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老胡同1号（修订稿）
发布: 2010-7-15 19:53 | 作者: 北岛
一
1957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这土路丈余宽，坑洼不平，一小窝棚横在路当中，冒出浓烟，带着一股烤白薯的糊味。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脏，走这边。
那烤白薯的糊味，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1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
那个冬天的早上，我抬头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户阳台向上，直到屋檐背后北京的天空。这里原是郑和的宅邸，雕栏玉砌今何在,惟有假山，如瞎眼证人。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三保老爹胡同由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囵吞枣的北京话，外加噎人的西北风篡改成谐音——三不老胡同，倒也吉利。说起郑和周游世界至今还是个谜，既不为了炫耀武力，又非贸易经商，动机何在？
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以前，父亲在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住阜外保险公司宿舍（如今二环路边），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学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转到弘善寺小学，接茬背，正好与时俱进：“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待家安顿，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对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兴奋多于恋旧。我们在保险公司宿舍住一层，与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共用厨房厕所；而新家在四层，独门独户。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墙和假山，特别是从阳台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顶层层叠叠，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际线；鸽群闪烁而过，哨音反衬天空的寂寥；枣树招来八面来风，青枣渐红，让路过的孩子不禁踮起脚。
我结识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层，正在我们脚下。一凡只比我大一个月，却早熟得多：我还停留在小人书阶段，人家早躲进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了；他发育也早，上初中时比我高半头，到了高中就敢冒充另一个同学的舅舅。我们在不同的小学就读，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学。若无“文革”，他铁定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二
保险公司一点儿也不保险，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我还有谁能听见？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让我感到轻松。在我看来，只要更换地址，就会更换另一种新生活。
“振开在三不老胡同的孩子中，是淘气出了名的。院子里的老太太经常来敲我们家的门，把带来的孩子身上涂着红药水的伤疤给我看，责问我为什么不管教好自己的孩子。我知道振开又闯祸了，只好向来人道歉。踢足球扔砖头砸碎人家的玻璃窗，更是家常便饭。”（摘自父亲的笔记）
1958年，我们大院可热闹了，新鲜事儿不断，每天都跟过节似的。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们兄妹仨跟着入伙。在八号楼前的空地搭建起小高炉，父亲跟叔叔们从早忙到晚，烟熏火燎，最后炼出一堆炉渣般的铁疙瘩，于是敲锣打鼓——让人好生羡慕，大人就是比我们孩子会玩。
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城陷入疯狂状态，鼓号齐鸣，喊声震天，整整闹了三天三夜。学校放假，我在阳台拼命敲打空饼干筒，胳膊疼，嗓子哑，我睡得很少，就是想睡也睡不着，太吵。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40多万只麻雀。
惟一让人伤心的是，假山拆走了。一块块太湖石被吊起，装上卡车，一冒烟就消失了。那本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据说那些太湖石归了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军事博物馆。推土机忙活了好几天，把土坡夷为平地，再种上一排排窜天杨，生长速度惊人，没几年工夫就窜到三四层楼那么高。
我和一凡常出门远足，用脚丈量北京，身无分文，有的是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他大讲《80天环游地球》，我们坚信有一天会走遍世界。对，还要把楼里几个女孩子也带上，帮我们洗衣做饭。
出德胜门到齐家豁子，四顾无人，我们俩一头钻进菜地，刚摘了几个青辣椒，就被乡下孩子们发现了，石头土坷垃雨点般倾泻过来，我们抱头鼠窜。
三
转折是从阳台上那堆白薯变质开始的。烂白薯味很快转换成一个词儿：浮肿。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那么多粮食吃，孩子们喊饿，我就叫他们不要出去跑着玩，多在床上躺一躺。老二振先对我说：妈妈，就吃两顿饭，躺着还饿……
我想济年、三个孩子不能没有营养，就买了两只活鸡，想养一养杀给全家吃。叫老二下楼去放一放鸡，没想到给人偷走了。济年生气了，还把儿子给揍了一顿。有一次我饿得手发抖，出虚汗，实在难受，就在四川饭店买了一碗汤喝。回家后，看到全家人也在挨饿，心里很是不安，济年就劝我不要太自责。他说我们还是要苦中作乐，星期天全家一起上紫竹院去玩。我记得那次我和济年看见孩子们营养不良的状况，一咬牙在紫竹院活鱼食堂吃了一顿鱼，花了26块钱……”（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活鱼食堂就在紫竹院东门内，前面有个养鱼池，现捞现烧。所谓红烧鱼，只不过用酱油煮煮，没什么油花。按当时的收入，那顿饭实在贵得离谱。盘中剩下鱼骨头，我们兄妹仨咂着嘴，大眼瞪小眼。
炒饼可比红烧鱼实惠得多。每逢星期天，全家去西安门一家小饭馆吃炒饼。货比三家，那家就是比别的馆子油多量大。
“1960年至1961年，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工作……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兄妹三人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些。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价糖，孩子们吃得高兴，让人感到安慰。”（摘自父亲的笔记）
身为长子，我自认为有义务帮父母维持全家的生态平衡，监督弟弟妹妹，把热量消耗维持在最低限度。我和弟弟在公共食堂吃午饭，总是饥肠辘辘；妹妹在七一幼儿园日托，伙食不错，有时还能带回半个馒头。关键是晚饭，全家要精打细算，每人不超过二两粮食，钱阿姨就是有天大本事，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有一阵天天蒸菜包子，薄皮儿大馅。我以身作则，向弟弟妹妹宣讲少吃一个包子的好处，但完全没有说服力。
大姑父在德国拿到博士，是解放后全国少数几个一级工程师之一，享受国家特供。他不抽烟，把香烟分给父亲。在饥荒年代，父亲抽的都是“中华”、“牡丹”等名牌香烟。我的饥饿感随父亲吐出的烟雾沉浮，甚至出现奇妙的幻觉。
那年头各家极少请客吃饭，逢年过节，赶上亲戚串门进餐，只好互收粮票。饭后大人围在桌前掰着指头，锱铢必较，各自掏粮票。这对好面子的中国人是很尴尬的事。
一个月末的晚上，父亲给我一两即将作废的粮票和一毛钱，让我上街吃碗馄饨。新街口丁字路有一家露天的馄饨铺。待我坐定，已快十一点了，离粮票到期只剩下一个钟头。我把皱巴巴的粮票和钱交给伙计，核实无误，他随手抓了几个虾米皮撒进碗里，用笊篱涮了五六个小馄饨，再从大锅舀了勺骨头汤，端到我面前，热气腾腾。我饥肠辘辘，却没有马上动筷子，这是我头一次独自在外就餐，要尽量延长享受的时间。大锅滚沸着，伙计用铁勺敲打锅沿；一盏昏黄的灯泡，几只蛾子飞来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