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K：您说的一些作家放弃了对现实的关注，对眼前土地的视而不见，就您来看是因为什么？
阎连科：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或者说，从1949年之后，几十年来文学都在为社会、为政治服务，文学远离了艺术本身，目的性太强。所谓的红色经典，你可以不断重印、改编成电影电视，但它和真正的文学艺术离得还是很远的，它永远在教育读者，而不是让他们审美和思考。
我想，写出这些作品的作家，其实在1980年代之后他们自己也很清楚了。他们也想自我调整，但一个作家观看社会的眼光和能力，是长期养成的，不是他想关注就可以。就像在监狱里关押了十年的犯人，刚出狱时我给他一片阳光，他也不敢去正视。并不是说他不渴望阳光，而是他不敢、不能去正视它。有些军人在海岛上生活久了，回到陆地上，他甚至不知道如何走到一条马路的对面去，不知道如何下脚。
今天的作家有没有表达现实的能力？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我们老在强调意识形态的管制，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但是前苏联也规定了很多不能写，为什么 他们的作家还是写了？而且，另一个问题是，就像前苏联解体后，如果彻底放开了，什么都可以写了，你还有没有能力去写？我觉得这一点更加重要。
由此我想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只关注他们看到的、体验到的生活，对上一代人更加复杂、更加宠大的现实视而不见，他们不关心这个民族从何而来、是怎么走 到今天的地步的。社会要求他们对历史有选择性地遗忘，他们也愿意配合去忘掉，比如1960年代的大饿荒、比如1980年代末的MX事件。包括我的孩子，他也知道BJ风波，但他完全不去考虑这件事情，历史断开了。可是，我希望这一代的年轻人，对我们当下的现实，不管他们认为好还是不好，都应该思考一下，这现 实是从何而来的？
而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作家来说，更应该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我真是怀疑很多作家有没有走进现实的能力。功成名就的作家，生活在相对安逸的都市，很多人都成了领导，他要看的也就是社会表面发生了什么，比如高楼大厦、立交桥，比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比如农民进城打工、医疗问题有了一些解决、不用交农业税…… 但我想，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问题，还有更多和人的灵魂相关的问题。关注现实，但是关注到哪一个层面？我想最重要的是和人的精神、人的灵魂相关的那个层面。 从这一点上来说，当代文学远远没有超过1930年代的成就。
INK：与《我与父辈》相比，之前您自己很喜欢、却又十分富于争议性的小说，似乎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广泛注意。
阎连科：当然，之前可能最受好评的是小说《日光流年》，听到的基本是肯定。接下来的《坚硬的流水》，有人说它是最好的关于“文革”的小说，但也有人不喜欢 它，还差点被禁掉。不过，出版责任编辑就是出版社的社长，他要是不把这个公关做下来，那处分的责任编辑就是他自己。因为这样，这本书才免于被禁。接下来就 是《受活》，写了一群痴迷财富和权力的人的荒唐梦想和残酷结果，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不喜欢这部作品。
INK：您有没有思考过，这些人不喜欢是因为什么？???
阎连科：《受活》出来后，很多人说这部小说“反动”，但又说不清它到底“反动”在哪里——当然，他们所说的“反动”，可能正是我想要的深刻思考的另一种效果。据说有批评家给官员建议：什么作品都可以禁，唯有这本书不能禁，否则会显得你们特别愚蠢。
实际上，我之所以在2004年离开军队，也是因为这部小说被人家一脚踢出来。据说军方一位高级官员看了这本书后说：如果现在全国还有两个右派名额，那一个 是《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再一个就是《受活》的作者。这也许是当作笑话说的，但你能感觉到这话里面的意味。
后来，香港的凤凰卫视给我做了一个访问，节目 是晚上8点播的，第二天早上8点，领导就打电话过来： 阎连科，你不是连续几年想转业吗？现在我们发现部队的确影响你的发展，我们现在就同意你的退伍要求。 交了转业报告，半个小时后秘书就打电话来了：阎老师啊，现在工作效率特别高，半个小时，七、八个首长都签完‘同意’了！
我是因为《受活》才离开军队转业的，而当年另一篇抛起轩然大波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写完了，只不过是延迟才发表，一发表就被禁 了，而且成为当年的话题。被禁，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就因为写了一个《为人民服务》，那是一个长期的、延续的过程。每个作家写作一定时间后，都会成为某种符 号，而我所成为的符号，在奥运会期间甚至让我的名字不能出现的媒体上，这些都是一个长期的积累。
INK：《我与父辈》是您的第一部散文集，除了题材，它的写作对您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
阎连科：或多或少会对我今后的创作有一些更改、修正。比如说，之前的创作一直非常坚硬、愤怒、激烈、尖刻，实验和探索的成分居多，好像这个家伙就要一头撞到墙上去。而写过《我与父辈》之后，我会反思过去的创作是否离农村现实、离土地远了？它是不是不够平民性？今天我们说《红楼梦》之伟大，它的主题不管多么深刻、探索人性不管多么无底限，但它是世俗的，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都是日常的，都是可触摸的。回过头来看，《受活》这样的作品有它 不同寻常的意义，但是否离我们的日常远了一点？
其实从《丁庄梦》开始，我已经试着要把我的创作要从想象拉回到地面一些。或者说创作是需要支点的，现在我希望这种支点是落在地面上、日常生活中、更世俗一 点，而不单纯来自于思考和想象。小说的艺术可以追求、可以探索，但力量的支点最终必须落实在地面上。《我与父辈》让我更好地意识到这一点，它让我的文学观 发生一些修正和改变。
INK：那您现在怎么看待现在中国的农村？
阎连科：我刚才也说过，现在所有作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中国正在迅速地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作家，你有没有能力去把握它？这其中的质疑也包括对我自 己。我们老在说现在“人心不古”，但人心不古成什么样子？你要怎么去表达？我对农村的了解，可能还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但最近十年发生的变化，我要如 何去表现它？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前两年我回家听到这么一些事，别人当笑话说给我听，说村里几个成了家的年轻人，喝着酒觉得特没事干，商量说，没事干，那就各自回家把老婆打一顿吧。这个“ 笑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转，这当然不是农村重男轻女、家庭暴力和大男子主义这么简单，今天乡村的年轻人内心里的焦虑、空白、困惑、不安和无聊，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他们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对社会、对人生、对家庭、对命运有着无数无法理解的问题，只是他们无法像我们这么理性地去分析、思考，他分不出条理，所以最后只能喝酒，商量着一起回家把老婆打一顿。
2009年初我三叔下世了，正月十五下葬，回家一看，所有坟地的树都被人砍光了。现在城市因为发展的需要，到处都需要木材，每个村头马路边都有胶合板加工厂，他们收购木材，然后大家就去偷树。在坟头上伐树，那是农村里最最忌讳的，相当于挖人祖坟啊，但所有坟头上的树这一两年内全没了。这才真正透视着人心，人心对道德、对传统的违背，为的就是钱，一点蝇头小利。难道就真的穷到靠这几棵坟头的树来维持生活吗？
对我来说，因为对农村太了解了，特别是这近几十年的乡村，所以我还是写不出像《边城》那么美的作品。我个人特别喜欢韩少功的《山南水北》，但我确实写不出来，因为我对农村太熟悉、太了解了。就像你只有了解了一个人的缺点，你才有资格说你是他真正的朋友。
——原载于台湾《INK》印刻文学生活志 7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