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八世纪交接的前后，俄罗斯受到欧洲的啟蒙思想及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后，由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影响最為深远。当反法同盟最后把拿破仑打败后，往前线征战的俄军亦凯旋回归。但是，他们在进行战事期间，亦看到了西欧的繁华和先进。反观自己的国家仍旧是落后不堪，这些贵族军人便开始对专制政府感到不满。在1816年到1823年之间，以贵族为主的一部份俄国军官成立了各种组织，他们中间有主张共和制的，也有希望君主立宪的。不过，在1823年春，这些组织最后协议一起发动武装起义。他们的目标是推翻沙皇政府，召开立宪会议，成立临时政府，废除农奴制，解放全国农奴。
1825年十二月一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病逝，由于他膝下无嗣，应由其二弟康斯坦丁大公继承皇位，但康斯坦丁因为和一个与皇族没有血缘关系的波兰女子结婚，已宣布放弃皇位。因此，皇位继承权落入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三弟，尼古拉一世的身上。因为传位的书信文件要在俄国和波兰之间传递，极其缓慢，造成了十余天的俄国最高权力真空状态。十二月党人决定利用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势，赶在皇位继承人尼古拉举行宣誓继位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之前发动军事行动，迫使新沙皇和枢密院宣布改制。
十二月二十六日晨，由十二月党人军官带领的近卫军按照计划开进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到了下午，起义军人数增至三千余人，周围还有二万余名拥护起义的老百姓。然而尼古拉一世早有防备，他在二十六日凌晨就紧急召开国务会议宣布继位，命令枢密院议员向他举行效忠宣誓，然后又派出大量的军队将枢密院广场层层包围。这时，原定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特鲁别茨科依临阵脱逃，起义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尼古拉一世下令开火之后，一时间硝烟弥漫，血肉横飞，共有一千多起义军官兵和老百姓被打死，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之后，沙皇政府成立了“秘密审讯委员会”，对参加起义的人员进行审判。五位十二月党人领袖以特等罪被处以绞刑。有数千名起义参加者被处以重刑，有一百二十一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其它地区服苦役。
十二月党人以鲜血和牺牲在专制黑暗的俄国传播了自由民主思想，唤醒了一大批后来的革命者。他们身为贵族，却为废除自身的贵族特权，为解放他们自己拥有的农奴，为社会的进步而斗争。他们彻底地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背叛了他们曾经捍卫过的那个制度，自觉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历史的趋势联结在一起，献出了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这是令人十分钦佩的。
然而，更令人钦佩的是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崇高行为。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命令他们的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只要哪一位贵妇提出离婚，法院立即给予批准。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尼古拉一世不得不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但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对她们做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城市，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这一法令意味着：这些端庄，雍容，高贵的女性将永远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离开襁褓中的孩子和亲人，告别昔日的富足和优裕。但是这一切仍无法阻止她们，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义无反顾地追着她们丈夫的脚印，宁可在拿着武器的哥萨克卫兵的押送下被铁链捆锁着行走，也要到那苦寒的，野兽出没的地方去，守在自己的丈夫身旁。她们的意志令铁石心肠的阻拦者也不由得泪雨滂沱。当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特鲁别茨卡娅的马车冒着大风雪来到远东的伊尔库茨克省时，省长大人奉沙皇的命令规劝她回到彼得堡去，但是她说：“纵然我会死去，但并没有什么遗憾。我要去！我要去！我要死在丈夫的身边”。她在后来的回忆中是这样描述她和丈夫相会时的情景：“谢尔盖向我扑来，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阵脚镣的叮当响声使我惊呆了。他那双高贵的脚竟然上了镣铐！这种严酷的监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的痛苦，屈辱的程度。当时，谢尔盖的镣铐如此激动了我，以致我先跪下来吻他的镣铐，而后才吻他的身体”。从此亲吻镣铐的女性成为俄罗斯爱情的象征，人类的爱情因为这冷酷，冰凉的镣铐而变得更加圣洁。另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穆拉维约娃写信给她的丈夫时说，“你没有什么可请求我宽恕的。亲爱的，我嫁给你将近三年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天堂里，幸福无比。然而，幸福不可能是永恒的。爱情中有天堂，也有地狱。别悲伤，绝望，这是懦弱的表现。也别为我担忧，我能够经受住一切。你责备自己将我变成了罪犯的妻子，而我却认为自己是女人中最幸福的。。。。。。请等着我。你的泪水和微笑，我都有权分享一半。把我的一份给我吧，我是你的妻”。二十一岁的穆拉维约娃到了西伯利亚，在监狱里见到丈夫时说：“为了我们的爱情，我要永远跟随你。让我失去一切吧，名誉，地位，富贵甚至生命”。她的命运多舛。到达西伯利亚以后不久，她在莫斯科的儿子夭折，父母亲去世，女儿患病，每天她只能为自己不能亲手照料远在莫斯科的女儿而悲伤啜泣。仅仅七年后，穆拉维约娃成了第一个牺牲者。临死时，她躺在病床上，先是为丈夫和孩子做祈祷，眼泪沿着苍白的脸颊滚下。最后，她又吻别了熟睡的女儿，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她死后，三十六岁的丈夫一夜之间白发苍苍。
世上有为国家为信仰献身的志士仁人，也有为爱情殉道的痴男癫女，而十二月党人妻子们却不一样。她们并没有政治信仰，农奴，沙皇，暴动，镇压，对她们而言只是浮云，她们本来只是希望在富有的贵族家庭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们已经结婚多年，家庭和子女是她们的牵挂，少女的爱情早变成她们的曾经，青春的狂热也已是她们的不再。但是，她们永远记住她们在自己那个豪华婚礼的祭台上对万能的神发出的誓言，“无论富贵还是贫贱，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对你不离不弃，无冤无悔，生死相随，直到永远”。她们的心里只有丈夫，她们超凡脱俗，她们高贵圣洁，她们把爱情的意义升华到了时代的最高度。她们不理会亲友的规劝和沙皇的命令，坚定地走上通向严寒的西伯利亚的道路，因为她们丈夫正带着镣铐在那里艰难地生活着。三十年后，这些曾经是达官显贵不谙劳作的娇小姐，却成了西伯利亚土地上的一等劳力。她们可以持久地把握耕犁，还可以用锥子和麻绳在厚皮子上飞针走线。那时沙皇下了大赦令，她们中有人已经永远埋骨在这片寒冷的土地上，也有人披着满头白发回到了久违的故乡，迎接她们的是生疏的儿女和从未谋面的孙子。她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地渡过了，华丽的舞会，昔日的密友，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随之而来的只剩下平淡的晚年。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在把忠贞的爱情和婚姻献给自己丈夫的同时，又把本应是幸福的一生献给了丈夫的苦难事业。她们并不懂革命，也没有理想，她们有的只是对丈夫事业盲目的支持。间接地，她们为俄罗斯作出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她们的丈夫们更伟大。当然，俄罗斯没有忘记她们，多少诗人为她们写下永恒的诗句，多少平民，贵族，青年，男女把她们视为偶像。她们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这种俄罗斯文化使戈尔巴乔夫能从权力的顶峰自愿地回归于一介平民，放弃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权力，只是为了拯救这个苦难的俄罗斯民族。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们是俄罗斯民族的骄傲，然而历史啊，你每前进一步，难道必须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吗？
在叙述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同时，恰达耶夫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是近卫军的军官。恰达耶夫深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十二月党起事时他正好在西欧游历，因此幸免于难。在那段时间里恰达耶夫写了许多文章，在1836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震动了俄国社会。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沙皇不能容忍他出轨的言论，宣布他为精神病，使他无法再发表文章。近二百年下来，恰达耶夫的思想在俄罗斯已经成为俄国人的共识。但是很可惜，他的思想依然被我们大多国人所排斥，这是否就是俄罗斯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巨大差别。
当重温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事迹时，我们是否注意到，他们都是俄国最上层的贵族和精英，但为了解放农奴，推翻贵族阶级的统治，十二月党人不惜牺牲或流放，而且终身无悔。而俄国民意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列宁都声称他们是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事业。列宁把十二月党人称为“贵族革命家”，认为这是“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称“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但是恕我才浅学疏，孤陋寡闻，我只想请教，列宁等革命者家们又如何来解释十二月党人的这种颠覆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和行为呢？另外，相比如今中国社会，我不敢期待由“官二代”，“富二代”，“海归”，“知识精英”组成的中华联合军团能为苦难的中国农奴们牺牲流血，只是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够为最底层的弱者同胞发出哪怕是轻轻的一声呼喊？当我们的“精英”嘲笑俄国变制后经济发展缓慢，民生艰苦时，我在想，有着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这样文化底蕴的俄罗斯民族真的会自甘落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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