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床上，阿乙读完了9本《史记》。病中的种种焦虑，透过纸背清晰地传递出来：“每隔一阵子，病人就去领取一点活下去的时间。队伍排得闷而焦躁。慢慢蠕动、不安的怪兽。”“死亡是最丑陋的事，就像保安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个人从舞会抬走。”
至于“劫后余生”，阿乙直言：很惨。大病初愈，他一度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能再胜任写作，但休养不到三个月，“瘾又犯了，贼性难改，还是去写作了。”这回，阿乙规定自己每天写两个小时，写作的工作在上午11点前完成，“相比以前，写作更有效率，每天写六七百字或改1000字是最舒服的节奏。抽烟才能写作、斗酒诗百篇，都是懦弱的借口。”
不是太勤奋，而是太“贪婪”
“体力和以前没法比，一天只能做一件事。”那次见面，他刚结束了短篇小说集《情史失踪者》中最后一个故事《对人世的怀念》的修改，整个人看上去疲惫不堪。他说：“虽然我觉得(写作的成就)是用勤奋换来的，但实际上是贪婪。”
疾病改变了阿乙的身体与容貌，但阿乙对文学的执着却一如既往。“写作有时让人欲罢不能，本来今天早上写1000字就够了，但是我太贪心了，一定要把它写完，结果把一天的良好精力交出去了。”阿乙有些懊恼地说。一双浮肿的胖手在翻书时或剥龙眼时止不住地轻轻颤抖，那是服用激素的副作用。半晌，他说，你们有幸看到了我恐惧的状态，要不，喝点酒吧。
对于写作，阿乙称自己是运筹帷幄型的选手。他的计划性很强，打好大纲之后就会按条块完成。即使是创作那个把他弄病了的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时，尽管焦虑如影随形，刚住院时他仍计划带着电脑到病房去写作。
在采访中，阿乙不断强调自己是个“贪婪”的人，他将写作的激情和动力总结为“燃烧的文学激情来自持续焦虑带来的惩罚”。两次见面，他都不约而同地讲到了“猴爪”的恐怖故事，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2008年至今出版的每一部作品，我自认没有哪部是质量很差的，决定出版前我都会细细筛选，写作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包括这种恐惧和焦虑，写作让人上瘾，欲罢不能。”
26岁起阿乙给自己制定读书计划，在外国文学的世界里贪婪地汲取养分。癫狂时期，他一天写作超过20小时，焦虑感也如影随形，一天只吃一顿饭，用咖啡、烟、酒等等刺激自己的大脑。“贪婪超越了写作本身，除了写作其他事情都不管了。我常在想，世界上如果有那么一个地方，大家都在写作，每人有一个房间，三餐固定，下午有人用机枪命令每个人出来活动，打牌、跑步、做游戏，晚上集体看电影，到9点就熄灯睡觉。我还想发明一种药丸，人不用吃饭，靠药丸就能保证营养还不用排泄，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和阅读，还想过做一个自动锻炼机……现在想来完全是变态，就是人的‘贪婪’所致。”阿乙自嘲地说。
“上帝给了我很多超出‘艾国柱’的东西，当我在兴头上往前赶的时候突然吐血住院，这时才警醒过来。”如今，阿乙“松”了很多。有时他没来由地觉得自己是“地球上天生的贵族”，“什么都不在乎，也没什么好羞愧的，我安排自己的生活就是读书、看好电影，心里对什么都不怵，对金钱和富贵也没有太大追求。”
(感谢界面新闻“正午故事”记者王琛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
对话
“文学提供一个世界，写作让人欲罢不能”
文汇报：你提到过是这本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把你弄病的，那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写的是一位君主死后出葬的故事，小说从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入手，讲述死者如何依靠暴力和诈术对当地进行控制。
写长篇太孤独了，有大能者才能胜任，我觉得我还不太行，从2012年一直写到2013年生病，写作时备受折磨，写完只觉得它对不起我，一度不想出版。但现在回头来看，对它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地方，它或许也是对我过去创作的颠覆。
文汇报：现在还是“全身心充满焦虑”吗？焦虑来自于哪些方面？
阿乙：我这个人终生都感到焦虑，当警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因为迫切想要离开而充满焦虑，写作的焦虑更甚。焦虑成性的人每天都会给自己找很多工作来做，比如我在微博、微信上发了很多读书笔记，生怕自己不读书，就下意识地让自己随时随地都保持学习的状态。这种焦虑还表现在，比如我看电影如果开头不够吸引人，可能几分钟就换台了，我迫切地想接受好的东西。
文汇报：你常常否定以前的作品，对于喜欢的作家也常会不断推翻、质疑和否定，比如你曾提过越来越不喜欢马尔克斯，这是一种习惯性的反省吗？
阿乙：让我保持一种对更好可能性的期待。一开始我对很多作家都很钦佩，之后推翻他们就像躲开暗礁，比如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让人觉得像大麻，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海明威、米兰•昆德拉等也是如此，基本上每位作家都会反思。
有一种说法，一个人谈论他所从事的行业越多，可能代表他的创作能力越差，做得好的人往往善于自省。在我看来，文学不是非此即彼，就我的阅读经验来说，我只对黑色幽默的作品有点反感。我努力地想把好作品中的营养吸收过来，很多作家还喜欢故弄玄虚摆布读者，我很反感。
文汇报：从瑞昌县的警察生活、进入媒体圈、开始写作，多重身份的转换会令你感到焦灼吗？
阿乙：不会，我只会为没有实现而感到焦虑。比如当警察时会因为没有成为编辑而焦虑，但当了编辑之后就把警察的生活抛在脑后，每一种新身份都是我想做的事情，就像为了喜欢的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甚至我有段时间跳槽很频繁，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换取对自身能力的认可。
文汇报：县城和警察的经验一度是你创作的源泉，现在适应大城市的生存状态了吗？这两种生活分别给你的写作带来哪些东西？
阿乙：我觉得我还是洪一乡出来的那个人，人最开始的十年就决定了他的一生，虽然你老想挣脱它。我觉得北京始终是融不进去的，我也不太愿意融入，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居住的地方，包容性很强，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警察经历的灵感与始终面对国家机器让人变得敏感有关。一般写作者没有这种概念。在我的小说里可以看到真实的人和警察的关系，从心理上我也想写好这些。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老想折腾，现在只要在一个地方写东西就行，我的欲望很低，也没什么大追求，已经进入了“老年时代”。(笑)
文汇报：在媒体当编辑的经验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阿乙：我当时看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经典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做了很多笔记，写作的原则大都根据这本书。小说叙事和新闻都讲究节奏，但新闻只要快速地把一件事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文学则要提供一个世界。比如庄园里发生了一起命案，新闻只要把命案讲清楚，但文学要描绘整个庄园，里面有哪些植物，有多少女佣、来自什么地方……这和新闻报道的叙事是反的，是慢的。
我看新闻时会下意识地找些写作线索，比如有个人出车祸死了，别人把尸体拿去当牛肉卖了，这可能是个假新闻，但我可能会写成鬼鬼怪怪的小说。比如有个农村的老头吵着要吃牛肉，在农村吃牛肉是件很大的事，附近也没有人杀牛，卖肉的骑车出去，天下着大雨，路边有一具尸体，卖肉的一咬牙拿回家把肉剁了，拿到老头家，却发现他家大门紧锁，周围邻居说老大爷实在想吃牛肉就自己出门去镇里买……我想编这样一个故事。
文汇报：近期还会有哪些作品问世？未来有何写作计划？
阿乙：今年大约要出三本书，马上要出版《情史失踪者》，《早上九点叫醒我》的意大利版也将会推出。现在压力没有那么大，长篇写完再写任何东西都很轻松了，我在通过写短的东西，等待一个合适的长篇小说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