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小不喜欢逛商店，但委托行除外。这逛委托行的毛病还是冬舅给惯出来的。
冬舅是母亲的哥哥，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的国防部给张治中将军当秘书，国共打内战时又在老家长沙给省主席程潜作幕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本事没学会，喜欢排场的毛病却添了一身。尽管他的才学不错，人也算是风流倜傥，可是刚刚三十岁出头的人，政权易色，一下子就断了他的仕途。好在凭着他随从程潜、陈明仁一同倒戈纳降，算是起义人员，历次大小运动只要是唯唯是从，俯首贴耳，总能化险为夷，当然，往日的荣华风光是再也没有指望的了。
不过早年养成的毛病不好改，冬舅还是好讲究，只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讲究起来并不容易。裹高级点心的包装纸过一个星期不打开油都透不出来，蓝制服最大的区别仅在于八号甲还是七号乙，也就是尺寸长点短点，肥点瘦点。要是毛料的，那就得等攒够了工业券才成。可暖壶、凉席、钢精锅、洗脸盆，样样东西都等着工业券才能买。记得有一年我跟着父母去参加朋友家的婚礼，得了几块“奶油太妃”，当时舍不得吃，拿回家打开一看，里面却是没有包装纸的水果糖，即俗称的“裸体糖”。原来是人家好面子，才在外面裹上一张老糖纸装个样子。
冬舅又好吃，薪水月初发过，下了几次馆子，撑到月底就很吃力了，更别提在家里置办点什么像样的东西。可冬舅也有他的主意，没法大讲究就小讲究，没钱买新的就买旧的，但款式品牌是一定要高级入流。“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他的法子就是到委托行淘换旧货。有时他会兴冲冲地不期而至，指着刚刚穿上却不大合身的呢裤，说这可是欧洲的百年名牌。或者在三阳委托行看到一顶礼帽，说是和好莱坞明星戴的一模一样，只可惜这个月又没有钱了。
我家和冬舅家走动得并不勤，只记得有一次他突然兴致勃勃地跑到我家，一定让我们去他家看看新近买来的留声机，说是美国胜利公司的出品。据委托行的伙计介绍，这还是住在交民巷一家洋行的外籍职员要被轰回国去，不得已才出手的。于是我们全家都去了，看到的是座有餐桌大小，齐胸高的木箱，四周还雕了花。打开上面的盖子，里面可以一口气放上一摞七十八转的胶版唱片，然后自动换片，连续放唱。揭开底板，里面是一个有洗澡盆大小的黄铜喇叭，音质确实不能算坏，原来靠的就是这只喇叭的共鸣。只是看得出来，这台唱机真是有些年头了，周边拐角都留下斑驳的磨痕。
母亲问了价钱忍不住说道：用这些钱可以买两三台崭新的国产唱机了，而且还不用占这么大的地方。冬舅却不屑地说，我这个人从来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母亲知道，就这种话题和冬舅是永远扯不清所以然来的，便没有再搭话，但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冬伢子就是喜欢这些‘洋盘’”。
多少年之後，文革抄家。听冬舅说，“红卫兵”也到他家里来过，可他们听说当年湖南省官民起义的文告是出冬舅之手（这桩事他常挂在嘴边，就象是小旋风柴进手里的护身铁券丹书，也不知救过他多少次性命），又看见墙上满是冬舅龙飞凤舞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再说这只唱机的木箱奇大无比，冬舅解释当年是卸掉房门才搬进来，“红卫兵”居然也就做罢了。只是冬舅平素喜欢听莱哈尔的《金与银圆舞曲》和斯特劳斯的《春之声》，这时当然不能再放了，毛主席语录歌他又懒得听，所以在我从云南插队回京之後再见到那座唱机的时候，冬舅已经多日没有打开过盖子，上面乱七八糟地堆着杂物。冬舅自嘲说，现在就当它是座壁炉，在前面放张摇椅，躺在上面，吸根雪茄烟，读本侦探小说，也象是英国绅士了。
冬舅喜欢逛委托行，每次到我家来，必要顺路去一趟宣内大街的中昌，有时还要带我去。
中昌委托行在宣内大街路西，靠西单路口往南不远。委托行又叫旧货店，原本并不是一个什么显眼的行当，京城里全部也不过是有数的那么几家。除了宣武门里的中昌之外，原先东单南口的三阳，王府井路西、隆福寺里和菜市口路北还各有一家，剩下的一些委托行规模都比较小，不能单成买卖，多附属于另外的百货商店，象新北京的五棵松，安定门外和平里的商场里头就有这样的小门市，而且年头和名气都要短得多。委托行正式名称应该是信托商店，就是用钱孔急，或是要拿家中多余什物变现的买卖。早年京城里还有当铺，可我没有见过，只是在上房李家吃饭的小方桌底板上看到过一个大大的“当”字。我问母亲，母亲悄悄告诉我，那肯定是原先当铺外面的木匾招牌，解放后取消了当铺，李家就用它来改成小饭桌的桌面。另外原来还有一种沿街收旧货的，用扁担挑一副竹筐，敲个核桃大小的小扁鼓，吆喝起来用手护着耳朵，像是能扩大音量似的，声音高亢悠长，俗称“打小鼓的”。他们将收购来的东西再转手卖给旧货店，收取其中的差价。这路“打小鼓的”我幼年时还见过，但很快，随着“三反五反”和“公私合营”的运动，他们就销声匿迹了。所以，文革前那十几二十年里，京城民间里上得台面，以物换钱的买卖就只有委托行这样一个渠道了。当然，“捡破烂的”常去的废品收购站不在此论。文化革命里面各路人马开打之後，革命派认为信托商店的名称仍然还有资产阶级或者旧社会的味道，将这类商店的名称改作“日用品调剂商店”，就像旧书店後来都叫“中国书店”一样。那时候，凡是和“旧”沾边的事情都不好。
可是委托行卖的就是旧货。小时候跟着父母上街到东单，或者西单，从中昌或者三阳的门口路过，看见橱窗里的商品似乎不成系列，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全是市面上很难见到的货色。貂皮大衣、铜头拐杖、柯达相机、派克金笔，在在都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真不知道出手的是些什么人。我总是好奇地往里面张望，父母却从来不带我进去，这样就更平添了几分神秘。于是每次和冬舅去逛过委托行也就比跟父母上街显得兴奋。冬舅认为这是我把他引为同道，很得意地对母亲说：“都说 ‘外甥象舅’么，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可是冬舅走后，母亲却对此大不以为然。
父亲其实也喜欢旧东西，偶然到琉璃厂，但大多只是看，并不买。更多的是去旧书店，而且要买。每次上街，母亲去看时新百货，父亲便总是一头钻进旧书店，说是等一下来找母亲。可次次又让母亲久等，回家之後彼此埋怨的话一大堆，说是下次再也不一起出去了。
冬舅的旧学底子其实很好，但他从来没有带我逛过旧书店。我问他为什么总去委托行，可不去旧书店。他对我调侃自己说，你父亲在调剂精神，我在调剂物质。你父亲大概是想从精神变物质，我可是想从物质变精神。
在委托行里，看见冬舅兴趣盎然地和伙计们高谈阔论，我虽然不全懂，但也知道了一点皮毛。原来委托行里的买卖分两种，一种是寄售，一种是出卖。前者价钱稍高，有时卖主甚至可以自报价格，当然委托行会随行就市，提供建议。如果是寄售，货物要到卖出之后才能得到货款，委托行则从中赚取佣金。后者则是卖主需钱孔急，将物品索性卖断给委托行，立刻拿钱。当然，这样价钱要比寄售低不少，此后货款两清，委托行可以自行定价，售出后利润全归委托行。无论是上述哪种办法，都有定价的伸缩余地。除此之外，在前面柜台上的主顾也可以和伙计讨价还价。这和其它的国营商店有所不同，在那些商店里，要是顾客爱挑三捡四，刚把手在货品上碰了一下，售货员就会粗声大气地吼道：“你给我放下！好的你都给挑走了，剩下的卖给谁？你这不是成心要破坏国家财产么！”这话说得倒是也对，货物不属于哪家卖主，而都是国家的。要是把话提到破坏国家财产的高度，一般人都会立刻吓得住手。可委托行的货物不同，是私人的，顾客的胆子也就大了许多，往往会要求伙计给打个折扣。伙计为了表示自己立场的超然，往往会摊开两手，上下摇晃着说：“我们的买卖是双手托两家，一边是买主，一边是卖主，谁也不能吃亏。”不过碰到老主顾，或是难缠的顾客，碍着面子，也还有让价的余地，这时候伙计就会说：“行，行，你等等，让我进去问问。”过一会儿从里边打个转身回来，或是满面春风地说：“就是这个价了，您看着好就交钱罢”；或是一脸丧气地说：“后面领导说不成，您再给还个价罢。”当时市场上的物价，特别是公私合营之后，无论白糖还是面粉，也无论棉衣还是皮袄，全城都是一个价，如同舆论一样，讲求一律，委托行作买卖的法子不能不说是“旧社会”仅存的残余迹象。对于我这个从小生活在红旗下的孩子来说，即便是在菜市场买几斤西红柿，倘若不是烂得不行只得贱价处理之外，从来没有见过二价，所以看见委托行里进进出出的人们行为做事不同一般，反倒倍感新奇。冬舅就挤在这样的人群里说三道四，一脸的兴致。
後来长大了之後我才懂得，在我刚刚出生之前，这个社会曾经有过翻天覆地的变化，穷人变成富人，富人变成穷人，仍然还是有穷富的差别，只是就每个人而言境遇不同罢了。穷人变富，事情当然好办；如果富人变穷，就只好靠典当旧物过活，这也是委托行里的货色为何不同于国营商店里的商品，显得稀奇古怪的道理。可惜我家解放前既不穷，解放后也不阔，父母生活上从来都是无可无不可，更不愿意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家中只有一点生活必需的用品，既没有什么可以卖给委托行，也从未觉得要从委托行里添置什么。于是乎，委托行这面折射社会变迁的镜子，我到很晚才懂得其中的道理，错过了从委托行里观察社会的机会。
到了文化革命，我家也终于象解放之後历次运动倒了霉的家庭一样，不得不和委托行打交道。那时，父亲的工资停发，家中的存款冻结，只好翻箱倒柜地找些能值两个钱的东西变卖，这时候我才体会出世态炎凉的味道。只是我家并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卖，连自己都看不上眼的几件东西，还被造反派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证据如获至宝地拿走了。
如今我只记得拿过父亲的一块“奥米茄”手表到中昌去卖。当时中昌的伙计还告诉过我，只有三种表是一级，而其中又只有“劳力士”才能打败我的“奥米茄”。可是当时我家急需将手表换出钱来度日，对他的评论我并没有往心里去。还是好多年以后我在德国读书，在科隆大学的一次学生会活动上，碰到社科院法学所的老刘，他亮出手腕上金光闪闪的“奥米茄”，又重提这段手表高下之分的话题，并且对我于此道的懵然无知表示出莫大的怜惜之情，这才让我想起旧事，发现中昌的伙计与法学所的高级研究人员看法竟是如出一辙，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到了後来，我要插队，母亲要下干校，整个家彻底拆散，所有东西，从桌椅板凳到书柜木箱统统卖给了中昌。那个时候，整个北京城都在扫地出门，清理门户，中昌当然也就老实不客气地狠狠地压价。由此我对家中发生变故时中昌的做法多少心存了一些芥蒂，两年多之後我从云南农场回到京城，虽然也有数次从中昌门口路过，却总也没有兴致踏进它的门槛。再说这时我和母亲已经搬离头发胡同，寄居在景山东街的出版社大院里，此后我在京城逛的大多是隆福寺里和东单三阳两家委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