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尚且年轻时候，曾为自己披过一件“文学青年”的外衣，并希冀借此招摇一把，可当读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克拉马佐夫兄弟》以后，决定暂且把这件外衣扒下放在一边，因为自己的经历和阅历都不足以理解陀老先生的深刻思想，仅凭对文字的感悟而缺乏思想的洞见，我怀疑自己能否走到陀氏精神之中。
此后，我一头扎进历史、思想文化史中尽情晃悠了一番，二十余年的荏苒，意识中的“文学性”早已被历史-思想史的情愫冲淡，文学对我，已经从情感上的热爱变成资料上的参考，而那件“文学青年”的外衣显然已经过份光鲜和华丽。
近几年，一位叫做索尔仁尼琴的俄罗斯作家在中国令人瞩目起来，当然，他确实有让我们仰视的道理，在另一个国度的暴政渊薮里，他写下了《癌症楼》、写下了《古拉格群岛》这些足以使他不朽的著作，这使得一些中国读者不断发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在哪里”的感喟。但我知道的是，即便中国有“取火煮肉”的英雄，我们也未必能够写出索氏那样作品，因为文学不单是种胆量的较量，更是一种文化传统的比较，我们并非没有出现过“有胆量”的烈士，比如林昭、张志新，相比索尔仁尼琴，她们的表现更加勇敢、结局也更加悲壮和惨烈，但她们只能成为林昭、只能成为张志新，而不可能成为索尔仁尼琴——我们完全秉承着不同的精神资源，很难如索氏一般以小说方式建立起宏大叙事结构，即便鲁迅这样的超级文豪在俄罗斯小说面前也自叹弗如。索尔仁尼琴能够用文学语言表达他的反抗，但如果以“壮烈感”作为衡量作家的标准，那么林昭、张志新就是我们现成偶像，根本犯不着对着遥远的索尔仁尼琴先生大作其揖。
2008年的8月3日索氏逝世，俄罗斯前总统、现任总理普京亲自送别了这位俄罗斯英雄。
索尔仁尼琴在中国所引起的热烈效应，勾起当年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的记忆，在这两位俄罗斯文学巨匠之间，我隐约感觉到他们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精神上的关联，于是，我打算重新对陀氏进行一番审视。但我并没有直接进入陀氏文本世界，而试图先从他外围进行考察，遂选择了俄罗斯白银时代最有影响作家之一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随笔集《先知》，书的名字来源于他的首篇随笔《俄国革命的先知》——说的正是我20年前放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被高尔基誉为只有莎士比亚才能媲美的作家，却在梅列日科夫斯基这篇漫长随笔中遭到严厉批判，随笔大量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的话，这使我们看到了他近乎咆哮的语言，令人惊悚不已。陀氏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转而为虔诚的东正教信徒，他反对专制，反对地上的国，认为只有他和他的俄罗斯才是上帝的选民，他不能看到伟大的俄罗斯在沙皇统治下走向堕落，陀氏赞美自由，但不是人民主导的自由，而是由地上的天国——即俄罗斯主导的自由，由此他反对沙皇，反对沙皇的原因不仅因为沙皇的专制，更因为毁坏了俄罗斯。他的偶像是彼得大帝和普希金，是一种充满征服感的世界，在他看来，俄罗斯不但要成为俄罗斯，更要成为世界。对欧洲，他希望：“最有力的俄罗斯会让整个欧洲粉身碎骨”，他声称：“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战胜俄罗斯”，他惋惜：“1812年我们从身边赶走拿破仑以后，没有与他讲和，条件是让我们拥有东方，他拥有西方”；对亚洲，他为俄罗斯预言“征服亚洲的必要性”，他叫嚣：“向亚洲进军！向亚洲进军！”他宣布：“……整个亚洲将响起轰鸣，传到它最偏僻的疆域。让在这各民族的亿万之众之间，直到印度，甚至在印度之内，请吧，生成对白沙皇不可战胜、对他坚不可摧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此标榜为“俄罗斯对其他民族兄弟般的爱”。到这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冷峻地说陀氏：“不只在宗教思想中，而且在政治行动中，不只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俄罗斯首先将吞噬欧洲，然后亚洲，最终整个世界。”并且将此斥之为“血腥呓语”。是的，我无法忘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正是中国最为落难的时代——这里无论如何少不了俄罗斯写下的那一笔，而且是最为伤痛、最为血腥的一笔。
20世纪初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一位怀揣自由主义思想的著名作家，他在《俄国革命的先知》一文中，认识到了陀氏思想中的两面性，一面是人类背离上帝之后的无助，一面是重建上帝之国的艰辛。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批判，同时他认为，只有通过批判才能体现对陀氏的爱。我以为，高尔基对陀氏做出的是种文学的判断，而梅氏则做出了思想的判断。
梅氏以同样的立场，在《小红帽》一文中对另一位俄罗斯作家司徒卢威进行了批判，司徒卢威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立场的角度宣示了自己的爱国主义，司徒卢威的理念是：为了不被吃掉，应该吃掉别人；一个民族对于另一个民族就是野兽。他说：“一切弱国都是强国的猎物。”梅氏称这样的爱国主义“龌龊”、比“动物的爱国主义”更庸俗。
到这里，也许我们该向梅列日科夫斯基表达一番崇高敬意了——可是别忙。他为了表达自己的自由信念，他早在1907年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俄罗斯灭亡就灭亡吧，只要神话能复活就行。”他甚至更进一步地说：“我爱自由胜过爱家乡：因为奴隶没有家乡；而如果作俄罗斯人意味着作奴隶，那么我不想作俄罗斯人；而如果在对自由这样的、以至于可能要摒弃家乡的爱里蕴含的是‘庸俗陈腐的极端主义’——我想作庸俗陈腐的人。”
一个思想家能够如此坦荡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本来是件激动人心的事，多么深刻、多么申明大义的语言啊！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与社会主义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思想上他是敏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也确实存在着从理论到实践的冲突和矛盾。然而，当他用行动履行他理想的时刻，还是这个梅列日科夫斯基立刻变得无耻和肮脏起来：1941年6月22日，在希特勒领导的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的当天，正是他，在德军占领的巴黎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德国消灭苏联（这里强调一下，他号召消灭的是苏联而不是俄罗斯），他赞美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侵略是新的十字军东征。尽管他对希特勒完全没有好感，希特勒在他眼下早已是一个板上钉钉的“白痴”，但只要消灭布尔什维克，就是同魔鬼打交道也行，他为此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伟人、并且摇身一变，被册封为“圣女贞德”，此外，他还和墨索里尼沆瀣一气。
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梅氏可以不爱苏联，也可以痛恨苏维埃，但是，梅氏没有倒在自由主义胸膛，而是一头扎进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并且盗用了“自由”的名义。一个人，对国家可以做出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背叛，但绝不能在精神和原则上出卖祖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俄罗斯的利益要征服世界；司徒卢威为了俄罗斯不被吃掉，便把自己打扮成狼；而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了反对苏维埃则不惜毁掉祖国——这难道是北极熊的特有性格？
这使我感到了俄罗斯思想中的偏执一面：他们爱上帝，也爱俄罗斯，可是却很难断定他们和爱俄罗斯一样爱世界、爱人类。
由此，我还产生一个颇为叵测的推断，作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为什么会疯狂地荼毒俄罗斯那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因为俄罗斯人的偏执导致斯大林因恐惧而残暴呢？而今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争斗，是不是又可以理解为对斯大林曾经残暴的一个回报？我没有答案，理性也不允许我如此草率地演绎。
俄罗斯思想是偏执的，偏执只对艺术有利。我们看到了黄金时代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列宾和柴可夫斯基，也看到了白银时代的梅列日科夫斯基、阿赫玛托娃。一流的艺术，不仅对于作者、读者，对于民族、国家都是一种当然的荣耀，而一流的思想家则是人民的福祉，他将引导这个国家行走在和平、安宁和幸福的道路上，这一点，俄罗斯做的远远不够——直到如今，我也没有想像出，谁是俄罗斯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算吗？布哈林算吗？别尔嘉耶夫算吗？他们是俄罗斯的，但我很难承认他们同样也是世界的。一个在思想上缺乏世界性构建的国度，是不成熟的。以此来观照中国当今思想学术界，简直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在当代，有个相当活跃的思想群体叫做“新左派”，他们与我一样的汉人汉像，也都在用汉字写作，但他们，一面向各种威权频送秋波，论证各种威权的重要性，在公然为权力张目同时却无视权力对权利、自由的步步蚕食，人民被压迫在逼仄的空间里苟延残喘，如同行尸走肉；另一面，他们操纵舶来的思想，用难以卒读的文字，肆无忌惮地破坏和摧残汉语言的文辞之美。由此等汉语编织水平基本不及格的群体构成的“思想家”们所提供的、形同梦呓般的“理论思想”，倘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理论依据，那真叫咄咄怪事——说来原因相当简单：若非同类，谁能听懂他们的鬼话连篇。无论如何，俄罗斯毕竟与欧洲一体，在当今世界图景中，欧洲（当然也包括美国）通常意味着就是世界中心，上帝的一抹余晖多少也能俄罗斯人带来些许温暖：赫尔岑、舍斯托夫们用自己的思想与欧洲悄然接轨，而别尔嘉耶夫不也混迹于一大堆存在主义大哲的队伍里不分彼此么——尽管存在主义最热烈的火焰燃烧在法兰西。
一个国家的思想家们如果不能给其人民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个国家、民族是无法昂然站立于世界之林的。
由此，我反而理解了索尔仁尼琴在美国对西方的批判——1978年6月8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批评西方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此后，他还不断批评西方的道德堕落。我无法知道他在对美国发出批评时的心态，但我知道，在美国的土地上，他可以自由地批评美国，而他本人却刚刚“古拉格群岛”流放归来——在苏联批评美国他会同样、甚至更加地安全，但这将使他的批评变得毫无价值，而在苏联批评苏联，等待他的正是“古拉格群岛”——美国没有“古拉格”、也没有“真理部”，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无论在哪里，批评美国永远是件划得来的买卖，都将以极低成本换来巨大效益，恰恰，这正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依据。此外，我也理解了他在拒绝叶利钦颁发“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后转身却接受了普京为其颁发的“文化教育领域杰出贡献国家奖”，索尔仁尼琴对普京的欣赏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大帝的欣赏其内在精神是一致的：索尔仁尼琴的普京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大帝，刚好我们知道，现在不正有人把普京尊称为“普京大帝”么？2008年11月20日，俄罗斯杜马通过一项议案，将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至6年——立刻有人说这是为普京重新担任总统而铺平了道路——彼得归来？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梅列日科夫斯基再到索尔仁尼琴，他们是俄罗斯不同时期最优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在他们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一种特殊的俄罗斯情结，当历史需要他们真正面对自由的时候，他们却和自由产生了心灵的隔膜。
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的良心，更有人说他是世界的良心，然而，在索尔仁尼琴深邃眼神的背后，我仿佛看见一颗俄罗斯冰冷的心，一种对世界的冷酷。
载《随笔》2010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