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的口述自传取名为《知道》—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书名。不过，是否字面下仍有深意呢？在《知道》一书发布会结束后的饭局上，记者问沈先生。他回答说：“书名是出版社给起的，不过和我的意思也有相合之处。我一直宣称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知识分子这个词含义太复杂了，我也没有能力担负知识分子的使命，做一个知道分子还差不多。张冠生先生在‘后记’中说我‘一生读书编书，缘书知“道”’，那我当不起。我怎么敢自称知‘道’之人呢？”
沈昌文人生的起点并不高。十四岁起，他在旧上海当学徒，早早踏入了社会。工余，他曾在上海一些学校学习，最后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二年级肄业。一九五一年，沈昌文考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联书店恢复后，他出任总经理。他最为人知的也许是参与《读书》杂志的工作，如果说这份杂志的历史贡献难以抹杀，那沈昌文的名字就不会被遗忘……虽然他自谦地说自己有些成绩是“靠了点小聪明”，但在外界看来，恐怕不能不认为他是一个颇有人生智慧的知“道”之人；他见证了新中国五十余年的出版史，且又广交天下名流，遍识各路神仙，其所知道的出版界、文化界的人与事，又何止千万？在《知道》一书中，沈昌文将自己从孩童时期起的一生行迹娓娓道来，涉及许多重要的人与事，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
不过，沈先生这本自传多少有些单薄，算上图片、附录、后记等内容仅仅十二万字，一些事情的叙述明显不够详尽，读者读来仍有不满足之感。沈先生说，做这本书，顾虑还是比较多的：第一，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讲；第二，有的地方牵涉某些人物，担心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就删掉了；另外，有些事情已经遗忘，即使知道的也只是局部。——中国人常说言多必失，沈先生的顾虑自然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不过，作为一个读者，也作为媒体中人，还是希望能从沈先生口中知道更多他所知道的。
读书报：《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读书无禁区》一文，影响很大，也引发了一些争论，这场风波是怎么平息下去的？
沈昌文：首先，书里面有个错，是我自己讲错了。《读书无禁区》一文原来的标题，书里写的是“读书也要破除禁区”，其实应该是“打破读书的禁区”。好在书里第一Ｏ八页有文章修改稿的复印件，读者一看就清楚了。
应该说，这篇文章是说要打破一些禁区，并非主张完全不设禁区。文章中也写到不能允许黄色书籍自由传播，这就是作者同意设定的禁区。但文章发表的时候，标题改得绝对了，当然也更有力了。在当时，这样的提法也有必要，那时禁区太多了，矫枉必须过正嘛。因为这篇文章，那期杂志卖得特别好，还重印了一次，这是很少见的。总的来说，争论主要因标题而起，文章本身写得比较周到，随着时间推移，事情也就过去了。
读书报：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李洪林先生，你曾经说过，“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不知李先生后来的情况怎样？
沈昌文：李洪林当时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他思想非常解放，发表过许多很开明的文章。后来他离开中宣部，调到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他现在已经退休。
读书报：《读书无禁区》发表于改革开放之初，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你觉得现在“读书无禁区”变成现实了吗？
沈昌文：你们可能不了解当初无书可读的情况，而现在书多得都看不过来，书多总是好事。那时，找不到书读，可真是苦恼。文革的时候，全国没有停售的书也就一千几百种，连《安娜·卡列尼娜》都打成了毒草。文革结束后，出版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印了大量文学名著，使得当时的读者开始有书可读。现在书多了，读者就有了选择的余地，好像吃东西，你喜欢吃甜的就吃甜的，爱吃咸的就吃咸的，所以我个人对目前的大好形势欢欣鼓舞。
读书报：书里有绿茶、陈敏对你的采访，你对他们说：“八十年代特别是初期挨批评，常常是因为思想跟不上潮流，跑慢了，因此总是被上级认为思想解放得不够。”是这样吗？
沈昌文：其实不好这么概括。主要是刚改革开放那些年，上面的政策不断在变。
有一个故事，书里没讲，可能我在别的地方提到过，说起来很有意思。八十年代初期，我们老要去做检讨，下面也流传说，《读书》出事了，要停掉。正在我们很紧张的时候，一九八三年，胡乔木有一次讲话，那是在通俗读物出版会议上，他讲着讲着，忽然讲到《读书》，他说：《读书》杂志大家很有意见，这个杂志该怎么办呢？我看还是要办下去，要他们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嘛，等等。所以，新闻出版署赶紧根据这个精神重新研究《读书》怎么办下去，其中一条是，把一个党员沈昌文的地位升高了，变成执行副主编了。
这个事情过去以后，乔木同志给《读书》杂志投了篇稿，是他出版的诗集《人在月光下是美丽的》的序言。他完全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投稿给我们的，信中说：我写了篇文章，你们看看，能不能采用，等等。我就以编辑部的名义回信，对乔木同志来稿表示欢迎，并建议文章做两个改动，其中一个是把“我的拙著”中的“我的”两字删去。他又给我一封回信，同意修改，语气客气得不得了，意思是说，对他这样的人来稿，像对一般作者那样就好了，用语不必客气。后来，我到新闻出版署开会，“无意”之中，向署里的领导讲了乔木同志给《读书》投稿的事。不管怎样，《读书》最后还是过关了。
读书报：你在口述中谈到一九五四～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陈原等领导出版了“蓝皮书”。我们现在对后来的“黄皮书”、“灰皮书”已经有比较多的了解，“蓝皮书”出版的情况是怎样的？
沈昌文：这些书出版时并不是蓝皮的，只是计划是蓝皮的。当时上面提出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情况，要大量地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所以定了一个计划，明确提出要翻译一亿两千万字的著作，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这是一个很大的规划，当时有陈原、戴文葆等主持，我只是一个小伙计。我记得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黑格尔的《小逻辑》，贺麟先生翻译的。第二本书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一出版，学术界就有反对意见，为了平衡，又出了一本樊弘教授写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批判》。这套书在一九五七年受到批判，然后就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名字就是广为人知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所以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我们党在1954年就提出了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是很有魄力的。做这套书的过程中，三联书店联系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人才，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方面。
读书报：你如何评价自己一生从事出版工作的贡献？
沈昌文：在工作中，我从来不是主角，一直是配角。可以说，从懂事起到现在，做什么事情，我永远喜欢做配角。我从旁做了些事情，仅此而已。
读书报：您退休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沈昌文：退休之后，我还是很活跃，尽管精力衰退，我还是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奔走。到我家里是绝对找不到我的。我的通讯处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二楼咖啡厅，要找我，或者有信件留给我，都在咖啡厅。我现在主要做的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做媒”。我是上海长大的宁波人，我们宁波人喜欢做媒的，媒人常说的是包生儿子包生女儿什么的，而我现在的“做媒”是绝对不包生儿子包生女儿，多半是某家媒体让我帮助找人，我身上有个PDA，立刻可以把王蒙、刘心武或者谁的联系方式调出来，至于后来他们谈成谈不成，我不知道，他们对我的慰劳就是请我吃一顿饭，这种事情比较多。为此，我就需要获得很多资讯，我每天早晨四点钟就开始上网，一直到七点钟，我再睡一觉。在北京有一帮老头，我今年七十七岁，是其中最年轻的，大家都忙着互相传递资讯，非常高兴。人家说好听的话，说我促进了什么书什么杂志的出版，其实我都不是主角。比如《万象》杂志，我一期都没有编过，我只是在咖啡馆里给他们一些Idea，也帮他们联系了几个作者，像李欧梵等等。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花城出版社二ＯＯ八年四月第一版，1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