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评论十八世纪真的或伪托的翻译，认为其中“最伟大的作品”应该是珀西—威尔金森（Percy-Wilkinson）所译《好逑传》。珀西本人并不懂中文，但依据当时可以得到的第二手资料，他对中国却有相当广博的了解。钱先生说，他“或许是自约翰．韦布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知识最广博的英国人”（184页）。他认为珀西关于中文和中国诗的意见颇有新意，并引用珀西的话说：“任何民族越接近原始天性的状态，其风俗和观念就越少而简单，不难设想，其诗歌对于别的民族也就越浅显易懂……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中国人生活在更多政治的限制之下，或者比他们更远离自然状态……所以中国诗的美妙与别的诗歌相比，必定最不能翻译成其他语言，尤其不能翻译成诸种欧洲语言，因为其语汇与之相差太远，彼此完全格格不入”（187页）。这话很有道理，可以说讲出了翻译中国诗的根本困难所在，不过珀西所编的《中国诗文杂著》基本上正是翻译的翻译，是从法文和德文的译文再转译成英文的。十八世纪末，英国派马嘎尔尼为特使到中国谒见乾隆皇帝，虽然那次他并未完成在北京设使馆、与中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使命，但在那以后，英国人对中国却迅速加深了各方面的了解。不过正如钱先生所说，“自从马嘎尔尼勋爵出使中国以来，汉学在英国就成为一种专门学科，而对专业化的惩罚就是，专业学生们对这门学科了解得越来越多，一般公众之关切也就越来越少。这个课题也就不再是人文文化关怀的一部分了”（199页）。十九世纪殖民主义扩张的时代，英国和整个欧洲都越来越鄙视贫弱的中国，欧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偏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渐改变过来。不过这是就一个时代的大趋势而言，其实在任何时候，西方人对中国和东方，都可能存在互相矛盾的不同看法和观念，而在十八世纪英国对中国普遍的贬责和偏见之中，也并不是没有公平善意的意见。钱先生认为随马嘎尔尼到过中国的约翰．巴娄（John Barrow），其所著书就比较公允合理。所以钱先生说：“当我们合上约翰．巴娄的书，结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时，我们不无欣慰地想到，十八世纪是带着未来中英关系的好兆头结束的”。钱钟书先生相信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互了解，共同生存，所以他最后不取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谓“东方西方永不相见”的丧气话，而赞许地引了歌德（Goethe）的乐观诗句来为整篇论文作结，坚信“东方和西方，再不能分离（Sind nicht mehr zu trennen / Orient und Okzident）”（200页）。
钱钟书先生论文划定的研究范围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而在这范围之内，他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全面、最详尽的。近年来，西方文学和文化想象中的中国或东方，已经成为西方学界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有不少论文和专著发表。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著《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迈克拉斯（Colin Mackerras）著《西方人的中国形象》，耶斯伯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著《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等等，都颇受读者欢迎。[Jonathan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此书有中译本：史景迁著《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阮叔梅译（台北：商务，2000）；Colin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T. Christopher Jespersen,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我自己也曾撰文讨论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并在文中引用了钱钟书先生这篇论文。[Zhang Longxi, “The Myth of the Other: China in the Eyes of the West,” Critical Inquiry, vol. 15, no. 1 (Autumn 1988): 108-31。此文改订后，作为一章收在拙著专书里，见Zhang Longxi, 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54。] 钱先生的论文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明确勾画出英国对中国的想象、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指出其中的误解和偏见。就材料的详实可靠说来，这篇开拓性的论文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起指导作用，值得国内学界和读者们注意。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有一位英国学者到北京访问钱钟书先生，钱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提到此事，说这位著名学者“乃研究中西交通史者，出其著作相示，皆引我牛津论文China in the Eng. Lit. of the 17th and the 18th Cent.〔按即《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书〕，全不知我曾作小说etc.，亦见专门学者之心无二用矣。杜牧诗所谓‘山僧全不知名姓，方识空门气味长’”。[引自钱钟书先生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来信。] 由此可见，钱先生固然不否认学者的专门学问和专心致志，但他认为学术论文和文学创作并非毫不相干，尤其在既从事文学创作、又能做学术研究的作者，学术和文艺更不可截然分开。这位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只知道钱钟书的英文论文，却完全不知道钱先生的小说，固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只知道钱钟书的小说或中文著作，而全然不知道他曾研究过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岂不也同样是偏枯不全吗？国外的钱钟书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就，《围城》已经有主要欧洲语言的译本和日译本，《七缀集》里一些论文已经有英文和法文译本，连许多中国读者都觉得难懂的《管锥编》，也已经有加州大学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的英文选译本，五年前在哈佛出版。[Qian Zhongshu,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selected and trans. Ronald Eg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更应该对钱钟书先生的著作有全面的了解，不仅了解他的中文著作，而且也应该知道他的英文著作。只有这样全面的了解，才不至于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避免显出眼光狭隘，孤陋寡闻的局限来。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日于香港九龙塘瑰丽新村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