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一位当代诗歌评论家，若论上世纪八十年代诗评界的领军人物，可以说非他莫属。那时，只要杂志的目录里出现他的名字，这一期刊物我就会买来读，我家书柜上至今都排列着他好几本大著。
对他景仰不仅因为他声望素著，更因他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当年他为“新诗潮”辩护就是为一代年轻诗人辩护，那时他仿佛是诗歌和我们的保护神。他的这篇评论与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一起被称为“三个崛起”，为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对谢冕先生的敬重并未因后来诗歌的每况愈下和批评的失语有所减损，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递升，更何况在我的内心深处还存留着一份感恩呢…
1993年春天，我来《南方周末》刚一年，报社离家很近，我走路上下班。一天下午，我在路上听见背后有人喊我名字，回头一看，是中大的教授程文超。于是我们结伴而行，边走边聊。程文超说最近在刊物上读到我一组诗，非常喜欢，向我询问写这组诗的起因和背景，并有滋有味地听着我的描述，不仅谈我的诗歌写作，还交流起北岛的“朦胧诗”和韩东的“生活流”诗。他强调诗歌写作应当有难度，因为它是文学中最高级的艺术，写诗歌太轻易成大白话了。他突然问我：“你认识谢冕先生吗？”我说读过他许多评论。他说：“谢冕先生是我的导师呢！”我很惊奇，“谢冕先生是做诗歌研究的，你怎么会是诗评家的学生呢？”我这么说，是因为印象中程文超只做小说评论，与诗歌毫不搭界。没想到他竟说：“我对诗歌的热爱决不亚于你呵！”于是他大谈特谈他对诗歌的感受力，还说我的诗歌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神秘，二是惟美，神秘是与女性身体有关，惟美则与女性的情感有关。更令我洗耳恭听的是，他还仔细分析了我的诗歌与当下其他女性诗人之不同，有一种彼岸之美。我问什么是彼岸之美？他反问我：“你读过薇依吗？”我说我当然读过她，而且非常喜欢呢！他说：“这就对了，你一定会喜欢她的。”这之后，他说了令我喜悦的话，他说要为我写一篇诗评。我有些受宠若惊，兴高采烈地走着，快到报社的时候，他叮嘱说：“小女人文章也要写，但你的诗歌更漂亮，更要好好的写。我还是让我的导师给你写一个诗评吧！”这话简直令我大喜过望！在报社门口分别时，文超兄从书包里掏出圆珠笔和小纸片，把谢冕先生的地址写给我，嘱我把诗歌手稿照地址直接寄去。从他的言谈中，我感到了他对谢冕先生的那份敬重。不过，对他诚挚的提议，我却不太敢当真，因为声称为我写评论而无果的事情，我已经历了不少。在这诚信日渐稀薄的年代，类似美意纯属礼节，包括所谓朋友。
一晃半年时间过去，这件事我几乎忘记了。有一天我在大堆稿件里看见了谢冕先生的来信，打开一看，哇——，竟是为我的那本八十年代诗歌手稿《月光下，那棵神秘树在哭泣》写的诗评！文超兄的随口一诺，真的兑现了。
我欣然展读谢冕先生对“神秘树”的阐释：“这些‘神秘树’发育并生长在一种特殊的土壤和环境中，一方面是世代遗传的理想情结，一方面是现实的磨难和苦痛。诗人把这两个因素拼接在一幅幅开阔而沉郁的画面中，这就是八十年代前期她诗中经常出现的北方大原上的冰雪森林和黄昏的意境。我对这位诗人的生活经历并不了解，我只知道如今她生活在温湿的南方都市，我不知道何以在她的诗中频频出现上述那种关于寒冷的北方的画面？这的确并不重要。诗人可以把她的生活经历作为背景，诗人也完全可以把她的想象性的时空作为现实的世界托出。”
此刻重读谢冕先生的文章，已是17年后了，我仍感念他审美感受的敏锐和细读的入微。当年“三个崛起”后的诗评界，正是西潮汹涌、新概念纷呈之时，晕眩于那样一种时代氛围，对此文的骤然独辟蹊径，我竟一时有些不适和失重——谢冕先生是诚实而朴素的，他的文章据实写来，而没有一丝廉价的忽悠。看看眼下的诗坛吧，那些毫无感受力的、因被收买而寡廉鲜耻的平庸诗评，甚嚣尘上。
谢冕先生在文中说“我不知道”，他绝不扮演全知全能的伪批评家。当年我全然无意识的一路写来，倒是由于谢冕先生的发现，使我在回望中，对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豁然有所认识。我想，那时我的笔下之所以“频频出现那种关于寒冷的北方的画面”，正像某种“对异国情调的向往”（歌德），或“生活在别处”（昆德拉）的意识漫流，况且那时我的爱人生活在北方，况且当时广州的诗坛令人压抑和沉闷——我因参加《华夏诗报》组织的一个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居然被目为“现代派”和“自由化”，而遭围攻，以至于事后电台的多个领导找我去谈话！
一个诗人的成长像一个孩子的成长一样，需要鼓励。这种鼓励就像种子需要水一样。谢冕先生在文章中对我的诗歌作了这样的评价：“她的这些诗作摆脱了当时容易有的意识形态的羁绊，不是在社会层面展现时代的气氛和特性，而是通过自由心灵对于自然界的尽情享受和占有，显示出人的胜利。”这种审美价值感的分析，对一个在困境中的青年诗人是多么重要！
中国是意识形态的社会，不是惟美社会，因而没有一个审美的知识界，也因而中国从古至至今的主流批评都是习俗的社会学批评。因为习俗的社会学批评能引起最广泛的共鸣，而审美的事物永远曲高和寡。谢冕先生能从一个非社会学的、审美的层面来评价我的诗歌，真是可遇不可求！
多年来，在诗坛我自认为是一个另类存在。新诗潮固然是反叛的，但仍表现为某种群体性的意识形态行为。在南方，我虽然承受着压抑和苦闷，笔下呈现的却总是鲜活的、源自内在生命的渴望和憧憬。谢冕先生和牛汉先生都敏感的发现了这一点，他们不谋而合地以“流动的生命”来命名这一特点：谢冕先生文章的标题为《流动的生命树》，牛汉先生文章的标题是《一个流动的生命体》。这种价值肯定，使我更坚定地走在喧哗之外。
当时，我正着手整理八十年代诗歌手稿，准备把谢冕先生的诗评恭录其中，寻机出版。遗憾的是由于经费问题计划搁浅（这部手稿至今一直放在我的抽屉里），后来，我在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号《作家》杂志上，读到了谢冕先生的这篇文章。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25日第二届广东诗歌节在珠海举行，在会上我看见了谢冕先生。谢冕先生今年７８岁了，可他一点都不显老，他的评论家风采，至今诗坛无人能比。当我问他：“谢冕先生，您还记得我吗？”他马上回答：“马莉，我怎么会不记得呢，不但记得，我还记得你的夫君朱子庆呢！”说完他哈哈大笑，他的笑声像四周巨大的琉璃窗一样透亮，温暖，没有一丝灰尘，你不能不被这样的笑声感动。我把我新出版的《金色十四行》诗集送给他，他看着封面上我的木刻像，说：“我回去一定好好拜读！”
这话倒让我感到歉疚，烙印在心里。
2010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