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加勒比海邮轮上听到铁生骤逝的噩耗的。2011年新年钟声敲响的瞬间，接到了北京传来的不祥电讯。那天从海上归来，早晨把女儿送到学校，我转身就进了附近的花坊，买了一束黄白菊花，回家找出了那个豆青开片双耳瓶，再从电脑里印出一帧铁生的遗照，小心仔细地，置放在插好的花丛中。
隔着一道大洋，我想为铁生，也为我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私己的追思仪式。
我和铁生大致同龄，同属下过乡的 “老三届”和“老初一”。与铁生的众多好友相比，我和铁生的交往历史不算久远，却也足够深、长。深的是心，长的却是距离。所以我常说，我和铁生之间，属于一种“过心之交”。回想起来，初识铁生，应该是由建功（陈建功）介绍引见的，大概是1984年夏天，我从美国留学的半途，为两年后的回国工作进京打前站的时候。和铁生有了比较多的来往，则是1986年底我自哈佛回国，在社科院文学所落脚以后。
那时候，或许我算是最早的“海龟”（海归），所以单位上给了我一点特殊待遇——作为单身汉，却为我分了一套单间一单元，就在当时很有名的海淀双榆树“鸳鸯楼”青年公寓。那个年头，对于北京的同龄人，能拥有这么一个独立的居住空间，确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于是很快，我的双榆树小居室，就成为了当时北京文学界和学术界圈子里的一个小据点。日后蜚声遐迩的“赵越胜沙龙”（北京青年学术圈子）和北京作家的小圈子，都常常在这里聚会。
在当时北京几个文学圈子里，我和铁生算是“一伙儿”的，经常玩在一起，泡在一起。1987、88、89那两三年间，铁生和我们几个——建功、万隆（郑万隆）、李陀、张暖忻、何志云、小楂（查建英）、还有黄子平、陈平原以及朱伟、鲍昆（摄影家）等等，常常在一块玩儿。——所谓“玩儿”，其实不是别的，就是聚在一起聊文学，办杂志，开作品朗读会，商量和张罗各种有意思的文学活动（今天这么说起“聊文学”似乎很稀罕，其实在当时北京的氛围里，我们这一伙算“纯文学帮”，已经开始显得有点稀罕了。我们当时叫“抡”——“抡小说”，“抡评论”什么的）。清晰浮现在记忆屏幕里的，有这么几件事：
当时我的留学生小说集《远行人》刚刚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但此书没能进李陀等人的法眼。当下先锋实验小说正热潮滚滚，他认为我的写法太老旧、拘谨。查建英也是最早写“留学生小说”的。她写出了一个短篇系列，发在南京、上海几个刊物上，写得神采飞动，其中的中篇《丛林下的冰河》还在手稿阶段，李陀读完觉得“苗头很好”，又传给我们大家看，就商量着召应大家聚到我的小家，好好聊一次。李陀还对我说：“顺便敲打敲打你。”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乐意这样被互相“敲打”。
每次这种聚会，铁生总是手摇着他的大轮椅车（那时候他还没有机动轮椅车，是手动带链条的那种），早早地就从雍和宫边他当时住的小院出发，至少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旅途跋涉，才能抵达我的在北三环魏公村附近的双榆树公寓。因为住得远和路途不便——想想，当时的行人道还都没有残疾人便道，铁生的手动轮椅，一定是贴着车流飞驶的马路牙子，一点点蹭过来的——可是，铁生反而常常是来得最早、也最守时的一个。每次看见他的轮椅从电梯升上十六楼，满头汗光地出现在我家1657号小居的狭小过道里，他冒出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没晚吧？”大家夸他是最早到的，他便憨憨地笑着说：“路远，我这是笨鸟先飞呀！”
在那种讨论场合，铁生并不多言，总是眯着他那双永远带笑的细长眼睛，眸子在黑框眼镜后面沉静地闪烁。但每一开口，他的明晰意见总是一语中的，让你明白：他是最好的倾听者和有关议题最深的“解人”。他不但是听进了、而且是马上就吃透了，才吐出来的思考精粹，绝无废话渣子。那晚讨论的直接结果，就是修改后的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获得了广泛好评和热烈反响，并成为她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的书题和压卷之作。我记得就连这个文题书题，也是在黄子平（查的大学同班同学）当晚的建议下改定的，因为“丛林”和“冰河”本来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意象，以此作题目，显得很特别，也大气。那次聚会，我还记得一位女作家留下的一句名言。她风风火火地一踏进门，看大家一个个正襟危坐的样子，便笑道：“嗬，进苏炜的家门，灯一亮，就开始——谈、文、学，”她拖长着声调、顿挫着句子，“进高行健的家门，灯一黑，就开始跳——贴面舞！”
我没有考证过她话里的真意。但当时的高行健家，也是北京作家圈子里另一个聚会点，那倒是事实，那是属于另一个趣味群落的聚合点。而且，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北京作家圈子里，以“讨论文学”为聚会之旨，确乎已显得迂腐老套，真的是不多见了（今天把这称作“八十年代的沙龙现象”，在当时，我们倒不这么称呼，用英文称“Party”——派对，倒是常见的）。
在我家举行的“作品朗读会”，为两位兄长辈作家来一次“雪中送炭”的友情之聚，是1988年初春的故事。我在海外别的回忆文字里曾记述过这次铁生也在场参与的难得聚会，碍于篇幅与相关原因，这里不打算详述。值得一记的，倒是为办《东方纪事》，铁生和我们大家一起的热心投入。应该是1988年春夏之交，当时任职《人民文学》的朱伟以个人名义，承包了江苏省一份连年亏损、濒临关门的纪实文学杂志《东方纪事》，准备移师北京，另起炉灶，甩开膀子大干。此事最早商量出基本眉目，就是朱伟拽上李陀、戴晴等我们这一伙儿，在我的双榆树1657小居几次碰头敲定的。当时的若干聚会，铁生也都摇着他的轮椅车来了——因为铁生行动不便，我记得日后进入具体编辑程序，朱伟、李陀和我还专程带着稿子到铁生家聚过一次。这种个人承包、用外省书号但在北京搭编辑班子、自主编辑组稿、最后到江苏成刊然后推向全国的办刊方式，在当时实属创举，我们大家都有一种“第一个吃螃蟹”的兴奋，也纷纷想出各种栏目点子，并设置了自主组稿的各栏目主持人，野心勃勃要办出“中国头一份泛文化杂志”。“泛文化”也是当时文化圈子的流行字眼，就是不要囿于文学，或纪实非纪实等专门行当，要广泛涉及社会、文化与历史，同时又以文学和文化为重心。这样的栏目设置和主持人选，可以看出当时的人际网络和大家的勃勃雄心：“封面人物”（李陀）、“四时佳兴”（林斤澜）、“文革研究”、“知识分子”（刘再复）、“感悟与人生”（苏炜）、“人与历史” “自然、灾祸、人”（钱钢）、“东方闲话”（刘心武）、“当代艺文志”（黄子平）、“文化潮汐”（史铁生）、“东西风”（林培瑞、查建英）、“读书俱乐部”（陈平原）等。 当时，我们这些栏目主持人都是一身担数任——组稿、写稿兼编稿，多管齐下。铁生负责的是一个很吃重的“泛文化”栏目，我记得第一期的“文革研究”专题，也有他一篇分量颇重的回忆散文。有意思的是，坐在轮椅上的铁生似乎行动不便，但他朋友多，接触面广，真个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组起稿来反而似乎显得毫不费力，总听见他对不时向各位催稿的朱伟说：我这边的稿子早拢好了，你来拿就是。
1988年秋天，《东方纪事》新刊一出便“打响了”。戴晴的长篇纪实文学《储安平》，以及钱钢等关于某年上海肝炎流行病的调查报告等等高质量的文本，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时可谓洛阳纸贵，震动朝野，报摊书亭的杂志被抢购一空。当时，带着“湘军”在新建省的海南创业的韩少功，也循《东方纪事》的路子，把他新创办的走“严肃的通俗”（少功语）路线的报纸《海南纪实》带到北京来编辑和组稿。每次进京，因为自京广线凌晨抵达的火车一出站，天蒙蒙亮的他不好打搅他人，却可以坐直达海淀的公车无拘无束敲开我的家门，所以当时少功进京，大都是落脚在我的小居，夜夜睡沙发。少功的几次编辑组稿聚会，也都是在我家办的。自然都是大家随便买点德州扒鸡、酱牛肉、粉肠什么的，撕着鸡腿，喝着啤酒，边吃边聊。这种聚会场合，自然也少不了铁生。或者说，在我这个“东道主”看来，每次聚会，只有摇着轮椅满脸闪着慈亮光泽的铁生到了，才算是“达标”了，功德圆满了——我这里用了“慈亮”、“功德”这样的佛家字眼，是因为当时大家都有一个说法，说铁生笑融融安坐轮椅的样子，有“菩萨相”，像是一尊“拈花微笑”的菩萨样子。铁生总是微笑着不置可否，大概因为，这种说法他已经听过多回了。
现在老友们回忆起当年的“沙龙”聚会，都会提到一个特殊的记忆影像：为了上我家聚会，铁生摇着轮椅顶着风雪赶路，轮椅在半途中断了链条而困在酷寒中的惊险故事（可参看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但一般都语焉不详。那其实是一件让我“记恨”至今的、与大导演陈凯歌有关的轶事（凯歌兄，若你有幸读到，切莫生气，我相信当时是你的“无心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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