦书展上，出现了一群到处学习书展经验的中国官方代表，作为曾经的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及下一届伦敦书展的主宾国，中国再次急切地希望在国际上展现自己的文学。伦敦书展闭幕的那天，大西洋彼岸的报纸《纽约时报》的亚太版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作家盛可以的评论，将她称为“一颗冉冉新生的文学明星”。而今年三月初在北京轰轰烈烈举行的书虫国际文学节上，一大帮年轻的中国作家面孔的出现给外语读者和出版社带来了不少惊喜。近两个月来，关于中国作家的消息此起彼伏。3月中旬，位于香港的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将至今共四座奖杯中的第三座给了中国作家毕飞宇，几日之后，苏童和王安忆入围了曼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名单，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进入面向全球的英语商业文学奖提名。
国家想“走出去”，国际出版界看上去似乎也“想要”，中国文学真的到了“开门”的时候了吗？这条路是怎样一路走来？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开门”的推手主要是谁？本报记者通过对一些相关人士的采访，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传统开门人
当代中国文学几位开门人
帮中国文学开门最早也是现在最有力的人物，还是以海外汉学家以及单打独斗，热爱中国文学的海外侨胞为主，尽管个人因素很强，但他们依然对带动中国作家走向海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葛浩文与汉学家之路
1994年，作家毕飞宇在家接待了一个朋友，朋友无意间看到一个信封随意地搁在桌子上，寄件人为“葛浩文”，便问毕飞宇：你知道这是谁吗？毕飞宇答不知道，朋友告诉他，这是个大人物，翻译界的一个大人物。
葛浩文在那封信中表示希望能够翻译毕飞宇的作品。那一年，毕飞宇的名字第一次被英语读者所知。后来葛浩文告诉他，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在中国的火车上，在翻看《钟山》杂志的时候读到了《青衣》。从此以后，毕飞宇所有的英文作品都由葛浩文所译。
这位美国圣母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后来成为了世界上翻译和推荐中国当代文学最多，最重要的人物，尽管也曾有其他一些汉学家，但他几乎垄断了所有目前英语世界中数得过来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翻译，如莫言、苏童、毕飞宇、余华、王朔、贾平凹、姜戎等。
中国作家“开门”早期的直接推手，就是以葛浩文为主的翻译家或汉学家，这种通过译者向出版社推荐引入的做法虽然不符合国际出版惯例，但是却成为至今沿用的中国特色的主要“开门”方式之一。
葛浩文的个人选择，也直接决定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尤其是英语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印象：莫言，余华，其次是后来居上的毕飞宇、苏童，这些作家普遍都是八九十年代成名，写的题材几乎均与“文革”等特殊社会时期中国普通人的命运相关。
直到今日，这几位作家仍然是西方读书市场中最被人所知，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作家，有文学界人士谈到一则轶闻，莫言最近在访问西班牙时生了病，住进了医院，看护他的护士竟然是他的粉丝，热爱他的作品。而在最近的伦敦书展上，前往参加的余华虽然没有推出新书，但是依然被粉丝围住，成为现场最忙碌于社交的中国作家。
“葛浩文的确是世界上最好的翻译家之一，很棒的翻译家肯定会有助于作品获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评委主席大卫·帕克说。这个年轻的文学奖的四届得主中有三届都是中国作家，全部由葛浩文所翻，作为译者，他也自动获得了三届奖金。葛浩文的名声，也注定了诸多中国作家想尽各种办法寻找他，或拖关系，或主动上门，希望能够被这位大人物看中。
文学翻译的主要工作是花一年两年的时间全情投入在一部作品中，这意味着他不可能像文学评论家或媒体人或经纪人那样对文学界快速变化的信息有着广泛及时的掌握，翻译家有着很好的文学口味，但毕竟是个人化的文学口味，一个有口味的“开门人”很好，但是，口味再好，如果变成了长期的“看门人”，那就不太正常了。
“作为一个开门人这样的角色是必要的，总得有个人开头，”活跃的翻译青年艾瑞克·亚伯拉罕森说，“但是在一个健全的环境下，一个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2 很多代理人是华侨
本次伦敦书展上，安德鲁伯格纳代理公司北京办事处负责人黄家坤带着她代理的毕飞宇、余华、张爱玲和王晓方的作品给全球的出版商看，刚刚获得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毕飞宇的《玉米》一下子拿下了包括北欧多种语言在内的好几种新语种版权。
黄家坤认为，国际编辑们读不懂中文，这是中国文学开门的最大障碍。比如，北欧的编辑们都读得懂英文，因此，只要出了英文版，就立刻会被引入到北欧地区。不过，一旦第一次出了国，接下来的一切就都水到渠成了，事实上，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的切入口，都是法国、德国甚至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然后再被英语出版商看中。在这些欧洲国家，却有一批文学侨胞首先担当起了文学代理人的角色，给中国作家开门打了先锋。
在法国一家出版社任丛书策划的陈丰是法语市场的主要牵线人，毕飞宇、阎连科等人的作品都是由她先引入法文版，随后再介绍给英文等其它语种的。陈丰的牵线经验是，并非在中国市场畅销的作品都适合法国图书市场。而同时，因为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经常超出西方人的想象，如果一部作品的信息量太大，承载了许多复杂的中国历史文化的重量，哪怕作品很优秀，中国读者读来过瘾，但还是很难被西方出版商接受。
她介绍推出的毕飞宇《青衣》、《玉米》、王安忆《长恨歌》、阎连科《受活》等法文版都在法语市场上得到了成功，这些书随后活跃在各大图书版权交易市场，很快出现了多种版权，影响迅速扩大。其他的一些中国作家，有的先引入意大利版，有的在德国成名，有的则在韩国很受欢迎，切入国家均不同，但之后的发展模式就都很相似了。
在美国，一位重要的牵线人则是生活在纽约的王久安，“我还不知道在美国有第二个王久安，没人和我竞争，”但是，她的工作做得并不容易，“我干的傻事，压力来自不被人理解，尤其中国人不能理解，包括作家在内，因为他们不了解美国的出版、销售、市场、媒体、阅读程度等等。”
王久安曾经将余华、王刚、徐小斌等诸多中国作家的书介绍给了西蒙舒斯特、企鹅和兰登书屋等大出版社，最近她又推动了木心的短篇小说集在美国出版，她为之很是骄傲。在她看来，给中国文学开门最重要的因素，首先是要有好书，其次是要有好翻译。“我们需要更多的翻译！代理人算什么？是垫脚石，供所有人踩着，踏着，蹬着过河，鞋湿了还怨你，桥梁作用，恰到好处。”
新开门人
多元渠道了解中国文学
中国一些文学人士借鉴印度作家的说法，将整日参加外国各大使馆酒会的作家们称为“香槟酒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往往都有着“文革”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女子等元素。不过，一些越来越强的信号显示，西方读者和出版社对中国的好奇，正在迅速地多元化，他们正通过文学节、文学奖和一些文学刊物、网站等多个新的渠道了解中国文学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