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春，父亲自美国留学归来，开始了他在大学执教的工作。父亲先后在上海的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的中山大学、青岛的山东大学、福建的厦门大学等 学校教书，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中断这种教书工作。一九三七年夏，父亲利用中山大学暑假，从广州到上海参加话剧《保卫芦沟桥》导演工作。但随即发生了“八·一 三”战事，父亲来不及回广州安排家人，就率领“上海演剧救亡第二队”从上海出发，走向了全民抗战的战场。离开上海前，父亲把书写的遗书交给了他《复旦大 学》的同事和朋友顾仲彝先生，并对顾先生说：“万一战死疆场，要按照遗嘱办。这不是消极的命运观，而是积极的牺牲准备。”父亲在《悼念赵曙同志》文章里写 的：“这种枪林弹雨中从事精神抗战者的任务，可使戏剧工作的同志们重新看清自己的任务，更勇敢地加强决心与工作。”亦是父亲自己的抗战“宣言”：公开表示 不畏牺牲抗战到底的决心。
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二次公开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成立了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的政治部。郭沫若任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厅长，田汉是三厅六处少将衔处 长。其时，父亲正带领“上海演剧救亡第二队（乙组）”在襄樊进行宣传，当父亲接连收到田汉要父亲立即赶赴武汉却未明说缘由的急电后，毫无迟疑地立即赶去了 武汉，和接受了三厅六处戏剧科（即第一科）上校衔科长的职务。
政治部三厅戏剧科，由当时在武汉的全国救亡戏剧宣传队伍整编成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和一个《孩子剧团》组成，他们是当时国统区抗日戏剧宣传的基本力量，父亲是 这支宣传队伍的重要组织者和主要管理者。父亲没有留守在安全的后方，他和演剧队一起奔赴实地身体力行地进行抗战救亡宣传。一九三八年，父亲组织上百人演剧 宣传队到农村进行宣传，他本人也随同《湖北楚剧宣传队》一起下了乡。同年九月，父亲率领演剧队，乘木船惊险渡黄河北上进行宣传。父亲在《在斗争中成长》一 文提出的：“抗战以来，我们的戏剧界同志从斗争中把自己强大起来。更重要的，他们懂得了内地农村生活实况。戏剧的铁军就是这样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也是 父亲对自己抗战救亡宣传工作的一种总结。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父亲不计个人一切：家庭、大学教授“头衔”、已有的社会地位、…，抱着奋不顾身的精神投入到了抗战救亡运动中。父亲是为了抗战救亡宣 传工作，才做了这个“戏剧官”。父亲不无苦味地“自嘲”道：“为远离‘官’而搞戏，但抗日救亡的需要，则是为了‘戏’而‘做官’。”抗战中，父亲是“兢兢 业业做‘戏剧官’。”抗战胜利后，父亲就重回《复旦大学》任教。父亲说：抗战胜利后他与他做的这个“戏剧官”是“要永别之”，“但愿永不再做官”了。父亲 这第一次做“官”，我能理解也能接受。
父亲第二次做“官”，要从父亲20世纪30年代初阅读了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在思想上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说起。父亲在追求更进步更合理社会的思想状态下，开始 了和左翼的接近：1930年，父亲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剧团联盟”，在文化工作中公开站在了左翼。当时，父亲对科学共产主义不可能有深刻认识， 他也不关注政治党派间的斗争，父亲只是在文化态度上站在了“左翼”，但他不愿意、亦不会参加到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去。父亲这种态度和立场，让政治斗争无论的 那一方，都不喜欢，亦不信任。
一九三七年，父亲带领《上海演剧救亡二队》到达洛阳。国民党驻军首领问父亲：“有没有去西北（指延安）的打算？”父亲引唐代诗人王维诗句：“西出阳关无故 人”予否定回答。近半个世纪之后，当时和父亲同在《上海演剧救亡二队》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金山先生，撰文回顾了这段往事。金山先生在文章中并不回避地谈 了当时他对父亲立场态度的不满：作为《上海演剧救亡二队》内的中共地下党，他在向主管周恩来汇报时，对洪深表示“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态度，认为是有问题 的。这多少也表明，那时共产党员是怎么看父亲的。
一九四五年秋，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国内形势从政治斗争演进到国内战争，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左即右”不是共产党就是国民党的社会。在意识形态“对立”愈来愈剧烈的社会里，“文化”无法真正独立于外。
抗战胜利后，父亲不断遭到国民党政权力量的公开迫害。一九四六年，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父亲“因反对特务学生对进步同学压迫胁持《谷风》壁报事件，每 夜有持枪者包围住所，作精神上迫害几近一个月，虽坚决挺持，而本人后脑神经系统发炎，两耳失聪，均于此时加重。”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父 亲又因“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本人支持进步学生，被反动分子持枪威胁、殴击前后七、八次。”
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全市学生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并在校内举行活动，随后由学生运动开始向全市各个阶层延伸、深入。在《复旦大学》教师和员工会上， 父亲痛斥国民党政府对学生打击和镇压的暴行，并建议全校教授罢教和向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与会教授在罢教宣言上签字，以《复旦大学》教授名义发表通电，向全 国控诉政府这种罪行。国民党政府穷途末路之际的这种变本加厉作为的结果，让父亲、也让许多有民主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乃至痛恨。
一九四八年春，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中，遭到《复旦大学》变相解聘的父亲，接受《厦门大学》外文系聘任，带着我们全家从上海到了厦门。同年年末，父亲接受 中国共产党邀请，以医治牙齿为由从厦门只身到了香港。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安排下，父亲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一起从香港乘苏联轮船到东北大连港。五 月，父亲到北京。九月，父亲被共产党安排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父亲把中国的希望寄望于共产党，他也把自己对国家的赤诚之心奉献给了共产党。这应该是父亲必然的选择吧！当然，父亲未必想到：他就此也失去了自己最后的那点“独立”性。
母亲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准备回到上海《复旦大学》继续教书工作。但周恩来则要父亲留在北京工作，因此父亲便在北京做了“官”，直到去世。
父亲“官”任的《政务院对外文化事物联络局》，是个纯粹事务管理性质的行政机关。一九四九年《对外文化事物联络局》首任局长，是国际文化工作者、著名诗人 萧三。萧三是老资格共产党人，亦是毛泽东的大同乡。让父亲做萧三的副手，实际具体的事务性的事情，显然就是要父亲来做。父亲的工作，很繁杂，很琐碎。有参 与我国和友好国家文化交流计划制定，以及计划实施操作等比较重要的事；也有具体的事：如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大会，包括有关礼仪在内的诸多事情，……等等。工 作中事无大小，父亲都要亲力亲为地去安排、去督促、去检查落实。“关照好”外宾，也是父亲的工作：外宾来，父亲去迎；外宾走，父亲去送；外宾观看文艺表 演，父亲陪同看……；时年过半百的父亲，还陪同来访的外国艺术团体，一起参加首都的五一游行。
工作繁重、事情琐碎，还有无章可循、无序的工作环境，都没有妨碍父亲做好并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务。但父亲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甚至连个民主党派也不属的 “政治身份”，大概才是他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父亲“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时，也许还有点用处；但在执政党领导的政府中， 这个不是“自己人”的身份，没有积极作用。
父亲工作“处处用心，时时小心”，但仍然不时遭到批评。父亲不是不接受批评，亦不是不敢承担责任，父亲是不明白：为什么遭受“指责”的，总是做了工作又完 成了任务的自己呢？！父亲缺乏“官场历练”，但父亲的直觉“警告”他：一定要无条件接受对自己的任何批判，那怕仅仅是说明情况，也会招来“缺乏为人民服务 态度”的严重后果。父亲清楚，自己是个浑身上下都属于“旧时代”的人，是个要彻底改造的“旧知识分子”。于是，父亲把自己所有的郁闷和痛苦，都隐忍于心， 不敢流露出来。父亲苦自己，自己受折磨，让心灵和精神承受着重压。
当父亲连捍卫自己内心自由都那么艰难时，不知父亲是否意识到：他争取和捍卫的国家民主、他追求的民众自由，有多么遥远。
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后，父亲在那个“官”位上诚惶诚恐地做着事，他根本没有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适宜条件。其实，除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外，现实社会的种种，也让父亲明白：自己在文学艺术创作工作上恐怕是“力不从心”了。
一九五三年六月洪深致周扬短笺。
当然，父亲不是完全置身于文学艺术事物之外。一九五三年，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由领导组织进行集体修改。父亲参加了此项剧本修改工作，他在向主管周扬 送交自己修改过的《屈原》剧本时，附有一封汇报短信。从短信和送交的修改了的剧本来看，父亲不仅对领导布置的任务态度认真，父亲做事也是“小心翼翼”。
短信内容是：
“周扬副部长：
「屈原」剧已依个人见解，删改了三十处。改的句子比较少——因欲尽可能地保存原文——而删去的相当多——但仍望可不减其精彩。送上删本，供九人小组其它组员的参考。
此致
敬礼 洪深启 六月二十一”
一九三Ｏ年，那个曾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面对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奋起挥臂、高呼抗议的父亲；
一九三七年，那个曾经在“庐山教授座谈会”上坚决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的父亲 ；
一九三八年，那个在武汉当面斥问汪精卫为什么不抗日的父亲，已经不再有了。
现实就是这样地“改造”了人——磨去“个性”，摄去“魂魄”！
为抗日，父亲一九三八年在国共合作的政治部三厅做了个“上校衔戏剧科长”，当了‘戏剧官’。为战后中国的建设，父亲一九四九年做了个“副局长”职的“对外 文化联络官”。父亲两次做“官”，不论是“戏剧官”，还是“对外文化联络官”，实质上，都是父亲无条件听从共产党安排，做了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基层行政事 务管理工作的“官”。
我对父亲“不做官”的“食言”，已经释然。其实父亲自己又何尝不明白呢，父亲在《戏剧官》一文中写道：“七年来最大打击，乃当日我为抗日做官，遂以为所有 其他的人亦必如此；而逐渐发现，事实殊不尽然；我不能不自笑‘天真’。”真正“遗憾”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难免会有“身不由己”的无奈之时，面对这种无 奈，我们真的很无力。如同随水而动的一滴水，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人生之河的什么地方停滞消失，我们并不能真正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归宿。不论父亲留在北京，还 是回到上海；不论父亲教书，还是做“官”。父亲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做什么工作，他仍然都还是身处在“官本位”大磁场的磁感应作用控制下。
一个人生命的长或短——六十年的人生或一百年的人生，在浩瀚的宇宙中，几乎毫无区别。人在世，活得问心无愧，活得于人类社会有贡献，也就不枉活了一生。父 亲说：“我觉得我对于戏剧，研究了多年，略有心得，我对于后人最大的贡献就是将我研究所得写出来，庶及以后从事戏剧的人，不必像我这样吃苦费力。”父亲做 到了，并且做得很好。
苦味人生不自哀，父亲对待人生积极进取的勇敢态度，父亲在人生路上挺立着、一步一步向前进的人生实践，深深触动了我、教育了我、并且一直激励着我。父亲伴我一生。
二Ｏ一Ｏ年一月写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