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谢婷婷、敬晓娟、赵若昕、陈诗艺、许晖、李连铁、李晓鸥（广西师大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录音整理：谢婷婷
采访时间：2009年11月9日下午3时至5时
地点：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文学院基地楼二楼接待厅
黄伟林：我读了你的三个小说（指《覆水》、《特蕾莎的流氓犯》和《望断南飞雁》），我的感觉就是你写小说非常理性。就是说，你的小说，表面上都是爱情故事，你最初写的《爱在无爱的硅谷》，就是很典型的爱情故事。但是这三个小说，可以说它们很严肃，它们也是爱情故事，但都承载了很严肃的思考，《特蕾莎的流氓犯》通过主人公面对“文革”的忏悔心态，这一次你的这个新的中篇《望断南飞雁》，我觉得你的落脚点放在，比如说男主人公忽略了女主人公的情感意识，一个表面平庸的女孩也有自己的美国梦。
陈谦：每个人都有他的美国梦，我就在试图表达一些蛮复杂的东西。
黄伟林：你有一个很理性的思考。《覆水》也牵涉到女主人公依群不断变化的自我认识。最初她因为健康的原因，有身体上的自卑感；后来去了美国，发现了自己学习上的天赋；然后是对自己婚姻的失望；最后又有新发现。依群面对丈夫的恩惠、面对家庭的责任，还面对事业的挑战，她是在这样三个面对中缓慢地认识自己的，这个认识的过程比较从容，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发现同时也是她对自我的一种发现。而且，认识的内容也相对丰富，所以，您本人比较钟爱这个作品。但是，就这三个小说而言，它们都反映出您创作的理性意识，我不知道我这样来理解你的小说，比如说你喜欢通过故事来展开人物的自我认识，合不合乎你小说的实际？
陈谦：对，所以我觉得你的概括做得非常好。首先你讲到理性。我觉得这跟我的理工科背景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我是读理工科的，受过长期很强的逻辑思维训练。我写小说，跟文科背景的人非常不同的地方——我对逻辑的要求是很强的。逻辑错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硬伤，因为理工科领域是不允许逻辑错误和逻辑硬伤的。这导致我在这方面的思考比较多。我写一个人物，会把他的心理给他讲通，要看心理逻辑上通不通。一个人的个性延续性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是跟我的理工科背景有强烈的关系。
你讲到通过故事来展现那种自我发现。自我发现一直是我很感兴趣的，这就是跟我的美国经历有关了。他们西方讲的是你一出生，你的使命是什么，你要去寻找和发现。因为他们有基督教的背景嘛，就是说上帝赐予你使命。来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使命，你要发现它，努力完成它。这就是寻找的过程，也就是搞清楚自己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所以你刚才说自我认识、自我寻找、自我完善、自我完成，该是贯穿终生的，这是我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
黄伟林：你的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点啊，我觉得就是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就是心理描写的成分很重，那我就想问一下，这究竟是你小说写作的特点，还是因为你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了所受的影响，比如说，你可能没有母语环境了，交往交流少了，你就沉湎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另外我也在想，海外华人是不是都有你这种倾向呢，是不是都有你的小说表现的那种倾向？
陈谦：不见得，我觉得这一点上我是蛮特别的。这跟我个人的心性有关系，首先是我的个性，我比较敏感。这可能看不出来，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其实我对内心的关注比较多。我比较喜欢跟有思想的朋友有一些形而上的的交流。我会跟很多人吃吃喝喝玩乐，但实际上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在形而上的，灵魂上的深刻的思考。这是我个性的一个方面，我很关注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很喜欢王安忆的小说，从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喜欢，这是为什么？我觉得王安忆的小说里面关注的是“人”。我不喜欢那种一上来就是“啪啪啪”讲故事、叙情节的东西，我从来关注的就不是这个东西。就算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是喜欢王安忆那类的作家，她的作品里有那种西方小说对内心关注的特质。而且到美国以后，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大家都强调发现自我嘛，就是大文化环境的基调跟我的内在的气质匹配了，气质配上去了，我的写作就会反映。我想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但是你刚刚问到说别的海外华文作家有没有这种共性，就我读到的东西，我觉得不是。每个人的类型不一样，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可能算比较特别的一个。我比较关注内心，是往心里面深处去，是往内走的小说而不是往外走的。因为我觉得世界五彩缤纷就是因为人的心理千差万别，因为这，就导致很多很多事情。我就特别想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是由什么导致的。我发现，外部的所有冲突冲击都是因我们内心的东西发生的，这是我的理解。我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言行举止都是我心里面思维的一种折射。为什么我对这个感兴趣？因为我对心理学非常有兴趣，长期以来，我都考虑要不要去念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位。我有个好朋友童慧琦，她是心理学博士，我们不时会约了专门的时间一起聊天。周末下午的时候喝着咖啡，我们可以讲很久很久。我们讨论这类心理学的问题，当然主要是我向她请教，我们探讨人心灵的种种问题，她给我很多启发，也推荐我读那些西方心理学经典的读本。我每次跟她聊完就觉得，这个世界不管多么缤纷离奇，其实百孔千疮，而且都是从心理出来的。每个人都有病，所以现在我很悲观，呵呵。真的，就像张爱玲说的呀，华丽的旗袍下全是那种虱子。我是说人的内心非常重要，所以我的小说自然走这种方式。我就是想寻找“故事为什么会发生”。我的小说想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发生”、“怎么发生”，不是how，what，而是why，那肯定就要走到人的心灵里去啦。但是可能这中间也局限了自己，我现在还没想清楚，就是说你可能会有类型化，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黄伟林：应该不会，我觉得你的这种感觉应该不会。我觉得刚刚陈谦讲得非常好，大家看，这个世界无论多么的五彩缤纷，但都是千疮百孔，而且来自你的内心。
陈谦：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女朋友，那个心理医生，你只要听她讲人发生的各种心理症状，就会发现那是真的，很灰色的。
黄伟林：其实有个佛教的故事，就是说有个人很痛苦，他就觉得，我怎么那么痛苦呢？后来佛就让他去走了一圈，他发现人人都很痛苦，哈哈。
陈谦：对啊。所以我关注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痛苦，为什么会发生。其实我的小说就在寻找why。所以你会发现我的小说，情节不是很那种离奇的，矛盾冲突也不是很激烈的，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弱点，你往这个方向走的话，中间肯定会有这类问题。
黄伟林：现在我再接着问啊，就是在你最新的小说《望断南飞雁》，我就发现你让你的人物携带了民国时期新桂系的历史影响，比如说女主角的母亲她是桂系的。
陈谦：你读得很细哟，呵呵。
黄伟林：那么不知这是否有可能成为你今后小说发展的一个空间呢？包括你写作中的这个……
陈谦：正在写的这个长篇。
黄伟林：就是昨天我跟你谈到，可能我们当代作家对历史的研究，对社会历史时代的内涵的理解，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凭经验写作，我们本来就在历史当中，后来我们可能学到了更多的小说技术，我们的小说更职业化，但是，我们要是想让小说或文学达到一个更高的程度，可能就需要有一种思想的高度和历史的深度。包括写文革题材，我觉得仅有对文革的否定意识、忏悔意识显然都是不够的。一个优秀的作家如果要写中国的文革，可能需要对文革历史进行大量的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采访大批有过文革经历的人，他需要有一种学者的态度的介入，这样才可能写出优秀的文革题材的作品。所谓史诗，必须建立在史的基础之上。我们中国当代六十年就没有真正的史诗性的作品。
陈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几乎可以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等的东西，没有任何有意的表达。
黄伟林：是啊，通常的说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一批西方伟大作品的产生，但是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却没有，包括我们的解放战争，或者讲内战，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但是缺乏让不同区域的人……
陈谦：不同信仰的人都能认同的作品。
黄伟林：哎，不同的国家、民族都能认同的作品。
陈谦：这就是你刚才讲的伟大的小说，还没有出现。
黄伟林：对，所以我感觉到你的作品出现了桂系、文革这种历史的内容，那么，我就想，这会不会成为你以后小说创作发展的一个空间？
陈谦：关于桂系，我先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就跟我妈妈有点关系了。我妈妈是广西容县人，所以你一听就知道了。广西容县出过桂系的“二黄”，黄绍竑，还有一个黄旭初，我妈妈那时会经常讲到以前的事情，他们在故乡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很小就听母亲讲的，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他们黄姓的家族，哦，我妈不姓黄。
黄伟林：容县很厉害，容县出了几十个将军的，民国的将军。
陈谦：而且容县是广西的侨乡嘛。
黄伟林：而且是美人乡。
陈谦：呵呵，你知道啊。
黄伟林：杨贵妃就是容县人啊。
陈谦：我就经常听她讲她在容县长大的事情，容县是广西很开化的一个地方，又是广西的侨乡，我妈妈的家族是从南洋回来的，所以他们的女孩子都能上学的。桂系出的黄绍竑就是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还当过湖南省主席还是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