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老胡同1号（修订稿）
发布: 2010-7-15 19:53 | 作者: 北岛
四
就像信徒去教堂一样，我们全家几乎每星期天都去护国寺电影院看电影，困难时期更是如此，似乎是对饥饿的某种补偿。
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从棉花胡同北拐，再沿护国寺东巷向西，步行约一刻钟。护国寺电影院外表不起眼，上有通风窗，乍看起来像旧厂房，年久失修，墙皮剥落露出了砖缝。只有玻璃门、电影广告和售票处小窗代表真实的身份。
我家订《北京晚报》，共四版，电影预告栏在二三版的中缝。父亲是个电影迷，订有三四种专业电影杂志，看什么影片基本由他来决定，而他似乎更喜欢外国电影，我看得稀里糊涂，却也跟着染上异国情调的毛病。早期的苏联电影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带东北口音，我最初还以为那就是俄文。
我喜欢影片开始前短暂的黑暗，让人产生期待与联想；我更喜欢放映时断片的间隙，银幕或一片空白，或带圆圈划痕的胶片首尾，在突如其来的沉寂中，能听见倒带的机械转动，时而夹杂蛐蛐的叫声。
散场后，随观众走出电影院，我总是很失望——不能跟主人公继续在一起，不能走向地平线以外，只有回到无聊的现实中。母亲往往一头雾水，回家路上，由父亲理清主要线索和人物关系。
当时影片不分级。有一回，我们全家看一部阿根廷影片。其中有个片断让我终生难忘：一个恶霸在酒吧侮辱一个美艳绝伦的舞女，把衣服一件件扒下来，衬衫、长裙、乳罩、吊带和短裤满天飞。我心惊肉跳，既渴望又害怕看到那裸体。在此关键时刻，一个好汉挺身而出，和恶霸打斗，随手把长裙扔给舞女遮体。我啥都没看着，却一连几宿都没睡好。
我开始独自去看电影，特别是期末考试头一天，似乎那是最佳的放松方式。我一般连看两场，在另一个世界彻底忘掉考试。也怪，就成绩而言，看电影比临阵磨枪有效多了。
有一天，我们学校有事，父亲带弟弟去护国寺看电影。散场时，观众拥挤，父亲的眼镜掉在地上，镜片碎了，他高度近视，根本无法走路，只好让弟弟回家去取另一副眼镜。这事把我乐坏了，但憋住没笑，我似乎看到全能的父亲独自站在电影院门口的冷风中，四顾茫然，一副无奈的神情。
五
三不老胡同1号由两栋楼组成，大门居中，传达室带有过渡时期慵懒的特征。看大门的伍大爷也负责传呼电话。电话铃响，他撂下饭碗，几步窜到当街，用手拢成喇叭高喊：“443电话——”
443是我家门牌号码。四号楼紧挨大门，共四层，每层四个单元，主要是民进的住户。先从左邻右舍说起。
441由单身的郑芳龙叔叔与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郑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后成家，搬到七号楼去了。田阿姨郁郁寡欢，而上大学的儿子爱唱歌，我们私下叫他“百灵鸟”。他每天上下楼高歌一曲，楼道的共鸣，大概能解决他高音区的问题。
442伍家。伍禅伯伯是广东海丰人，早年留日，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回国后加入致公党，荣升副主席。致公党主要由归侨组成，是八个民主党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来，伍禅就是该党的化身——寡言含笑，与祖国分享富强的秘密。他有三个文静的女儿。奇怪的是，从未隔墙听见有人高声说话。轮到我收水电费，得以窥视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4张家。张家奶奶和蔼可亲，总用上海话唤我“大少爷”。为躲避这称呼，我踮脚上楼，可她从楼道拐角悄然转出来，深鞠一躬：“大少爷回来了。”张守平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国使馆当保姆，有儿女各二。小女儿和我上同一小学，比我低一级。我四年级时对她产生过爱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学路上，她转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电流灌顶，我勇敢地迎上去，才发现她打招呼的是我背后的女生。这是个殷实和睦的家庭，用客套与外人保持距离，用沉默抵抗风暴。
431陈家，是致公党“外来户”。印象最深的是姐弟二人，弟弟陈春雷，在13中读书，因成绩优异留校当物理老师，会弹曼陀铃。姐姐陈春绿，在舞蹈学校教西班牙舞。打扮入时，薄纱衬衫和褶皱长裙，像吉普赛女郎。她后来从北京调到广东，据说因男女关系被劳动教养。
433曹家。一凡的父亲曹葆章，从耳鼻眉梢长出浓毛。他40年代在四川做过县长及国大代表，解放后自然不得烟抽。一凡与我同岁，小妹一平和珊珊同岁。两家的孩子来往频繁，推门就进。一凡上有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一个嫁给积水潭医院的医生，七十年代初去了香港。
434庞家。庞安民原是武汉交通银行经理，有一种见过钱的镇定。他夫人在义利食品厂当会计，等于掌管天堂的钥匙（特别是困难时期）。大哥庞邦本是画家，大嫂孙玉范长年病卧在床（另辟章节细说）。小妹庞邦选是师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气傲。小弟庞邦殿内心疯狂，一度写过小说，后来成了数学家。
421马家。马德诚是孙中山侍卫官马湘之子。当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攻打总统府，马湘背着孙夫人逃出来，孙夫人不幸流产，再不能生育。据说孙中山临终前嘱孙夫人：“马湘一生追随我，必须保障他的生活费用，把他的子女都培养成才。”当年马湘几乎每年都来京小住，散步时腰板挺直，一派军人气概。两个孙子大胖二胖后来分别成了教授和名医，未辱没国父的期盼。
423刘家。刘鹗业为人敦厚，苦心躲过历次运动，提早谢顶。他夫人是中学老师，家有二女。我们两家交情甚深，说来有特殊缘分：由于紧急分娩，我母亲为他们的小女儿在家接生。
424葛家。葛志成是民进秘书长，乃本楼最高行政长官，每天有专车接送。他在上海当小学教员时搞地下工作，解放后进京城在教育部当官。他平日深居简出，好像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夫人华锦是八中党支部书记。过继的葛家铎与我们初识时百问不答，得名“葛不说”。他们家拥有全楼惟一一部私人电话。
422沐家。沐绍良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长年病弱，加上“文革”受冲击，于1969年去世。家有两龙两凤，两凤来自第一次婚姻，早就远走高飞。遗孀方建民年轻得多，温和内敛，独自把两个儿子养大。长子沐定一跟我同岁，后考进八中。弟弟沐定胜（小京）排行最小，写得一手好书法，曾获全国书法大奖，凭这本事从工厂调进现代文学馆。他与我一度情同手足，甚至帮《今天》刻过蜡版。
六
一个男孩进入青春期，往往要有人点拨，相当于精神向导或心理治疗，最好是一位成熟女性。
我们管434室的庞邦本叫大哥。他1951年参军，在部队搞美术，转业后上大学，在中学当美术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在北京公安局专为“右派”画家设置的工作室绘制交通图标。“文革”期间被发配到河北邢台汽车修配厂，他设计的重型卡车外形，跟如今科幻电影的外星人战车差不多。
大嫂孙玉范是日本“战争遗孤”，生在大连，1945年父母撤离时遗弃了她，由中国人收养。那时她仅三十多岁，肤色黑，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大哥的摄影技术一流，为大嫂拍的肖像照比得上电影明星：头带红色方格头巾，背靠白杨树，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情调。
434室是楼里最大的户型，两室一厅，大嫂长年生病卧床，独占小客厅，厚厚的窗帘隔开喧嚣的世界。她特别善于倾听，三言两语点出问题的要害，让人心悦诚服。
1970年初冬一个晴朗的下午，大嫂和我们一帮少男少女出游。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欢声笑语，涌上14路公共汽车。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在枯黄的草地上围成圈打排球，大嫂身穿高领黑毛衣，像教练进行场外指导。天色暗下来，我们步行到新桥饭店西餐厅吃晚饭。那是她给我留下惟一的户外形象。
我和康成、一凡形影不离，被大嫂称为“三剑客”。见大嫂并非易事，先得看庞伯伯脸色，等他下干校了，还得忍受钱阿姨唠叨，她也终于回扬州老家了，大哥平时在邢台，每月回来休假一两次。
在内蒙插队的庞家小妹冬闲回到北京。她原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生，比我们大一岁，带来一个个聪明漂亮的姐姐。宋姐姐是职业女高音，让“三剑客”为之倾倒，引来一场感情风波。待尘埃落定，创伤难以愈合，于是轮流排队找大嫂单独密谈，她为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指点迷津。
从居委会传出风言风语，说大嫂“拉拢腐蚀年轻人”，我们不得不暂避风头。其实大嫂像个女政委，全都是正面教育，她鼓励我积极向上，对社会有所贡献；她认为我的诗太悲观太阴郁，应歌颂祖国歌颂工农兵。不知怎地，这话出自她之口，就不太让人厌烦。她嗓音有点儿沙哑，轻声细语，有某种催眠功效。
我婚后与大嫂来往少了，回家看父母，时不时到她那儿坐坐。她玲珑的小嘴出现细密的皱纹，那是时间的雕刻。
1997年夏天，我在加州戴维斯收到大哥的亲笔信，他告诉我大嫂因心肺病去世，临终前几个月只读我的诗集，一直放在枕边。
七
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１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大院”与“胡同”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大院”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胡同”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大院”代表权力，“胡同”贯穿历史。
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职，照样好吃好喝，可谓“最后的贵族”。
“大院”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上，特别在“文革”期间，人家自报家门时中气十足：“中直的！”“计委的！”“海军大院的！”。轮到我们，就像含着个大枣似的含混不清：“三不老的——”
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1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可见。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来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楼的。”家长多半翻白眼打量我——对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及残次品，平民百姓并无鉴别力。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夏天，公用水龙头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诨，孩子追逐嬉戏。沿墙角拐进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满碎砖破瓦。那有另一种生活：祖孙三代挤在一起，骂骂咧咧，可粗砺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恋；还有左邻右舍那份真心的关切……从胡同深处回望，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
大院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会遭辱骂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几个真正的胡同朋友。
关铁林是我小学同学，一度与我来往甚密。他家住在附近一条死胡同的小院，大楼遮蔽了其中的阳光。他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救火队员，三班倒，很少在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那个旧铜脸盆，坑坑疤疤，好象传家宝。下了课，他点火生炉子，把烧好热水倒进铜盆，用手指试试水温，慢慢把双手浸泡进去，陿意地闭上眼。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说我父亲的字写得多么棒。他吃惊地看着我。关于他父亲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现实层次，写字与救火是不对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于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另一个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家住后海河沿。他父亲是街头小贩，摆摊卖糖果针线兼营小型赌博业。那是个分格木盒，糊上窗户纸，缴两分钱用手指捅进小格，输赢几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奖品是糖果玻璃球之类小玩意儿。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简单：他儿子把秘密事先透露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