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得说新诗是一个失败，那么感觉还是太荣幸了。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以成功为指标的社会，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历史趋势。如果新诗能够在这个趋势中坚持她的失败，那么新诗的确是太伟大了。
另外，失败与成功怎么定义呢？现在的中国已经被拖进对于成功的追求之中。成功已经是一个世俗化的概念，这个世俗化的概念是有指标的，而这个指标又与上个百年我们正在进入的数字化时代相关，所有的成功都是以数字作为它的统计学基础。
比方说，我们谈到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功，肯定也是一种数字化的情况。它的出版量、被媒体关注的程度、获奖的奖金数额和比例等都比诗歌高，这首先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成功。电影、美术等其它的文艺样式也都是这样。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在这个总体的历史轨道上，诗歌很难被纳入，这是新诗的荣幸。
季羡林先生不是从这个历史的大趋势角度来谈论新诗的，而是从他的阅读习惯，从他对文学的理解，从他们那代人所形成的对语言的感悟以及由此形成的趣味上，来谈论新诗的失败与成功。这是一种非进化论的角度，很难进入当下的文学环境。而韩寒也不过是个大男孩，他处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但也没有看到中国新诗与古诗的内在的历史性联系，他没有谈论新诗发言权。诗歌不是季羡林、韩寒这种最老的老头子和那么年轻的小孩子的事情，而是中年人的事情，是中年人的事业。
那么我们怎么定义失败呢？失败是很难用数字和指标来定义的。季羡林和韩寒谈论新诗的失败只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他们根本不知道失败是什么，不知道失败对于中国的新诗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这使得新诗游离于统计学的历史轨道之外。
现在对于新诗有很多的意见，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都必须承认。新诗里面有很多垃圾的作品，但也有精华、有发光的黄金。中国的古代诗歌已经经历了一个分类学意义上的筛选，而当代诗歌还没有经过整理、没有经过理论家的批评，是垃圾和黄金的混合。而这恰好正是新诗的活力和生命力所在。
新诗可以说是一个语言推进器，它的存在对于好的中文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而正是这种推进作用，使得中国整个语言历史的成长和成熟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地步。一个复杂的、有能量的，一个可能性特别大的、有操作性的语言格局已经出现。这个语言格局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作家和诗人，而且包括经济学家、媒体记者、网络写手等，他们都受益于这个语言格局的变化和成熟。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新诗对于语言的历史贡献。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成熟，在这个大的历史语境里，不论新诗成功与否，它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在谈论新诗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是要把季羡林和韩寒作为“敌人”，因为历史充满了种种诡异文学和政治的圈套，这也是一种。新诗并不参与成功与失败的界定。
关于现代性问题，我们在谈论的过程中也一定要谨慎，这是另一个圈套。诗歌可能是平行于现实、肉体、实体等存在方式的一个尚未发生的过程的描述。诗歌并不是进步的产物。进步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20世纪中国经历的最大的两件事：一是革命，另一个是作为发生的现代性。中国现在走的道路和她努力的方向也都是现代性的。可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呢？现代性可能是一个对技术、资源，对从自然到反自然的分配和管理，可能是一种对自我的纠正、恢复和批判的力量，可能是自由、民主、平等。但是，现代性非常的复杂，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简单化的概念和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