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底层文学”与底层作家身份的“神圣化”倾向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底层文学本身的探究。很多时候，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的意义、价值似乎变成了一种先验的、不证自明的存在，“因为是底层所以有价值”、“因为是打工作家所以有价值”成了许多人讨论底层文学问题的基本逻辑。我觉得，从政府和管理部门来说，对于“底层文学”和“打工作家”等给以特别的关怀，甚至采取特殊的政策给以扶持帮助，都是应该且必须的。但是，从文学界内部来说，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把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阶层“供奉”起来。说穿了，这种“供奉”表面是对底层文学的一种“神圣化”的尊重，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贵族化的、高高在上的充满优越感的“怜悯”，是对于底层文学变相的“拒绝”和轻慢，其潜台词就是：底层文学是一种“弱势”的文学，是一种没有独立性的文学，是一种需要“照顾”和“特别关照”的文学。也正由于此，我们看到，文学界似乎不屑于对底层文学的文学性本身进行探究，而是不自觉地重弹“题材决定论”和“身份决定论”的老调以简单化的方式完成着对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的“捧杀”，有些评论家甚至公开宣称不要从文学性角度去讨论底层文学，而只要肯定这种底层文学的“草根性”、“民间性”以及“自我实现”、“自我安慰”功能就行了，似乎又要在中国文学领域开辟一个文学性之外的“新特区”。
其次，对“底层文学”之文学性元素和审美性元素的忽略，实际上混淆了文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在变相地制造文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我们当然承认，文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无论是从创作层面上还是阅读层面上都是有目共睹的。某种意义上，文学的张力和魅力也就蕴涵在这种差异性和特殊性里面。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有其客观的规律，有着穿越时代和不同种族的永恒的元素。文学之为文学，作家之为作家，是有着基本的标准和条件的。真正的文学都有着文学史的情结与冲动，都有着对于文学本身的严肃而庄严的信仰，它与各类“文学票友”的玩文学是有本质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文学也好，打工文学也好，都只有在“文学”的层面上才有意义，它不是因为我们的同情、怜悯、特别关照或降低门槛而进入文学领地的，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了文学的品质。我们应该超越底层作家或打工作家的身份、遭遇与处境来看待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写作是因为他们有着文学的天赋与能力，有着对于文学的信仰与追求。本质上一个不具备文学天赋的人，无论怎样扶持，怎样照顾，都不会成为作家。“全民写作”、“大跃进”民歌那样的历史其实证明的正是文学的悲剧。底层作家一旦成为作家，他就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特殊性”的作家，他与任何一种类型的作家都是平等的。他们的文学理想和目标绝不仅仅针对那个底层环境，而是同样指向文学本身那些永恒的艺术与审美元素。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另立一套评价标准，超越“底层”的限制一视同仁地从“文学”本身的意义上研究底层文学、底层作家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再次，对“底层文学”的社会学层面的狭隘关注，对“底层文学”之于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关系的片面强调，对其“草根性”、自发性、原始性的歌颂，实际上在纵容、夸张和放大“底层文学”中非文学性的因素，这极易给底层作家以思想和精神上的误导，从而忽视了对作家的人格境界、精神境界和高远文学品位的要求，最终只能造成对于底层作家和底层文学的双重牺牲。实际上，对于底层文学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是那种源自切身生命体验与精神冲动的原生态、自然、粗犷、野性的文学性，这对于长期以来被各种文学观念、文学教条、政治与道德说教反复修饰、污染过的文学性而言，无疑是清新、原始而有力量的。如何呵护这种文学性，如何让这种文学性健康地孕育、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才是今天的文学界迫切需要重视和研究的工作。
其二，从灵魂、精神、道德、世界观角度审判文学与从游戏化、娱乐化的角度来“妖魔化”文学，成为一种殊途同归的文学“谋杀”方式，它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被严重扭曲与改写。就前者而言，我们看到，一方面，由于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加剧倾向，而中国当代文学以新写实和私人化小说为代表的世俗化、欲望化的写作潮流也印证了这种倾向，这使得全社会在对当下文学不满的同时，也对于文学的启蒙价值以及“改造民族灵魂”的功能有了新的期待，希望文学重新成为弘扬人文精神、理想人格和道德准则的工具；另一方面，由于80年代“纯文学”诉求中先锋小说以形式主义为保护伞对于人性恶和各种畸型欲望进行了过度的表现，使得文学色调变得越来越灰暗、阴冷，随后以新写实小说和新生代私人化小说为代表的世俗化、欲望化的写作潮流又以另一种狂热的姿态诠释着同样的主题，并极大地改写了文学的形象。可以说，90年代以后时代和社会对于文学的期待与文学本身的发展态势构成了尖锐的冲突。这也许正是人们对于当代文学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满的根源。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90年代中国知识界所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上，张炜、张承志与王朔的争吵、王蒙与王彬彬的争论都已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文学本身而进入了道德与伦理的层面，道德优越感和伦理优越感常常是双方的主要话语武器。批评界也据此完成了由纯文学话语体系向道德话语体系的转换，“道德”、“善良”、“同情”、“怜悯”、“精神”、“灵魂”、“信仰”、“温暖”、“忠诚”、“高贵”、“纯洁”、“正义”等词汇成了批评家们最擅长使用的词汇。批评家从对先锋小说艰深晦涩文本进行形式批评的辛苦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了在面对和评判作家、作品时的道德优势与精神优势。而文化批评热潮的走红也某种程度上加快了批评界告别80年代纯文学批评的步伐，诸如李陀、王晓明、南帆等80年代中国纯文学的主要鼓吹与倡导者，都纷纷以对“纯文学”反思的方式转向了文化批评领域。
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变得越来越轻率、容易、理直气壮，对文学的肯定则越来越轻微而不自信。但无论是肯定与否定，基本上都告别了“文学性”的尺度，是纯粹道德、精神、伦理话语的一次狂欢。可以说，文学界对贾平凹《废都》《秦腔》、余华的《兄弟》、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朱文的《我爱美元》等小说的否定无一不是从道德和精神层面切入的。批评家在此显示了无比的精神优越感和盛气凌人的道德审判官的气势，似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混乱、人心不古、道德滑坡都是这些小说造成的。
就后者而言，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体出现，以及大众媒体的日益娱乐化和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崛起，文学被大众传媒“妖魔化”和游戏化似乎正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大众传媒对于文学本身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文学能以怎样怪异的形象、变调的声音吸引大众的眼球，制造轰动效应。这也是90年代关于文学的负面新闻、批判的声音总是被放大、夸张到极点的原因。“酷评”的流行，骂派批评家的吃香、走红，以及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事件、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事件、余华的《兄弟》事件、麦家的《暗算》事件等等背后也都有着大众传媒翻云覆雨的巨手的操弄以及市场经济时代畸型的文化心理的投影。今天的文学界，在道德主义者眼里完全是一无是处、一片黑暗：作家道德境界低下，作品缺乏想像力与创造力，文学评奖充斥黑幕毫无公信力和可信度……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就如布鲁姆所指出的：“人们尽力表示敬意的‘理想主义’正是当今学院里的风气，在保持社会和谐与矫正历史不公的名义下，所有的美学标准和多数的知识标准都被抛弃了。”(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我们当然承认这些事实的存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面贬低和否定，其实也正是大众传媒妖魔化中国文学时所期待的。我们的道德主义批评家在这个意义上，也不过只是大众传媒手中的一个棋子和工具而已，他们的“怒吼”赢得的只不过是商业文化的窃笑。
在这里，我其实丝毫没有否定道德、精神等词汇之于文学的重要性的意思，相反，我以为道德、精神的元素永远是文学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它们的存在只会强化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而不应该构成对文学性的反动与伤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些道德词汇的运用是否是在文学话语的体系内运行的？我们是否偏离了文学性的轨道？事实上，分析中国当下文学的语境，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家其实不自觉地就滑入了媒体与大众文化的圈套，以非文学的方式谈论着文学，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建构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具有某种后退趋势的原因。我觉得，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如果我们试图建构一种有机、稳定、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学评价标准体系，文学性应该是一条基本的底线，没有这条底线，文学不成为文学，文学史也不成为文学史。我们必须重申并坚守文学性的信念与纯文学的理想，否则，当我们重新在题材和主题的意义上、在作家的身份与世界观问题上、在道德和伦理立场上谈论文学时，给人的感觉是历史在不断地重复与循环，仿佛80年代以来的文学实践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那些纯文学的神话与想像只不过是一场春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么企盼中国当代文学能获得科学的定位与正确的评价？
来源：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