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于一九五Ｏ年
一九五五年八月，身患肺癌病危中的父亲还能够清楚说话时，对守护在旁的母亲说：“我不想死，我还要活五十年，我要看到黄河水清的那一天！”父亲用这种“夸张”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求生愿望。可是，没有走出这个八月，父亲就去世了；五十多年已经过去，黄河水没有变清澈。
愿望，只是愿望。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真正预言未来，没有谁可以完全真正控制人类社会。就是对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谁能做到完全真正掌握和控制。这应该是 一个普通的道理，甚至是一种科学的常识。但我，是在不断的生命实践中，对此才一点点地有所知和有所悟。正是有了这种基本的观念，我感到自己才可能去解读父 亲六十年的生命历程。
父亲洪深，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于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病逝。
一九七九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列有父亲条目,该条目下为：“洪深（一八九四——一九五五）戏剧家。字浅哉，江苏常州人。早年留学美国，专攻戏 剧。一九二二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戏剧活动，曾领导复旦剧社、戏剧协社，并参加了南国社，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和剧场艺术水平的提高有较大贡献。后任电影编 导，并长期担任学校教育工作。先后创作《赵阎王》、《五奎桥》、《包得行》、《鸡鸣早看天》等剧本。一九二九年（笔者注：应为一九）上海放映美帝国主义侮 辱中国的影片《不怕死》时，他当场愤怒抗议，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上海救亡演剧二队赴内地，后在武汉参加筹组抗敌演剧队，积极推动 了戏剧界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解放后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作品有《洪深文集》四卷。”
《辞海》中父亲的条目，可以看作是被中国大陆官方所认可的“盖棺定论”。那么，父亲算是位“名人”啦——身后被收入《辞海》者，毕竟不多。父亲自己说： “我自己，极愿做成一个学者，但决不是所谓名流。我的生存是靠自己的劳动——我今天的地位，甚或薄有微誉，都是我个人的心血、汗珠、努力得来的。”的确如 此，父亲不是依附“势力”而造出来的“名人”，也不是依傍“势位”被托起来的“名人”。
今年是父亲去世五十五周年。对于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人，父亲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人，他的身影几乎也不再见到。正如父亲所言：“人，总是要过去的，而事业 ——对人类的贡献——是永生的。”历史在时间流淌中悠悠长长，昨天的事情，固然有它不该被忽视的重要之处。然而对在世活着的人，今天的现状和明天的发展更 重要。我很早很早的时候，就不希望、甚至极不情愿父亲的“影子”还在当今社会“徘徊”。如此，不只因为父亲是属于“昨天”的人，也有自己的“自私”：我不 愿意，亦不忍心看到父亲被“糟蹋”——父亲严肃的人生遭到“戏说”、“误说”，而实际被“丑化”了。而我在捍卫“实事求是”的努力时，又是那么无力，毫无 作用。
一九五五年，父亲对两个女儿以后工作志向，明确要求：“（你们）宁可当个二流的科学家，也绝不要做个一流的文学家。”听父亲说此话时，我不过一个少年，对 父亲态度的坚决和“警告”意思，我印象深刻，此生不忘。后来，我读了工科，潜意识中，父亲的“告诫”不无影响。但我没有成为“二流科学家”，只是一个“不 入流”的、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
如今，要确定父亲此话真正含意，已无可能。父亲不会只是出于“科学救国”的简单想法而言，父亲大概是希望孩子们能避免带有“天然”弱点的中国“文人”在大传统背景下难以逃脱的“不幸命运”吧。
父亲家族，是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的大族。从家系来说，父亲是清朝文学家、经学家洪亮吉的第六世孙。我的祖父（洪述祖）人很聪慧，未出洋却有不错的外文 能力，文才亦佳。但祖父不甘守家过普通人的平常生活——哪怕是不愁衣食的生活，祖父向往“仕途”之道，追求在官场发达。晚清时，祖父捐了个直隶候补道。民 国建立后，一九一二年三月唐绍仪受袁世凯命组阁政府，祖父因与唐的交情而供职内务部。三个月后，唐辞去国务总理职，祖父则继续留在了袁世凯政府中。同年九 月，赵秉钧担任袁世凯政府国务总理，祖父很得其信任。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刺杀，祖父因此案牵连，于一九一九年四月遭极刑——死时很惨。祖父在军阀混战割 据的政界供职，最终，他在强权齿轮的滚动中被碾得粉碎而消亡。这也是他咎由自取罢。
中国社会的仕途，从来就不是一条光明大道，但“仕途”之路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其巨大的诱惑力是非中国人而不可真正懂得的！祖父“仕途”之路的悲残结局，是他对权势的贪欲而致，不值得“同情”。但是，祖父的残痛之死，对父亲、乃至对我，都是深刻“教训”。
祖父是和我没有任何联系的、一个远去了的时代的人。可是，对于父亲，祖父是生他、养他的父亲，父亲和祖父被割不断的血丝紧密纠结在一起，父亲“回避”不了 这个被社会视为“罪人”的父亲。父亲一生，始终被自己父亲这个“罪”的紧箍咒无形地钳制着，精神不能得到解脱。一九三二2年，父亲在《文学月报》一卷一期 发表的《印象的自传》一文中，沉痛地写道：“我父亲不幸的政治生命使我陡然感受人情的残酷。我父亲下狱之后，许多亲戚朋友，尤其是我父亲走运时常来亲近 的，立刻都拿出了狰狞的面目。一个不负责任无能为力的我，时时要被他们用作讥讽或诟骂的对象。而普通的人士呢，更是怀疑你，鄙视你，隐隐地把你不齿人类； 仿佛你做了人，吸一口天地间的空气，也是你应当抱歉的事情。……但身受的我，却从此深深地认识到了一个人处在不幸的环境中的痛苦。”
只有实际地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才能真正知道中国社会反动的“血统论”的恐怖和巨大的杀伤力，即使躲过了“诛九族”的灭门之灾，祖父的“死”，带给 父亲的是背负一生的“重枷”；在祖父“阴影”中，父亲一生走得艰难，一生内心和精神都煎熬。从一九一九年四月祖父被处死，到一九五五年八月父亲去世，父亲 始终在痛苦和无奈中承受着作为“罪人”儿子的现实。在阴冷的现实社会里，在世俗势力的压迫下，父亲挺起了脊梁做人，父亲比一般常人更加努力奋斗，更加艰辛 付出，为的是自己不被击垮、不被打倒、也不被折断。父亲明白：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在生命之路上一点点地向前走去。
父亲要求孩子不要学习文科，但父亲本人却是从工科开始自己的学业，后来再转学文科，并以文科完成自己最后学业。如此，父亲有他“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可 以高兴的是，父亲文科学业学有所成：父亲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开拓和发展中的努力和奉献，以及他因此取得的成绩，不容置疑。
一九一六年，父亲从清华学堂毕业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开始，父亲就读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化工系，学习陶瓷制造专业。一九一九年春，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 ——在国内被处极刑。祖父刑前遗言，要求父亲：“不必因此废学，毕业方回。”祖父对父亲学业的关注和对父亲的期望，父亲是明白的。同年秋天，父亲即申请转 学去报考哈佛大学。经过当年哈佛大学第“四九”科目三百报考生录取十一人的严格考试，父亲被录取，师从戏剧家G.P.Baker（陪克）教授学习“戏剧编 撰”。父亲也成为了哈佛大学第“四九”科目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学生。
父亲在美国为什么转学学习戏剧，他有过一次明确“说明”。一九四二年，父亲对同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执教的马彦祥叔叔说：“我的那次家庭变故， 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这样我就只 有学戏剧这一条路。这条路我在国内学校读书时候就有了基础的。” 父亲这次谈话，大概是父亲对自己转学戏剧真正原因唯一的一次“坦言”。
父亲在美国从文科转学戏剧，这个本源于“痛苦”的转向，是父亲人生无奈的选择，不过不是消极的选择：父亲不仅相信自己具有从事这种工作的天赋和能力；而且相信，戏剧也是一种“唤起民众”的有意义的事业。
追求一个民主光明的中国，是父亲的理想，是他一生奋斗的主线。况且，父亲潜意识中和民国“罪人”我那“反动”爷爷“划清界限”的思想，对他人生理想的这种 追求和努力，客观上也是种促进。父亲向左翼的逐步靠近，以至甘当冲锋陷阵的“排头”兵，正是父亲这种人生追求在现实社会的自然发展。然而事实却很残酷，父 亲发现：不管自己如何真诚奉献、怎样忠诚于自己的追求，而且始终积极努力地、实实在在地为这种追求苦干着，可是自己根本就不被左翼真正信任和接受。父亲因 为自己并不被“革命”所认可，既痛心也曾绝望。
一九四一年二月，发生了父亲和母亲一起“自戕”事情。后虽获救，但此事在当时社会仍引起某种“震动”：父亲“事业生活一切都无办法”的遗言，成为舆论“大 学教授无法生存”对国民党政府时政抨击的有力证据。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一位可信任的长辈那里，我得知了此事又一种——我有理由深信不疑的——说法：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策划了“皖南事变”，随之中国共产党启动旨在保存力量的“应变”计划，其中包括对时在重庆的左翼进步文化人士分批撤离的安排。该计 划中没有父亲，父亲也不知道有这个计划。后来，父亲得知此事，特别是父亲知道了不少文化人都很“不以为然”的某某人竟“赫然在列”时，父亲从失望进而到绝 望的痛彻心肺的苦痛到了极点。父亲沉痛地对某叔叔说：“像××这样的人都…！他们不相信我！”陷入绝望的父亲，一定是感到自己的人生已无路可走，随后才会 有“绝别”人世的决心。
我曾经因为父亲两次做了“官”，违背了他自己的初衷：“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因此很为父亲感到“遗憾”。
其实父亲生命中更多时间，是个远离官场的教书先生。但父亲却两次接受了叫他做官的“召唤”，尽管父亲这两次做的都是小官——中层干部而已。但父亲为“官” 的现实，却让我内心长期无法趋于平静。我不止一次问自己：“如果父亲不曾踏进‘官场’，如果父亲始终坚守在文化学者、大学教授的岗位，没有和‘官场’发生 直接的关系，父亲一生会不会是另一种生命状态？！父亲是不是就不会在壮年的六十岁，离我们而去！？”
一九四二年秋四川江安洪深（坐左）、洪深妻子常青真（坐中）、马彦祥（坐右）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生合影。常青真怀中的幼儿是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