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尽管是这样，他还是想去了解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读小学高年级之后从寄居的姑妈家回到了父母身边。他乘父母不在的时候会翻找橱柜去看那几本相册，那里有父母年青时的一些照片。他看到了母亲年轻时扎着辫子，有一副大眼睛，样子很漂亮。父亲大部分照片都是神情呆板的，但有一张穿着花衬衣打花棍上街庆祝游行的照片让阿冰觉得好玩。照相册里有一张父亲的好朋友存云叔叔在朝鲜战场上穿着坦克兵服装站在坦克边上的照片，十分符合阿冰童年时期的英雄形象。而最让阿冰觉得有意思的是一张父亲在北京中央团校里的照片。那照片的背景是好几百学员站在操场上，阿冰父亲也在里面，但是看不清他的样子。走在操场中央来接见的领导人中有朱德，有周恩来。这张照片让阿冰有点佩服父亲，那是他十来岁，已经知道朱德、周恩来是什么人，而且觉得北京是个神秘的地方。阿冰还会经常去开另外一个抽屉，那里面放着好几盒子手枪子弹。是真正的子弹，黄铜色的。阿冰知道父亲刚解放的时候就去了洞头岛当县委秘书，子弹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阿冰那时想，父亲既然有子弹，那么一定也有手枪的。小时候他觉得有一支手枪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抽屉还有好多让阿冰难以理解的东西，是纺织厂里面用的纱管，数量不少，有半抽屉。阿冰一直不大明白这些东西什么用，父亲为什么要保留这些东西。后来慢慢知道了父亲在解放以前曾经在上海的一家纱厂里当过学徒，这些纱管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纪念品。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开始进入了老年，阿冰自己也进入中年了。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交谈比以前多了起来。阿冰很想从父亲那里多知道一些家族的历史，尤其是关于祖父的事情。阿冰知道祖父早年是在温州到上海的客轮上做事，他觉得父亲解放前在上海纱厂当学徒工的事显然和祖父在上海轮船上做事有关系的。祖父去世的时候，阿冰才十二岁，从来没有听祖父讲过开船到上海的故事，只知道他是个花边厂的退休工人。小时候阿冰寄宿的姑妈家和祖父祖母家都在同一条叫桂井巷的巷子里，相聚不到百米，所以阿冰会经常在祖父祖母身边。在祖父祖母居住的那个楼上房间里有一个雕花橱柜，平时上锁的。但祖父年纪大了后变得健忘，经常会忘了锁柜子，所以阿冰有几次在柜子不上锁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外国杂志，上面有很多奇怪画片，有一个长着仁丹胡子的男人，把一柄有白色物体的调羹送到一个半露着乳房的女人嘴里。这张图片给了阿冰最初的性幻想，成了影响他一生的性意识源头。柜子里面还有个木匣子，里面有很多花花绿绿的钞票，上面有孙中山的头像。阿冰那时知道这是过去的钱，不能用来买东西吃了，后来知道这纸钞叫金圆券。那以后，阿冰的脑子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爷爷戴着一顶水獭皮的皮帽子，神色呆板坐在一个墙壁上贴满金圆券的房间里。这个意象在爷爷死后多年也就是阿冰进入四十岁之后变得更加清晰，时常在梦境中出现，像一幅达利画的怪诞画。
阿冰家里还有一条绿色的旧羊毛毯子，像是军用的。之前阿冰以为这是父亲早年在洞头工作时获得的，但在母亲去世后那年他才听父亲说这条毯子是爷爷谋事的那条往返于上海温州之间的轮船上的物品。爸爸说爷爷那个时候是在这条船上当茶房的头目。解放前夕，这条海轮准备开往台湾去。船员要是愿意去台湾就跟船去，不愿意去的话船东也发不出遣散费了，但他们可以在船上拿几样东西回家。爸爸说爷爷没有选择去台湾，就从船上拿了几样东西，这条毯子是其中之一。在最近的几年里，阿冰还知道了祖父在娶父亲的母亲之前，在上海还曾经有个妻子，至少有一个女儿。父亲和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家里是有联系的。阿冰目前知道的就这些。随着年纪增大，他对寻找自己血缘根源的兴趣加浓了。他想着父亲在上海的姐姐的后人和他是有同样血缘的，也许他得向父亲详细了解一下，日后可以保持联系。现在，他和父亲坐在一起，本来正是说这些事情的好机会，可是父亲的情绪非常低落，不想说话。
正在这个时候，父亲的电话响了。现在父亲都不愿意接电话，通常是妹妹先接电话，如是是他愿意说话的人他才接过电话说几句。但是这一次他还是拿起了电话。阿冰听到父亲和电话里的人说起了上海话，但说了一句就让妹妹来接了。妹妹咕哝着一定是那些推销保健品的人，准备听一句就回掉。但是她听了几句之后，听出了是父亲那个上海姐姐的女儿打来的。前些日子上海亲戚打过电话给父亲，所以妹妹知道是她。说起来，上海的这个亲戚是阿冰兄妹的表姐了，所以妹妹在电话里称她为姐姐。上海的表姐说，她和她的妹妹已经订好了明天上海到温州的火车票，下午三点就到温州，问妹妹到车站后怎么才能到父亲的住家。妹妹一时还没明白过来上海表姐来看父亲是件大事，回答她们说本来她应该去车站接她们，可是因为她不会开车，老公明天上班，所以没办法去车站接她们。对方说没关系，她们自己坐公交车过来就是。妹妹便详细给她们讲解了如何坐上第68路车，在哪一站下来，到站后如何联系，讲了好久才放下电话。阿冰一直在边上听着，在妹妹放下电话之后，他就觉得让上海来的亲戚自己乘坐公交车过来会太怠慢她们了。他跟妹妹商量了一下，说还是他去火车站接她们为好，然后带她们坐出租车回家。于是妹妹再给上海的亲戚打了电话，说她哥哥正好来了，说可以去火车站接她们。上海的表姐听了很高兴，她知道阿冰是在美国，说这回能见到太好了。于是就报了手机的号码，说好明天见。
正在父亲情绪如此低落、屋子内充满了沉闷之气的时刻，上海的亲戚突然要过来探望，这让阿冰觉得一阵新鲜感。他觉得上海来的亲戚也许会让父亲精神振作起来。而且，她们的到来也可以打开他心里猜想的祖父上海生活之谜大门。
果然，父亲的情绪开始好转，话多了起来。他说起了这个打电话来的是付丽春，她是两姐妹中的姐姐，是在江南造船厂的技校当老师的，她的丈夫是江南造船厂的工程师，但是她和他离婚了。父亲还说起了以前到上海是付丽春的丈夫帮助他买到了一部凤凰牌自行车，阿冰想起的确有这事，他退伍回来那年，爸爸从上海带来一辆自行车，说是亲戚帮助买的。那时国内商品还很短缺，凤凰牌自行车在温州很难买到。阿冰看父亲心情不错，便问起了他解放前在上海纱厂当学徒的事情。父亲的脸上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光彩，他显然进入了记忆的深处，一些沉积很深的记忆碎片浮现了出来。他突然说自己有一个白天在纱厂上工的时候，逃出来到大世界去看梅兰芳的京剧演出。阿冰吃了一惊。因为他以为父亲在上海纱厂当学徒就是过着像夏衍写的《包身工》里所描写的那种可怕生活，父亲怎么会可以跑出来去看梅兰芳的京戏？而且是大世界里面，那可是有钱人去的地方。阿冰又侧面地问他那时他住的地方怎么样？是不是那种很窄小的“笼子间”？父亲连说不是不是，他住的是一座大房子，还有仆人。阿冰觉得父亲的记忆可能有些错乱的，有些妄想症的倾向。父亲接着说了另一件事，说有一次爷爷做事的那条温州到上海的轮船在海上着火烧沉了。他从《申报》上看到了消息，以为爷爷这下一定遇难了。可几天后爷爷又出现在上海，他那天没在船上，现在他换了一条船了。父亲接着又说爷爷带他去上海纱厂做工是要他学习纺织技术，将来自己开纺织厂。父亲这天断断续续吞吞吐吐说了不少事情，全是一些记忆碎片。他的话语已经缺乏逻辑性，但是阿冰越发觉得那是一些真实的记忆。他感觉在父亲的脑子里，一定还有许多上海记忆，而这些都是他所不知道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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