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离京返京前后只不过是两三年的事，可此后的时局有了很大的变化。自从接班人林彪摔死和尼克松访华之後，尽管政府里头依旧打得不亦乐乎，但民间百姓大都慢慢知道了一些外洋的情况，对原先故作深恶痛绝状的资产阶级反而情有独钟。要是手上能有几件刻着洋文商标的玩意儿，嘴里还能冒出几句洋文，那是最时髦不过的，也最让人瞧得起。就像文革初起时，袖章上倘若印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就比一般的“红卫兵”更高人一等，如果是雇农出身，绝对比贫农出身又要荣耀许多。在文化革命后扑面而来的抄家、下放等一而再、再而三的运动里，原先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稀罕物件或是强取豪夺，化公为私，或是家道中落，变卖为生，都流落到委托行的柜台里面。到了这个时候，为了追逐时髦，委托行竟渐成“前卫”人士光顾的去处。
记得有一回在和平里的委托行里，我看到几个穿戴还算讲究的中年妇人结伙到委托行里淘旧——那个时候所谓的讲究无非是从西式小开领里翻出个白衬衫，脚上的皮凉鞋是从后面系袢而已，但欲掩欲显的苦心修饰还是能够让人心领神会。她们站在柜台前久久注视着一架老式电唱机，小声地议论。我偷眼看去，上面的商标分明是德国的老牌“格龙地希”。其中一个妇人不免有些得意地说：“要是我家的老头子在这儿就好了，他肯定知道这是哪国货。不过据我看，像是美国造。”旁边的女伴都连声附和说：“那是，那是当然，你们家老头子会好几国外文呢。”话音未落，先头说话的那个妇人赶紧用眼睛的余光环顾左右，神采飞扬地打量周围到底有多少人听见了女伴们这句由衷的奉承话。要知道，那时候电台里刚刚开始播送陈琳的英语第一册，最脍炙人口的洋文句子就是“Thank you”和“Good Bye”，而许国璋先生还根本默默无闻。
在那个与外界多年封闭的年代，真正懂行的专家不是死了，就是关了起来，剩下的几乎只有委托行里的伙计能够七齐八不齐地知道一点残缺不全的皮毛。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也由不得你不信。所以旧日由冬舅培养起来的兴趣旧情复燃，我没事总喜欢到委托行的柜台前面站站，听听老师傅们的信口开河，多少增长一点并非笃定正确的知识。而委托行里的伙计也紧跟社会上的步调，原先埋藏在内心对洋货的崇拜也迫不及待地显露了出来。
有次我到东单路口的三阳委托行，柜台上正有一桩小提琴的买卖。买主是个青年人，那个时候虽然也批“无标题音乐”——凡是只标明作品第几号，而不说明具体内容的，大批判统统要批——但西洋音乐已经铁定成了“前卫”，尽管都是古典音乐。那个青年人大概是个初学的生手，尚不摸门径，嗫嚅着小声问伙计道：“师傅，这琴您看值么？”只见伙计当仁不让，胸有成竹地弯起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使劲敲着提琴的背板说：“听听，听听”，然后翻过面板这边来，指着从音孔里透出来里面的商标骄傲地说：“看看，看看，这是铃木，铃木的啊，你见过铃木么？”起初我看这位伙计咄咄逼人，象是个行家，正想听听他下文是不是要说到铃木政吉和铃木镇一父子的旧事，可听到後来才终于明白，原来他是把日本人的姓氏当成造提琴的木质材料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逛委托行的兴致，在那里可以听到许多杂七杂八，似是而非的谈论，丰富着我对社会的认识。在民间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的遗孑一扫而空的年代，惟有委托行能将物质文明的遗孑展现给世人。委托行和旧书店一样，一堆旧物反倒成了那个非常年月里开风气之先的窗口。委托行的伙计也和旧书店里的伙计一样，一时间成了我们这些渴望知道外界的青年人心仪的人物。记得那时我一直对这份职业羡慕不已，曾经梦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和逛旧书店一样，逛委托行成了我到故宫上班之前那几年游手好闲的主要社会活动，等待着看不见希望的希望。
不过委托行逛归逛，只是我回到京城好几年都没有工作，全靠母亲在干校发的工资接济，并没有钱买。按照洋人的说法，这叫作“橱窗购物”（Window Shopping）,就是光过眼瘾，不掏钱。
不过有一次除外，那是我在隆福寺委托行里买到一台“安能吾得”（UNDERWOOD）牌的德文打字机。
说到打字机，我最早的记忆是父亲有次大约是什么事情要打几页外文，就从他的朋友许伯伯家中借来一台UNDERWOOD牌的打字机。那个时候我大约只有六七岁的光景，见了这个奇怪的玩意儿十分好奇，就趁父亲不在的时候赶紧在上面胡敲乱打，可是因为卷纸轴上没有装纸，打印带滚到了头，卡在那里也没有换方向，最后还把打印带也揪了出来，而且一不小心把它缠到了换行把手上。打印带是父亲刚刚买来换上的，里面的油墨特别足，结果搞得打印机上沾满了油墨。
结果当然是惹得父亲生了气，而且让他花了好长时间擦拭干净才好意思还给许伯伯。
事后父亲很羡慕许伯伯有这样一台得心应手的外文打字机，听说还是许伯伯在临解放之前到瑞士参加万国邮盟会议的时候买的。据说价钱不菲，许伯伯也是省了许多额外开销才买得起。我问父亲这叫什么东西，父亲灵机一动，将UNDERWOOD转换成近似的中文发音，说这个奇怪的机器名叫“安能吾得”，并且告诉我，说成现在的意思就是“如何才能让我得到”。
当然，后来的政治形势一日紧似一日，渐渐的，既没有什么外文图书可看，更没有什么外文要打，父亲对打字机的兴趣也就日减，后来在家中从来没有人再提起过什么打字机，我连打字机的样子也都朦朦胧胧地逐渐忘掉，只是记得父亲说过有一种叫作“如何才能让我得到”的机器，而且名字令我百思不解。
这天百无聊赖之中，我又到东四隆福寺街里的旧书店里翻书，早已被大家翻得书角破烂的那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实在没有看头，于是我就出了书店的大门，信步走进隆福寺市场后身的委托行里。
大约委托行的伙计早就看着我眼熟，也知道我是个根本不买东西，只是“过眼瘾”的看客，所以扫了一眼，并不上前照应，只管和眼前的一位风韵犹存的妇人搭着腔。那妇人果然也见得一些世面，嘴上只管吹开去，也许是说给对面委托行的师傅听，可也许是要说给周围的顾客听。
耳朵里耐烦着这些无趣的大话，我就在柜台内外打量着新到的物什。这时我斜眼望见货架上新添了两架机器，形状使我一下想起了幼年时候父亲曾经从许伯伯家借来的外文打字机。但是多年未见，我也不敢肯定是否应该叫它打字机，这时候突然想起父亲告诉我的话，当初他是把它叫作“安能吾得”，心想这总归没错，于是等那口若悬河的妇人稍有间歇，我赶忙对老师傅讲：“那是‘安能吾得’么？”说罢连我自己都听得出来话音里面的踌躇不决。
没有想到，声音虽然嗫嚅不清，却使老师傅为之一惊，不免转过头来对我另眼相看：“哟，你还知道这打字机的牌号呢！那我一定得让你瞧瞧。”
老师傅一副“货要卖与识家”的架式，将打字机从货架上抬了下来。看来很重，我便有些后悔，觉得不该多嘴。但为时已晚，他已经将打字机搬上了柜台。
我有些惶恐，但想这正是个开眼的好机会，看见打字机档板上的商标“UNDERWOOD”，心中这才终于明白，当初原来是父亲信口开河，将它叫作“安能吾得”，不免会心的一笑。
老师傅看我笑了起来，还以为我是个内行，看到了好货。他也就不甘居人后，连忙对我卖弄起来：“别看你岁数不大，可一看就知道是个行家。你看看，这是真正 ‘盎德伍德’五型的，‘回跳’、‘制表’都有，还有‘换带’键，绝对错不了，这种五型机器三十多年卖了上百万台呢！”
“德国人瓦格纳发明的，人家德国人就是厉害呀！”说到这儿，师傅似乎觉得有些语失，赶紧闭了嘴，眼睛还朝四下里望望。
听到老师傅说到这里，我还真是动了心，那时候我正读着些德文，“安能吾得”，“安能吾得”，这不是就让我得着了吗？老师傅是个精明的买卖人，一看我的表情似乎就知道下文，伸出五个指头对我说：“五块钱，有没有？有，这就是你的。”然后又小声地凑在我耳朵边上说：“这都是当年红卫兵抄家弄来的，他们不懂。要不介，别说五块，就是五十块也不能卖给你哇！”
五块钱一台的‘盎德伍德’五型打字机真不能算贵，心中一喜，可又是一忧。说老实话，兜里正有五块钱，那是母亲在干校一再来信嘱咐，每月要留下买煤的钱，不然吃不上热饭，身体会坏掉。
看见师傅一脸的期待，其实我知道他倒不是多么盼着将打字机推销出去，而是希望他自己没有看错一个识货的行家。我不能让他看扁，狠狠心，掏出裤兜里的五块钱，到底买下来，扛回了家。
回到家中，我将封尘数年的打字机统统拆开，先将零件用汽油洗净，再敷上润滑油，又重新装配起来，最后用保养自行车的上光蜡一打，黑色的烤漆锃光瓦亮，银灰色的键盘熠熠生辉，几十年前的旧物又经文化革命一场风雨，如今看起来居然象新的一样，可见原先的主人是多么的爱惜。再仔细端详一番，发现打字机的后身还嵌有一块小铜牌，上面有青岛福慧洋行的标记，看来当初的主人是购自那里。于是想到德国人曾经呆过青岛，认识的几位长辈也曾在那里生活过，原本就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推而广之，我又不免想到这台打字机到底是何人用过，德国人还是留德归来的学生？要是留学的海归，为什么後来搬到北京去，难道是为了支援新中国的建设？当年想必春风得意，可连心爱的打字机都让人劫走，又可见文化革命里必定遭过大罪。如今人在何方，是死是活？一连串的联想和疑问看来都不会再有答案，平心而论，于我自己其实也不过是一掠而过的念头，多少年来，这类故事我听到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大多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我觉得，我所知道的不幸家庭却也大多相似，而且多到记都记不起来，记都记不清楚的地步，所以还不如不记。
眼下能够记得起来的倒是我试着在“安能吾得”上打出的第一个句子，不过不是德文，而是英文：“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麻利的棕狐从懒狗的身上跳过）”，它包含了英文里全部的二十六个字母。而至今我仍然不清楚，是否有人编出过一句德文句子，其中能够包含所有的德文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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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早已不用这种老式的打字机了，只是因为德文键盘上Ｙ和Ｚ的位置是调换过来的，与英文键盘不一样，当初在“安能吾得”上养成的习惯让我在电脑上时常会打错这两个字母，但也就由此记起我的“安能吾得”。有时走在波士顿的街头，偶然会在一两家古董店的橱窗里看到摆在那里招徕生意的老打字机，牌子大多都是 “安能吾得”，这时我就会伫足多看上两眼，让我想起往事，想起京城里的委托行，想起那些要不是“安能吾得”恐怕会忘记了的往日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